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中国帝制时代宫廷与宫廷政治的形成及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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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宫廷政治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客观存在，宫廷政治的中心是皇帝与皇帝权力，是围绕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国家中枢政治权力，也是国家中枢政治与中枢政治体制的运作状态，是围绕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运作而存在着的一整套政治结构及其政治体制，是服从、服务于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宫廷内外、朝廷上下的权力系统。在宫廷政治结构中，君臣关系是最常态的一对权力关系，它体现出上下等级结构的划分。构成宫廷政治结构的君臣与君臣关系，并不是单纯指代皇帝与朝廷臣僚，以皇太子为代表的东宫权力系统之亦君亦臣、非君非臣的独特地位，对宫廷政治格局的面貌造成了显著影响。同时，本文还从都城选址与宫廷建筑等讨论了宫廷政治运作的空间概念，即宫廷政治发生的空间舞台。

【关 键 词】宫廷政治；皇权；都城；国家安全。

【作者简介】任士英，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

代史、公安学研究，近期致力于研究中国警察史与警察制度等。

中国帝制时代，宫廷政治的核心构件是通常所谓的宫廷或者朝廷，其组成乃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最高政治权力，亦即围绕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运作而存在着的一整套政治结构及其政治体制。在一定意义上说，宫廷政治也是国家中枢政治与中枢政治体制的运作状态。宫廷政治的演进其实就是在一个特定时空中表述国家最高权力的运作及其运作状态。因此，宫廷政治的中心乃是皇帝与皇帝权力，是围绕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国家中枢政治权力，是服从、服务于皇帝权力而存在的宫廷内外、朝廷上下的权力系统，包括了后宫（后妃）权力系统、东宫（皇太子）权力系统、朝臣（辅政）权力系统，甚至包括了内侍（宦官）权力系统，等等。因此，宫廷政治虽然以宫廷为空间背景，但是绝对不是仅仅属于后宫系统的后妃装扮之后演唱的独角戏。

事实上，所谓宫廷政治的内容并不是仅仅在帝制时代才独有，自从“禹传子，家天下”之后的夏王朝，君主、君长的概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就固定了，商代国君之“予一人”、周之称谓“天子”以及人们耳熟能详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等等，莫不给我们展示出宫廷政治的真实内核。不过，中国帝制时代与夏商周时代尤其是周天子时代的国家制度和社会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的差异还是比较鲜明的。尽管诸如宗法制之下的世袭制度等，不仅是维系商周时期国君制度的重要制度，而且在维系帝制时代皇帝制度的法统地位中，它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商周时期与帝制时代所展示出的宫廷政治格局及其宫廷政治的内容与色彩仍有若干差异。特别是宫廷政治的构架与面貌以及保持之、维护之的一系列国家制度，仍然是在帝制时代更突出、更完整，同时也因为帝制时代宫廷政治的演进时间很长——自秦始皇创建皇帝制度以后延续了两千余年，一直到辛亥革命帝制，清宣统皇帝退位。

宫廷政治演进之中，最大的跨越是王朝的更迭。帝制时代的王朝更迭，按照一般的时间顺序乃是所谓秦汉、魏（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夏金、元明清。从今天的角度论，王朝的演进与国姓的变幻于时势均可谓不可逆转，在事态可谓波澜壮阔。然而沧海桑田，对于所谓宫廷政治而言，往往又只是角色的转换，而对于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运作而言，也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已。因此，每一王朝之宫廷政治虽然有其不同时期的结构状态和运作模式，但是无疑均是在王朝更迭频仍的背景下演进的。

一、关于宫廷与宫廷政治

宫廷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与密隐、神秘与刀光剑影难分难舍。其实，宫廷的本意就是房室之内。宫，本来就是房屋的称呼，也做内室；宫廷也做“宫庭”，《荀子·儒效》篇所谓“是君子之所以骋志意于坛宇、宫庭也”。廷又做“庭”，门屏之内的意思[1]。到后来，宫廷则成为帝王之居所的专称。据《事物纪原》引《苏氏演义》对于“宫”的说法：“中也。言处都邑之中也。”因此，从建筑的角度说宫廷就是帝王生活的建筑群。在这一意思上说，宫廷也被称为宫室。

