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的“人非人”形象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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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敦煌莫高窟的人形有翼兽有多种称谓，“人非人”即是其中的一种。但是，这类形象并非局限于一时一地，在洛阳、西安、太原等地都有发现，其含义与名称也各不相同。南北朝是佛教、儒家礼教、道教、祆教等杂糅共处的时代，莫高窟的人形有翼兽恰好就处在一个交叉点上。不同的信仰者均使用了同一类图像，这就使研究者产生很大分歧，在图像与观念、实物与文献之间不断产生困惑。正如早期基督教艺术对希腊罗马异教图像的篡改一样，汉地旧有的神灵图像也在佛教、道教、袄教图像的建立过程中被挪用和更改，这是莫高窟的人形有翼兽带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莫高窟；石雕形象；人形翼兽；“人非人”
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1）06—0166-04
莫高窟神怪画中有一类人形翼兽，嗔目，大口，虎爪，背生羽翼（蓝色、绿色或红色），上身，下身着短裤，有角（或无角），持物（或不持物）。这类神怪形象比较统一，但由于动作、操持的道具及所处位置各不相同而有着不同的称谓。
1 从石窟寺现场看，这些神怪或击连鼓、礔闪电、嘘云气，或护卫云车、飞奔腾跃，蹬踏抓爬，形形，种种不一。查考资料，这类神物大致有以下名称，如“人非人”、“紧那罗”、“计蒙”、“飞仙”、“乌获”、“雷神”、“礔电”、“方相”、“夜叉”、“和夷罗洹阅叉”（即执金刚神）和“畏兽”等等。这些名称背后隐含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如“计蒙”来自《山海经》；“方相”来自上古流传的“时傩”以及葬礼中流行的打鬼风俗（《周礼·夏官·司马》“方相氏”条），“乌获”来自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人非人”、“和夷罗洹阅叉”则来自佛典，等等。在释读这类图像时，由于学者的出发点不同，所以同一个形象往往有多个名称。在《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中，前面提到的人形有翼兽被称作“人非人”，或被称作“雷神”、“乌获”等。史苇湘先生使用了“人非人”这个词，用以指代敦煌莫高窟第285窟的有翼人形兽。
《佛学大辞典》对“人非人”有两种含义的解释：（1）人与非人之并称。“非人”谓天龙八部、夜叉、恶鬼王众等。（2）乐神名。乃天龙八部众之一，为印度俗神紧那罗（梵Kimnara）之别名，以其形态似人，而实则非人，故称人非人。又作紧捺罗、紧陀罗、真陀罗、紧捺洛、疑神、歌神等。彼等虽非人类，然参诣佛陀时，皆现人形。（《法华玄赞》卷2、《玄应音义》卷3）。《佛学大辞典》“紧那罗”一条解释：“梵名Kimnara，巴利名Kinnara，又作紧捺洛、紧孥罗、紧担路、甄陀罗、真陀罗，或称歌神、歌乐神、音乐天。Kim！为疑问词，nara为人之意，意译作疑神、疑人、人非人。原为印度神话中之神，后被佛教吸收为八部众之第七。《华严经·探玄记》卷2载：此神形貌似人，然顶有一角，人见而起疑，故译为疑人、疑神。彼具有美妙的音声，能歌舞。《华严经疏》卷5载其为天帝之执法乐神。大乘诸经中，佛说法之听众中常列其名。于密教，为俱毗罗之眷阿阁梨所传曼荼罗图位中，位居北方第三重。于现图曼荼罗，在外金刚部北方，摩侯罗伽众之北有二尊紧那罗，俱呈肉色，其中之一于膝上安置横鼓，另一于膝前安置二竖鼓，俱作欲击鼓之势。观世音菩萨为济度众生，而顺应各种机类示现三十二种形相（即三十二应），其中第二十九即为‘紧那罗应’。（后秦释）僧肇《注维摩诘所说经》“紧那罗条”：“什曰：秦言人非人，似人而头上有角。人见之，言人耶非人耶，故因以名之，亦天伎神也。小，不及乾闼婆。”
按照佛教经典，“人非人”是乐神的专称，但同时也泛指天龙八部。据刘宋景平年（423-424）《舍利弗问经》记载，天龙八部为：天神、虚空龙神、夜叉神、乾闼婆、阿修罗神、迦娄罗神、紧那罗神和摩喉罗伽神，而它们统称“人非人”。总的来说，“天龙八部”名称不尽相同，但“人非人”的说法相对稳定：一是天龙八部，或天龙八部、夜叉、恶鬼王众的总称。只要和人混在一起听法，幻作人形的都叫“人非人”。二是“紧那罗”。
史苇湘先生用佛典解释了莫高窟人形翼兽，但佛典对“人非人”的描述与敦煌莫高窟图像不尽吻合。因此，也有学者用“畏兽”来指称这类形象。姜伯勤先生说：史苇湘先生定名为“人非人”者，长广敏雄氏称为“畏兽”。考285窟南披天顶畏兽确只有一角，当为人非人。而249窟畏兽头上有两只角，此种或可径称为“畏兽”。
据《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姜伯勤先生的实地勘查以及笔者的现场考察，敦煌莫高窟人形翼兽形象主要出现在以下几处：西魏：285窟、249窟、288窟和431窟；北周：296窟；隋：420窟、419窟、276窟和305窟；初唐：322窟和329窟。另外，北周第297窟还有一个羽人，除人面外，其余皆同，似乎也可归在这一队列。
为了从整体上了解这些人形翼兽，现将以上各窟相关内容列表或陈述如下。
（1）西魏：第285窟。各类形象位置及特征，如表1：
