刘易斯拐点和“民工荒”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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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

近年来，民工荒现象越发严重。本文对刘易斯拐点和民工荒现象关系进行了分析，并且对民工荒的成因和对策进行了探讨，希望对解决民工荒问题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

刘易斯拐点；民工荒

一、文献综述

“民工荒”现象从本质来讲，是经济二元结构下，劳动力从城市回流到农村的过程。与劳动力迁移相关的理论涉及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即刘易斯拐点问题。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方式产生二元结构，即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将刘易斯模型划分为三个阶段，认为刘易斯模型经过两个转折点，现代部门将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时，二元经济结构转为一元经济结构。托达罗从人口流动角度，解释收入差距，城镇失业的原因。国内众多学者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对民工荒现象以及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进行激烈探讨。蔡（2008）《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认为，我国劳动力供给呈下降趋势，导致相关企业劳动力短缺，因而我国刘易斯拐点也相应到来。大启二郎（2006）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骤减，劳动者实际工资上涨，已经达到刘易斯转折点。相关学者有相悖的意见。张宗坪（2009）认为民工荒是由于“劳动力资本权利博弈的结果”，不能直接推导出我国进入刘易斯拐点。刘铮（2007）认为劳动力回流由于国家的政策，是农民工在比较优势下追利的结果。还有相关学者从结构不平衡角度解释民工荒现象。白南生（2009）从结构角度研究，提出年龄/性别结构说和地区差异说，认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和本地非农就业比重合计各地相差极大”，表明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结论有待商榷。

上述文献主要是国内外对劳动力迁移过程中出现的现象研究和探讨。本文将结合刘易斯模型，对我国出现的民工荒现象进行阐述，并提出相关研究对策。

二、刘易斯拐点和“民工荒”现象

（一）刘易斯拐点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到“二元经济”发展模式。首先假设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包括一是以传统农业为代表的“维持生计”部门，二是“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是工业部门和城市。

图1 刘易斯简易模型

如图1，横轴代表劳动力供给数量，纵轴为工资，AD为需求曲线，AS为供给曲线。当土地边际生产率为0或者是负时，农民收入为K0时，工业部门只要提供大于或等于农民的平均收入，即K1就能吸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加入工业部门。当有OL1个劳动力加入工业部门，由于只需要付少量的工资，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为K2EL1O，其中K1EL1O为企业付给劳动者的薪酬，K2EK1为工业部门获得的利润。这些利润被工业部门用来扩大再生产，劳动力增加到OL2，劳动力价格上涨，由K2到K3，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所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进入工业部门，供给曲线上斜，这时企业为了获得更多劳动力，工资上涨，劳动力从富余状态到短缺，这时二元经济结构转为一元经济结构。刘易斯拐点到来意味着，低廉的劳动力优势的丧失，企业从生产要素中获得的价值减少，只能通过产业的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产品的竞争力。

（二）民工荒现象

民工荒，指用工短缺现象。《南方周末》报到，从2001至今，中国两次出现人口回流现象。第一次回流是2003年间，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特别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制造业，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但持续时间和波及范围较小。第二次回流从2006至今，据统计，2006年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劳动力缺口达300万。刘洪银（2007）根据广东省劳动厅调查显示，女工缺口为1.33：1，高级技工的缺口为1.68：1。2009年，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供求报告显示，7月份，企业需求为60.3万人，同期市场只供给35.4万人，缺口为24.9万。2013年，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数据显示，第一季度，其检测的99个城市中，求人倍率为1.07，江苏省求人倍率为1.22，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0.10，安徽省全省求人倍率达到了1.5。2014年春节后广州用工缺口达12.33万。相较于第一次回流，这次的民工荒有着不同的特征。一是范围扩大，不仅沿海制造业用工荒严重，中部地区也有明显现象。据中国行业研究网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武汉缺工量首次突破10万人，广东缺工量高达120万人，河南一企业月薪5000元招不到软件工程师，安徽用工市场出现“一人难求”局面等。二是时间跨度长。之前的民工荒每年春节后出现，而这次用工荒从2009年持续至今。三是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并存。据《北京日报》报道，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截止4月19日北京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为28.24%，不足三成，就业形势严峻。综上所述，民工荒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刘易斯拐点和民工荒现象

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引起众多学者将其与刘易斯拐点联系起来讨论。对于民工荒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呢？笔者认为不能轻易判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首先，根据刘易斯拐点的含义，劳动力工资上涨，是由于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完全吸收。劳动力供给不变情况下，企业只能通过不断涨工资来维持人才不被流失。但目前我国情况远非如此。一方面，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现用工荒，如果企业提高员工的工资水平，仍然会招收到大批农民工，供给会源源不断。另一方面毕业大学生就业难。西南财经大学调研指出，2012年6月中国城镇失业率达到8.05%，其中大学受教育程度的青年劳动者失业率高达16.4%，远超7%国际警戒线。据《北京日报》报道，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699万，截止4月19日北京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为28.24%，不足三成，就业形势严峻。2012年1564岁适龄劳动人口为10．0283亿人，占总人口74.1%。从总体看，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依然存在。其次，刘易斯拐点到来的一重要标志，农村劳动生产率相近于工业劳动生产率。但是我国目前情况相差甚远。2012年农业就业人口占劳动力总数的33.6%；工业占30.3%，服务业36.1%。但是，农业创造的GDP仅占GDP的10.09%。工业创造的GDP占45.31%，44.59%的GDP由服务行业提供。由此看出，农村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村还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释放。从上述得出结论，我国的民工荒现象并不意味着劳动力短缺，实际上，我国农村仍有庞大的剩余劳动力。2012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有2.58亿人，据专家估计，我国现阶段还可解放1.5亿2亿的剩余劳动力。民工荒现象不是由于刘易斯拐点到来导致。