宫廷称为“宫室”，主要是从建筑的规制而言，一般代指一个建筑群，最后专指帝王的居室。宫室之前曰“庙”，后曰“寝”，寝侧两边的小门曰“闱”，建筑物前部对外敞开的部分又被称为“堂”。“堂”原意是相对内室而言。堂可以泛指天子和贵族、士大夫的居处建筑。因此，“庙堂”也时常被后人代指朝廷。因为宫城侧门称为“闱”，后宫嫔妃之居被称为“宫闱”。

宫廷也称宫殿。殿，本意就是形制高大的房屋，即《苏氏演义》所谓“共也。取众屋拥从，如军之殿”。也就是在一个建筑群中规制比较高大突出的房屋。大概在秦孝公时就将天子之居称为殿。俗称的“金銮殿”就是此意。宫中禁卫森严，臣下不得随意出入，宫门九重，故又有宫禁之说。因为宫城门阙规制壮观，又常常以“宫阙”代称。

显然，寻常词语因系帝王之居就超越了建筑的物化内容而被赋予特定含义。宫廷也就成为对帝王、对帝王之家、对朝廷、对皇帝制度的代名词。

政治乃国家权力的活动。宫廷政治是围绕宫廷也就是皇帝而开展的权力活动，也就是围绕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运作而存在的一整套政治结构及其政治体制。在一定意义上说，宫廷政治也是国家中枢政治与中枢政治体制的运作状态。

简单地说，当宫廷被视为一个建筑群时，它是对帝王之居的称呼。当超出了物化的范围而被引申时，宫廷就是对帝王或者与帝王相互关联的物事的代称。宫廷政治则是对皇帝或者皇权为核心的国家与国家政治的称谓。

二、宫廷政治空间概念的形成

中国宫廷政治的演进及其运作的根本需求是确保国家最高权力的安全与有效。因此，在宫廷政治的范畴之中，皇权的安全与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权力的安全，一是权力的合法性也就是法统地位的确立，二是在权力运作过程中的权威与尊严的确立，第三才是权力的有效性。权力的稳定则是对长治久安的追求。正是由于帝制时代频频发生的王朝更迭与权力易手，才使这一安全与稳定的需求显得更加迫切。宫廷政治运作的真谛与内涵也在于此。当一个王朝的存在被提升到国家（其实是政府即Government，而不是State，更不是Nation）与政权安全的层面时，我认为有必要强调的一个逻辑关系是：国家安全之首端在于京师之安全，京师安全之首端在于宫廷之安全，宫廷安全之首端在于皇帝之安全，皇帝安全之首端在于皇权之安全，皇权安全之首端在于法统之安全。法统之安危存废则在于制度，其中不仅在于制度是否具有合法性与权威性，也有赖于保障制度之权威与合法性的一整套体制与机制是否具有正常效能与作用。

因此，围绕宫廷政治的一系列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内容就显得异常重要，其制度运作的安全与权威、尊严也就异常重要。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何以与宫廷相互关联的那些制度与物事均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突出皇帝的存在、显示皇权的威严与地位。

由于宫廷政治的发生与国家最高权力密不可分，也就必然与皇帝（朝廷）须臾难离。那么，宫廷政治发生的空间则必然与都城密切相关。因此，宫廷政治之空间概念的形成，必然首先在于都城。都城即一国之首要都邑，即首都，又称京师。据《白虎通》：“京师者，何谓也？千里之邑号也。”据《公羊传·桓九年》传：“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也。”又据《独断》：“天子所居曰京师。京，水也。地下之众者莫过于水，地上之众莫过于人。京，大。师，众也，故曰京师也。”[2]简单而言，都城就是宫廷政治运行的空间，是国家政治中枢所在。