（3）西魏：288窟。窟顶东披：怪兽、人非人。
（4）北周：第296窟。龛外北侧：东王公（或帝释天）一铺，侧有人非人。龛外南侧：西王母（或帝释天妃）一铺，侧有人非人。
（5）隋：第420窟。藻井四角：人非人（四身）。第419窟。后部平顶：人非人。第276窟。窟顶西披：人非人（二），西夏修补。第305窟。窟顶藻井南披：西王母（或帝释天妃）一铺，人非人二。窟顶藻井南披：东王公（或帝释天）一铺，人非人一。藻井四周：人非人四身。
（6）初唐：第322窟。西壁外层龛顶：一佛二弟子，人非人二。
莫高窟出现的有翼人形兽，敦煌研究院的著录多称“雷神”、“雨师”、“乌获”和“人非人”，不称“畏兽”。
给尚未确定的形象定名，常用两个方法：一是明确主题，通过相关故事、经典为图像定名，例如用佛教、祆教经义或神名来检查形象。二是追查形象来源，然后结合原始文献考订名称。宿白先生对莫高窟285窟的考释和孙作云先生对敦煌神怪画的解释，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史苇湘先生融合这两种方法，并强调了敦煌自身的历史情境和本土画家的创造性。如果能找到第一手材料，对主持洞窟开凿、造像的赞助人的心理动机，对参与制作的画师、艺匠的姓名、稿本、周样有所说明，那么秘密基本迎刃而解。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都可遇而不可求，除了有限的材料，残损的历史记忆有时候还需要想象力进行修复。
关于敦煌285窟的“人非人”，宿白先生说：“此类怪物首见于汉画像石，如武梁祠和沂南汉墓壁画，六朝以来极为流行，为梁齐碑边和北魏墓志所习见。北魏正光三年（直阁将军辅国）将军长乐冯邕之妻元氏墓志中记其名称甚多。按此窟所绘依其奔腾嘘气之状，似即《山海经》所记计蒙等象征风雨之物。《山海经》卷5《中山经》：‘光山……计蒙处之，其状人身而龙首，恒游于潭渊，出入必飘风暴雨。……风山……有兽焉，其状如彘……见则天下大风’。”我们认同宿白先生的见解，但仍然感到不满足：一则是因为元氏墓志中提到畏兽名称有些无从稽考，二则武梁祠和沂南汉墓壁画中的畏兽和六朝畏兽图像仍然有极大区别。
查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19世纪二三十年代，黄河两岸曾出土过相当一批含有畏兽图形的墓志。而且，除了碑边、墓志、石棺线刻之外，这类畏兽在窟龛石刻中也同样存在，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南北响堂山和巩县石窟室的畏兽浮雕。陕西出土的一尊石佛佛座处也见到了肩抗牛的畏兽像。
在北魏墓室刻石中，畏兽出现了稳定的形象和详细的称谓。如宿白先生所言，目前已知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公元522年（正光三年十月廿五日）“魏直阁将军辅国将军长乐冯邕之妻元氏墓志”。此刻石共有18个畏兽形象，志侧有畏兽题铭，分别为：攫天、蛤螭、拓仰、拓远（志盖部分），挟石、发走、攫天、啮石（志上），挠撮、掣电、懽憘、寿福（志下），乌攫、礔电、攫撮（志右），翅光、捔远、长舌（志左），每个题铭对应一个形象。另外，《文博》2005年第1期上有一篇报道，提到了一件畏兽图案石棺，上面刻画的图形和元氏墓志类似，并留有榜题位置，可惜文字部分是空白。
关于元氏墓志畏兽题铭，卜寿珊认为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她说：“这些怪物的定名作为一个系列，至今尚未在任何一部已知文献中得以确认，而他们同文学作品的联系又非常有限。……这种事实暗示出：其中一些定名是当场由某个图案设计师或雕刻者即兴所书，也许他误解了这些定名在南方的用途，这些定名中牵强的特征非常明显”。关于元氏墓志畏兽的图像渊源，她认为是起源于南方——如南京萧宏墓碑上的畏兽。来自南方的汉化“浪潮”到达遥远的大西北，到达敦煌，“这种撞击在公元520年左右的北魏元氏墓志上留下了痕迹”。关于元氏墓志畏兽的性质，她认为脱胎于汉代的雷神、风神，而且，“沂南墓的怪物正是南朝那类武装怪物的先祖”。
西方学者喜欢强调畏兽的汉地渊源，有趣的是，中国学者却频频强调畏兽的“西方”属性。如施安昌先生认为，这些题铭和祆教有关。元氏墓志中一些畏兽名称与中亚神祗有可能存在对音现象，也就是说这些神兽可能是外来的。而姜伯勤先生也多次指出畏兽和伊朗翼兽图像之间的关系。
显然，敦煌莫高窟的“人非人”并非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孤立图像，而且此类形象也在其他文化形态中多次出现，如信守儒家礼仪的北魏贵族的墓室、护祆“萨宝”的墓室中等等，都出现了人形翼兽壁画或石刻线画。在这些地方，人形翼兽形象相对稳定，但学者赋予它的名称却纠缠错乱，除元氏墓志有题铭外，其他都很混乱。
南北朝是佛教、儒家礼教、道教、波斯火袄教等杂糅共处的时代，畏兽图像恰好就处在一个交叉点上，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复杂。不同的教义、不同的信仰均使用了同一类图像，这就使研究者产生很大分歧，在图像与观念、实物与文献之间不断落入陷阱。东汉之后，中国的上古神物灵怪形象逐渐隐退。正如早期基督教艺术对希腊罗马异教图像的篡改一样，汉地旧有的神灵图像也在佛教、道教、袄教图像的建立过程中被挪用和更改。最大转折点是初唐，佛法大盛之后，佛教、道教的神名及图像谱系渐趋稳定，这一点正好可以在莫高窟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