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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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代末期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和“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到90年代,中国经济正式走上了一条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龙头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道路,这个东方巨大的经济体也以“世界工厂”的角色成功地融入了国际分工,一个属于中国的高速增长时代由此诞生。而与众多经济体昙花一现的繁荣景象不同的是,这个时代延续了足够长的时间(长达20年),创造了足够高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超过8%),这一度被称作为“中国奇迹”,而创造了“中国奇迹”的所谓“中国模式”也因此散发着格外令人着迷的魅力。时至今日,当一场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一举打破了数十年来东西方的经济格局,中国经济长期倚重的廉价制造的增长模式似乎也正接近尾声。

在被称作为“制造业王国”的东部沿海城市广泛出现的“民工荒”成为了一个明白无误的标志。据媒体报道,广州及邻近的东莞等城市的农民工缺口大约为100万人,而位于长三角的浙江省等地区也出现“民工荒”,用工缺口达25万。事实上,近些年来,“民工荒”已多次出现,只不过这一次的规模比较大,引起的关注比较多而已。抛开对于造成“民工荒”的经济周期性原因的种种猜测,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和适龄劳动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中国经济长期依赖的 “人口红利”可能正在消退,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供给正在快速耗竭。

调查显示,目前广东部分企业的缺工,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及效率低下、工资调整空间狭小的企业。与中小企业缺工相对应的是,当地一流的企业并不缺工,尤其是为国际企业代工的工厂,因为这些企业的客户会对劳动环境有严格的要求。这表明,大量的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向工资水平较高的一流企业。同时,农民工群体也正在实现一次大规模的代际替换,与其父兄相比,新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可能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作为低端市场的主要劳动力提供者,他们对于收入增长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东南沿海的劳工工资远低于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但对于大量没能及时跟上技术升级与结构转型的企业而言,其所受的冲击是巨大的。一方面,国内上游行业通过涨价向这些下游的制造业转嫁了大量的成本;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正在向劳动力价值更为低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一内外交困的局面使得一些低附加值产业的利润空间正在不断被压缩。

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长期过低的现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刚刚开幕的全国政协会议中,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谈到2010年工作部署时说,高度重视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就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作为一项立足长远的改革,提高劳动者报酬在GDP当中的比重势必成为未来经济发展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而这也意味着,逐渐失去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折,它需要重新发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有人认为,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打断了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转型。因为对于中国而言,比较理想的未来是按照现有的增长模式复苏、再依靠工资和地租上涨的市场力量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然而这样的转型过程不仅受到当前复苏速度的约束,还面临着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改革从来都是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1997-1998年间受亚洲金融危机推动的国有银行改革就是一例。那么,倘若世界经济在今后的一两年内不能实现强劲的复苏,这段时间也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好时机。过去一年里,为拯救危机,刺激经济,中国政府推行了20年来最大的一轮投资,并且,由于全球经济低迷,中国以相对低廉的价格采购了原材料,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基础设施建设,这带来的一个比较积极、正面的影响是,它为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其效益也许不会在一个较短的经济周期内体现,但它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改变却是巨大而深远的,特别是随着内陆省份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当然,基础设施环境的改善只是必要条件,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变,则既要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也要提升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缓解经济增长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这不仅仅局限于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也涉及到为培育新兴产业,如新能源、高科技产业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资源和服务;降低行业门槛,引入更多的民间资本和市场竞争机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让GDP增长更多地体现为藏富于民。结构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这一目标或许已经达成共识,但究竟怎么做尚面临着许多的未知。为探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及发展战略当中的诸多问题,本期我们采访了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