因此，凡立国者，必先选址定都。虽都城失守未必国亡，但凡国亡，则都城多遭沦陷，所谓“城头变换大王旗”。比如秦都咸阳，西汉之都长安，东汉之都洛阳，隋唐之都长安，宋之都汴京开封、临安（今浙江杭州），元之都大都（今北京），明之初定南京后迁北京，清之都北京等等，莫不如此。王朝更替，江山易手，必然随之京师易主。因此，京师之于国家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历代建国肇基，选择都城地点乃成为首要之事。历代都城的地理位置所在，大致按照由西向东、由南而北的方向迁移。按照《太平御览》所说的传统，“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总天地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也”。《白虎通》卷四说：“王者京师必择土中何？所以均教道，平往来，使善易以闻，为恶易以闻，明当惧慎，损于善恶。”[3]因此，历代立国者选立首都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天子之居京师中枢之地以号令天下，因此强干固本，稳定第一，实现长治久安。

选择京师最重要的考虑是位置，选址最主要的原因无外乎几点：一是军事上的，也是最直接的。主要能够定都以后守得住、存下来，能够自我安全保卫，得到拱卫。二是经济上的，要能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确保王朝长治久安。三是政治上的，定都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行为，决策者说了算，不同王朝的决策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王朝的命运。至于究竟哪些因素对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像秦定都咸阳，是由于咸阳为其根本。西汉高祖刘邦建国，他的属下都是山东人，都想把都城定在洛阳。大臣娄敬则认为山东久经战乱，“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夷者未起”，并不适宜定都[4]。张良指出洛阳虽有险可据，但腹地狭小，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而关中则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5]。娄敬、张良所言既有群众基础即政治上的考虑，又有经济、军事上的取舍。刘邦也最后决策，定都长安。到隋唐朝时期仍然定都长安，但关中已经难以支撑国家庞大的开支用度，以至于唐朝皇帝常常要率领朝廷百官前往洛阳就食。虽然唐中宗曾表示自己不愿意做“逐粮天子”，但为了保证京师粮食供应等而用于漕运的开支使国家不堪重负。长安缺粮，几乎成为影响朝廷稳定的大事。唐德宗时曾因为听到漕粮及时运抵长安的消息，近乎失态地对皇太子表达他的欣喜若狂：“吾父子得生矣。”隋唐以后，京师位置渐渐东移，很显然有国用开支方面即经济因素的考虑。

北宋定都汴京开封，除了是因为沿袭前朝旧都，最重要的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定都汴京可以依靠运河、汴河漕运东南财赋供应其数十万军队和百万居民。实际上汴京除了北依黄河并无险可守，军事安全很难保障。据说宋太祖赵匡胤就曾想西迁洛阳，“欲据山河之固，而去冗兵”，时为晋王的宋太宗赵光义认为迁都不便，他的理由则是“在德不在险”。到元明清，将都城建于北京，虽然细数原因复杂，但是元以蒙古族、清以满族入主中原，均有居重驭轻之态势。这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之委任燕王朱棣以及燕王登基迁都北京都有异曲同工之处。居重驭轻，加强边防，巩固国家安全，即军事上的原因是很重要的考虑。清兵入关定都北京时，南方处于战乱，清入关后的政治需要是定都北京的首要考虑因素。

明清之际大学问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建都》中认为，明朝之都改迁北京城甚是失算，认为是明灭亡“不可救”重要原因[6]。他与唐都长安做比较，认为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避乱逃亡成都，唐代宗避乱跑到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唐德宗跑到奉天（今陕西乾县），都能够安全离开京师。而明定都北京，到崇祯皇帝被围之际，虽然也想出奔，但是孤悬绝北，竟无路可去，自绝于京师之中。此虽属一家之言，但定都之于国运，事属攸关，则十分显明。

出于同样的原因，都城京师之外，很多王朝均有陪都的设立。如唐朝之东都洛阳，北都太原，后期乃有西都凤翔等，有的甚至多达四五陪都。契丹的大辽国建有五京（上京、南京、东京、中京、西京），金人“袭辽制，建五京”[7]。元大都之外仍有上都，明永乐迁都北京亦然保留南京故都，清定都北京则仍存盛京等，都是因为王朝出于政治的需要与军事上等等考虑而保留的。这些陪都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宫廷政治发展与演进的面貌。