三、民工荒成因

那对我国出现的民工荒现象，笔者对其出现的成因进行探讨，总结以下几点因素来解释民工荒出现的原因。

（一）结构性矛盾

1.年龄结构矛盾

我国将1564岁期间的人口认为劳动适龄人口。而大多数企业招收的农民工年龄在1645岁之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计算，我国1645岁农民工只占农民工总数的65.5%，钱荣生（2009）认为45岁以上的农民工只占总数的6.3%。超过45岁的劳动力成为主要的剩余劳动力。

2.文化结构矛盾

用人单位在招收员工时，受教育程度成为应聘的一道门槛。2013年，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990家企业进行调查显示企业对劳动者文化程度的要求出现明显层次分化，技职校及初中文化程度需求占比为66.7%，仍为主流需求。西安市职介服务中心对西安市2014年第一期企业春季用工需求调查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160家企业中，九成以上的企业对求职者的文化程度提出要求。92％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的文化程度提出要求，比去年提高了4％。其中75％的岗位要求求职者达到高中以上文化程度。钱荣生（2009）指出长三角16城市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了75.3%。使相当部分的农民工返回农村。2.农民工进城成本增高，阻碍释放农村剩余生产力

影响农民工进城的一大重要因素是工资，我国农民工工资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虽然近些年，农民工工资有所增长。2005年，北京最低工资标准为580元，截止2014年2月，北京最低工资标准为1400元，增幅141%，虽然增长迅速，但是不断增长的物价和消费水平，在北京的高生活成本下，农民工实际上获得的是名义工资，实际工资没升反降。其次，很多农民工未与用工单位签订用工合同，没有获得任何社会保障。《中国2011年人力社保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1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2.5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6亿人。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为4140万人，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为4641万人，不到1/5的参保率，意味着大部分农民工无法获得同等的社会福利，提高了农民工的进城成本。

（二）政府的惠民政策，农民工趋利选择

近年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对农民定制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对农业生产服务方面的税收优惠；对农民依法开发荒地、滩涂的税收优惠；对农业科研单位培育新品种税收优惠和农业灾歉和社会减免税收优惠。此外，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屠宰税和特产税。一系列税费取消直接减轻农民的负担。同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提高对农业技术的研究、上调扶贫标准、开辟返乡农民工创业“绿色通道”、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加大补贴、家电下乡活动。农民发现留在家乡获得的收入高于出去务工的实际收入，更多的农民选择留守。这一行为促使农民工的回流，企业用工荒现象严重加剧。

四、结论及相关对策

（一）我国“民工荒”主要由于结构性矛盾导致，我国特殊的制度，政府优惠政策，使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未能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我国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农村仍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二）对于如何解决“民工荒”问题，给出下面几方面的建议。

1.政府建立健全工资保障制度

现今，物价上涨的经济水平下，企业为了保留更多的利润，不愿提高农民工的工资，迫使农民工在低工资下，“用脚”来投票，自然民工荒越发严重。笔者认为，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是解决民工荒的关键；其次建立健全工资保障制度。政府加大监督力度，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制止，打击，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2.加快制度转变，促使企业技术升级

首先加快制度创新，消除二元结构，降低农村就业人口比重，取消户籍制度，降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其次，企业要增加对科技研发的经费，吸纳更多的高科技人才，对技术的创新；对员工进行技能培训，提高劳动生产率；政府加大对私企的扶持，增加市场的活力。另外，对企业文化的宣扬、学习，加强员工对企业的认知，增强企业认同感和归属感。

3.提高农民工自身教育和技能

我国农民工普遍受教育文化程度低，并且缺乏专业技能，不能满足企业用工要求。因此为了改变现状，一方面农民工在正式工作前，积极接受政府和企业的专业技能培训。另一方面农民工应该高度关注下一代子女的教育问题，包括提高知识文化水平和道德教育观念，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除此之外，对新生代的农民工教育，清楚认识自己，改变不愿从事一线工作，追求享受的态度。

4.完善市场发展，加强信息服务

农民工在求职过程中，很多是通过别人口头相传的方式了解到企业招工方面的信息。相当一部分企业缺工情况严重，但是农民工不了解相关情况，使需求与供给难以相匹配。市场应加大对农民工的信息服务，及时企业招工信息，同时与劳动力加强沟通，形成就业服务中介机构，加大企业与农民工的匹配程度。

参考文献：

［1］鲍震宇.刘易斯拐点与中国的民工荒现象分析［J］．经济论坛201110

［2］包小忠.刘易斯模型与“民工荒”［J］．经济学家20054

［3］周志坚.“民工荒”与“刘易斯拐点”―以兰溪市农民工供求和工资情况的调查分析为例［J］．当代社科视野，20083

作者简介：

王晓兰（1989－），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数量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金融计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