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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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参加在柏林举行的“新经济思想”会议，勾起我对1967年夏天的回忆：当时还是一个穷学生的我来到柏林，望着那面见证了多年文化浩劫的柏林墙。如今，德国人民用辛勤的汗水令柏林重焕生机，它再度成为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范式迷失”（Paradigm Lost），绝大多数参会者认为新古典理论的旧范式已失灵，但对于什么样的新理论可替代尚未达成一致。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始于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现在升级为欧洲债务危机，这已暴露出当前经济分析框架的问题。学术分科变得过于专业和分立，但无法否认的是，世界已经变得极为复杂，没有一个简单的统一理论能解释复杂的技术、人口、环境和社会的范式转换。

新兴市场的崛起，是对西方演绎法与归纳法逻辑的挑战。西方思想一直是溯因式的，从实用主义到“猜测”下一步是什么。演绎推断法能使我们在已知原理（规则）和起因时预测出影响。归纳推理法是根据起因和影响，推断其中的原理。溯因推断法则更为实用，仅通过结果（影响）猜测背后的规则并诊断出起因。

所有的理论（就像历史）都是胜利者写的，用来为自己的成功辩护，因此都会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自由市场思想脱胎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些移民到新大陆与殖民地的幸运儿，大可假设消费是不受限制的。而对于承受着人口压力和急需社会秩序的欧洲大陆，其思想则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

在19世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深受牛顿和笛卡尔物理学的影响，从数量分析转变为通过假设理和排除不确定性来“数量化”人类行为。这种认为市场总是会自我纠正的预定“均衡”导致了大萧条时期的政策瘫痪，直到凯恩斯建议使用政府干预应对失业和产出缺口为止。

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一般均衡学派假设“金融只是实体经济的一层面纱”，用实体部门模型来阐释凯恩斯经济学，从而无法看到金融对稳定的破坏作用。明斯基尝试对此进行修正，但随着米尔顿・弗里德曼对自由市场和最小化政府干预思想的推动，他的工作很大程度上被我们忽视了。

在21世纪的前十年，技术、人口和全球化带来了全新的巨大挑战。随着发达市场通过衍生金融的杠杆融资进行过度消费，全球70亿人口中有40亿人开始进入中等收入阶层，产生了对全球资源的巨大需求，带来了气候变暖和生态平衡难题。

我们需要新的范式思维，来应对这些巨大的系统性转变，并推进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与现代世界的融合。

在1987年，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英文“世纪新版”序言中阐述道：“随着世界步入现代社会，面对着内外压力的大多数国家，需要进行自我重构，从以农业为基础的治理模式，转变为一套以商业为基础的新秩序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个更新的过程会影响社会的顶层和底层，因此重建二者之间的制度关系无疑至关重要。可能要花上数十年才能完成重建的工作。”

在这一大历史观下，我们可以将当前日本通缩、欧债危机、甚至“阿拉伯之春”等看做是在新的全球多极体系下，彼此互动的复杂系统的变革阶段。

我们看到，国与国之间财富与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却发生着国家内部收入、财富与知识的巨大分化。所有演化中的自适应系统都要面对秩序与创造力的矛盾。20世纪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极富预见性地阐明了这一点：“安全和公正需要集权的政府控制，如果要使之行之有效，它还必须扩大到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相反，进步则需要最大范围地发挥与社会秩序相容的个人的创造力。”（《权威与个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三重矛盾的时代：既担心通胀又担心通缩；既有空前繁荣又有不平等加剧；既有技术进步又有资源耗竭。

真正的范式失灵在于，现有的政治体系承诺我们不付代价就能有好的工作、可靠的治理、可持续的环境与和谐的社会。它看似“天堂”，但其中个人、国家和全球层面中自私的搭便车者，必须靠牺牲自然和社会环境才能平衡。

我们不能靠货币创造无休止地推迟这一平衡的痛苦。只有当富人愿意为穷人做出牺牲时，系统稳定才可能实现。

现在，是达成新柏林共识的时候吗？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