京师之中，宫城是核心建筑。在京师与宫城建筑之中，中轴线的设计与建筑的对称布局构成了中国帝制时代宫廷建筑的最显著特征。核心建筑在中轴线上的中心点上，中轴线的设计在隋唐长安城的建筑设计时已经非常明确。这一特征，在京师之中突出了宫城，在宫城之中突出了皇宫的正殿。

京师一般按照帝后居住区、朝廷百官办公区和居民生活区等功能区划分，宫殿建筑都城之中的最核心部分，像汉代长安的长乐宫、未央宫和建章宫是宫廷建筑的主体。隋唐时京师常常区分为宫城、皇城与外郭城，宫城依然是都城的核心。前后虽然有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三宫的变化，但是三大内各自的正殿建筑仍然出于建筑群的中轴线上。自元大都以后的北京宫廷建筑群，以紫禁城为中心，赫然为城市最核心的建筑，而且其坐落在中轴线的整齐宏伟之势，至今仍为世人惊艳。

不仅如此，京师的城市建筑布局还在诸多细节上突出着宫城的地位。京师诸门皆通达九逵，三途洞开，行人左出右入，往来有严格的规定，“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中间的一条是专供皇帝使用的“御道”。在汉代长安，这条御道连皇太子也不可逾越。如隋唐长安城之设计，乃是利用了地势上的六坡即六条冈阜为易经乾卦之六爻，“故于九二置宫阙，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位贵，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兴善寺以镇之”[8]。刘秉忠等设计元大都，更是严格按照《周礼》“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制度规划的。

正是由于京师建筑的这一特征，使规整的宫城地位突出，宛若上天在人间的一个中心，再加上其壮丽的规制、雄伟的气势、复杂的结构，体现宫廷主人的权威。汉初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国家财政吃紧，天子不能居纯驷，将相或称牛车，但是萧何负责营建未央宫，宫殿规制极其壮丽，汉高祖刘邦以为过分，怒责萧何。萧何则以“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的理由令刘邦大悦[9]。隋文帝时，杨素主持修建仁寿宫，待宫城完工，因为“颇伤绮丽，大伤人丁。高祖不悦”。他也同样以“帝王法有离宫别馆”劝谕皇帝使其成功释怀[10]。无论帝王法还是重天子之威，这一表达均说明宫廷建筑之确保安全的物化功能。建筑规格的壮丽是将天之万里九重移植到人间，体味人间天子的尊严，正如唐诗人骆宾王《帝京篇》诗所谓：“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因此，显示帝王法，就不能从经济上来算账。忽必烈建大都，就明确“宫室城邑，非巨丽宏深，无以雄视八表”。

秦之阿房宫宫阙建筑中以磁石为门，四夷来朝有隐甲怀刃者“入门而胁止，以示神，亦曰‘却胡门’”。更是以强烈安全防范意识施用于宫廷建筑中。《唐律》中“卫禁律”以及“十恶”之罪的规定，也均是为了从衣食住行与日常居住场所全方位地保障皇帝安全。服务内宫的御前侍卫虽然威风八面，但未经允许兵刃露出三寸即定为死罪，宫中带刀侍卫若是发觉而不告者也为同罪。这一规定也同样提示出宫廷之中，确保皇帝的安全是多么重要。

京师之内、宫廷之中，朝堂之上，凡此种种，均是宫廷政治运作的空间，就是宫廷政治发生的舞台。这一空间形成的基础，就是紧紧围绕着一个中心——皇帝。无论宫廷政治形成的空间状态如何，都无法离开皇帝与皇权，否则宫廷政治发生的舞台就不复存在。

三、宫廷政治结构与权力系统

宫廷政治的权力核心是皇权，这也是帝制时代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宫廷政治结构就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一系列权力系统和环节，这些权力系统围绕着皇权而存在，其功能在于服务、服从、配合以至于保持维护皇权的威严地位和有效延续，组成了帝制时代国家权力政治结构的基本面貌。

