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关于抗战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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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对日抗战问题成为朝野的热点话题，而报纸作为重要的舆论载体也立即作出回应，天津《大公报》与上海《申报》表现尤甚，两报对事变的反应几乎主导了当时的整个舆论界。

事变次日，《大公报》即在当日要闻版刊载“最后消息”予以报道，这是国内最早关于此事的新闻报道。20日，《申报》发表日军突占沈阳的消息。同日，两报以近乎相同的题目发表评论，《大公报》社评《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处》坚决反对与日决战，主张以忍辱负重精神保存实力，以国力大发展消弭外患。《申报》社评《日军突然占据沈阳》则开门见山地表达了对日本人暴行的愤怒，号召国际社会对日“予以有效之制裁”，告诫国人“应急起共谋所以自救”。显而易见，两报于事变不久即在各自政论中阐明了自己的和战主张，前者呼吁“隐忍准备”，反对与日开战；后者则大声疾呼朝野奋起抗争，坚决主张抗日。

面对日本侵略，中国回击之策在于军事抵抗和外交解决两途，而两报关于抗战问题的基本主张就通过这些方面呈现出来。在军事抵抗方面，两报均有军事抗敌与外交解决同时并举的阐述。如《大公报》11月25日社评《施肇基与马占山》、《申报》11月20日时评《两支孤军》均将国联代表施肇基和抗日英雄马占山并列一起，来阐发自己的对日主张。但这种情形在《大公报》仅为个别现象，在《申报》则为一贯做法。11月中下旬，全国各界掀起“迎蒋北上抗日”运动，要求政府积极准备出兵抗战。《大公报》于22日发表《国家真到严重关头》社评，极力劝阻民众请战呼吁与抗日激情。同一时期，《申报》时评尽管屡屡言及如何从外交上应对国难，但言谈中每多阐述外交的种种不利，深感须在军事上抗击日本侵略，如12月7日时评称：“国人今已准备拼生死救我民族之生存，外交上让无可让之日即我国人最后奋斗之时”。很明显，与《大公报》相比，《申报》关于军事抵抗的态度是积极的。

在外交解决方面，两报均向世界宣传日人暴行，并都体认到国联及国际公约的局限性，强调中国自处之必要。如《大公报》指出：“吾人诚不应过存依赖之念”，“乃应刻刻在念，作自卫之准备”；《申报》则称“国人勿徒依赖国联”，“当速奋起以谋自救”。在对日外交方面，两报尽管均对日本军事侵略提出抗议，而抗议步调并不相同。《大公报》初始对日抗议语气和缓，随着日军侵略不断强化，抗议才渐渐发力，谓日军已不仅“充分发挥其军阀之威武欲”，且“完全宣泄其浪人之功名热”。与之相比，《申报》初始抗议言辞便颇激烈，如9月20日时评怒责日本“背弃公理”、“扰乱和平”，是地地道道的“不义”和“黩武”之举；21日、22日两日时评更将日军骂得体无完肤。当中日双方国联外交形成对峙时，两报又开始批驳日人外交言辞的强横狡黠。从整体上看，《申报》对日外交言辞敏感度大于《大公报》，批驳力度亦大于《大公报》，不仅涉及到各个方面且常常连续评论。从语气上看，《申报》的犀利反衬出《大公报》的持重，其痛快淋漓的批驳衬托出《大公报》的迂回含晦。与此同时，两报在抗议和批驳之时也发表了一些劝日反省的政论，《大公报》在这方面远甚于《申报》。从1931年9月26日《愿日本国民反省》到次年1月10日《对日本国民尽最后忠告》，该报每提及日本则几乎均会劝日反省，而12月3日《日本军阀之责任》更将希望寄托于日本军阀身上。《申报》于9月25日和26日也发表《日人其自省》两则，貌似劝日反省，实则提醒国民不要被日军表面上的声势震炫，激励国人奋起御侮。

虽然在抗战问题上的主张各有不同，但两报报人都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大公报》不顾销路可能下滑的后果而主“和”，《申报》则不惧触犯政府当局遭到封杀的风险而强烈抨击不抵抗政策。历史证明，两报均属爱国报纸，其主持人也都是爱国知识分子，但因当时对日主张有所不同，其社会效果也就不尽相同了。

（7月20日《光明日报》，作者单位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