在宫廷政治结构中，皇权政治结构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条块划分。其中最主要的线条就是君臣关系，是最常态的一对权力关系，它体现出上下等级结构的划分。构成宫廷政治结构的君臣与君臣关系，并不是单纯指代皇帝与朝廷臣僚。这里的君即君主，也就是皇帝，除了皇帝及其皇权，还包括了围绕皇帝而存在的后宫权力系统、确保皇权延续与顺利交接的东宫权力系统。而后宫权力系统与东宫权力系统相对于皇帝来说，往往又是臣子的身份。君臣之际的“臣”，虽然主要是以百官之长宰相为代表的朝廷臣僚（其中甚至可以划分为中央官、地方官、文官、武将、外戚、贵胄等等），但是后宫权力系统和东宫权力系统也包括其中。尤其是以皇太子为代表的东宫权力系统之亦君亦臣、非君非臣的独特地位，对宫廷政治格局的面貌造成了显著影响。

一般来说，宫廷政治结构包括了皇帝、皇后、皇太子、朝廷群臣（主要是行政首脑宰相为核心，军将、外戚夹杂其中）、宦官。它们的权力系统都有一整套的制度内容，在围绕皇权的运作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显现倚赖不同的政治条件和因素，形成的是一个封闭的、全息的结构系统。其运作模式和其中部分的权力系统发生着若干变化，并一直在发生着调整变化，但其实质是不变的。

宫廷政治运作要素之首是皇帝权力的有效行使以及皇权的顺利延续，这也是皇权运作安全的需要。皇帝安全由制度或权威来确保，皇帝权力的有效延续和过渡是重要的制度。制度的权威及有效行使取决于制度的张力、活力和威慑力，制度的稳定是确定制度权威的核心要义。君臣之际不同的权力系统围绕着皇权所造成的身份的扭曲，特别是皇太子亦君亦臣，非君非臣的角色，导致了皇权制度的乖张：在这个确保皇权稳定的制度设计构架之下，以皇太子为代表的东宫系统（同时大部分时候有后宫权力系统的存在）往往又会导致这一权力系统与宫廷政治结构的不稳定。同时，在皇权系统之下的诸多权力系统又彼此配合、相互牵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全息式的自我封闭的权力系统与立体结构，这种稳定结构之中存在着的极度不稳定，形成了宫廷政治演进的特定历史轨迹。

宫廷政治发生的共同点，是围绕国家核心权力在政治核心之空间中而展开，其表现为不同权力系统的政治配置与交织（也可以狭隘地理解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较量与冲突），且往往有着后宫的参与和介入。当然，不同历史时期宫廷政治发生的面貌也不尽相同，其差异则又往往要取决于皇权的地位与状态，皇权的权威主导抑或是地位卑落往往会衍生出不同权力集团的粉墨登场，或权臣当道、或武人跋扈、或女主龙飞，其发生的缘由与结果或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或一波三折、石破天惊。宫廷政治的因果互为表里，难分彼此，历史的必然与偶然纵横交织，纷纭参错。宫廷政治的跌宕起伏，正所谓乱花暂欲迷人眼。宫廷政治结构之中相关权力系统的构成及其状态才是宫廷政治的真实内涵。

因此，要解说宫廷政治以及宫廷政治之形成与真实内涵，必须要明确宫廷政治结构的构成系统，从构成宫廷政治的相关权力系统的状态与纵横交错之关系，明晰宫廷政治的历史横断面，以探求宫廷政治何以能够发生与演进。当然，这主要还是侧重于从政治制度与体制的静态构成状态来勾画宫廷政治的结构。同时，还要通过动态的层面，解说宫廷政治发生与运作的具象，以探求宫廷政治如何能够发生与演进。在一静一动之间，对于千余年来宫廷政治之何以发生、如何发生得以概览，庶几可对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汉高祖本纪》的《赞》语中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有所明晰，对于帝制时代历代朝廷之面貌周而复始的缘由即所谓“王朝兴亡周期率”略有洞察。那么，解说中国帝制时代宫廷与宫廷政治的形成及其内涵，就不是仅仅满足于对九重宫门之内宫闱秘史的好奇心那样简单了。

注释：

[1]《〈荀子·儒效〉注》第7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2][3]《白虎通疏证》卷四《京师》第160、1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4]《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16页，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5]《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第20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6]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第15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7]《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第5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8]《唐会要》卷五十《玄都观》第8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

[9]《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85页，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10]《隋书》卷四八《杨素传》第12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