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治学:基于专门与博通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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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钱穆认为，从专门与博通的视角来看治学，可以将其过程分成专门之学、博通之学、建基于博通之上的专门、成家而化四个步骤。“只知专门，不求通学”与“未曾入，急求出”这两种学风因与上述治学步骤不合而遭到了钱穆的严厉批判。鉴于上述两种学风在当今中国学界依然比较常见，因此，钱穆基于中国学术传统的治学建议对于今日中国学人的成长与中国学术传统的重建必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钱穆；治学；专门；博通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学肄业之后，先后做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师。凭借不懈的努力和不凡的天赋，钱穆最终成为儒学一代宗师。关于治学，钱穆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着很多自己的独特感悟。只要机会允许，他就会将这些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别人正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更把金针度与人”。

一、治学四步骤

从专门与博通的视角来看治学，钱穆认为可以将其分成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步，专门之学。

学问入门绝非只有一门。可自此门入，亦可自彼门入；但不能两门同入。

治学入门，可从专读一书开始。朱子曾经说过：“某旧日读书，方其读《论语》时，不知有《孟子》；方读《学而》第一，不知有《为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来看去，直待无可看，方换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贯，方为浃洽。”[1]钱穆认为，此是治学入门“最当养成之心习”[2]。

读一部书，可转为读一个人。如读《论语》后，可再读《春秋》。此时实际上已经由“专门”演变成“通学”了，因《论语》与《春秋》皆出自孔子，既然皆是孔子之学，自应兼读会通。后来大学者，每人必有多部著作，读此一人，便须在其多部著作中求会通。

读一人又可转为读一家一派。如读孔子后，又可兼及孔子之弟子，以至如孟子、荀子，又下为董仲舒、王通，再下为宋儒。此等皆是儒家言，自应求会通。此外，复有如道家、佛家等。

第二步，博通之学。

从一专门入，又转入别一专门，此即为博通。如专治了杜甫，再转治李白；专治了韩愈，再转治柳宗元，此皆为博通。更进而专治了诗文，又转治经或史，又兼治诸子，此亦为博通。

事实上，专门与博通不可截然分开。上述专门当中，从一书转入另一书，从一人转入别一人，其中已经蕴含着博通。反过来，“博通仍自专门之学来，并非离开了专门，别有所谓博通”[3]。

在此，我们虽然将“博”与“通”并称，但“博”并不即是“通”，“必博而有统类而能归于约之谓通”。此处所谓“约”也并不即是“专”，钱穆认为，“约”必以“博”为本，如满地散钱，以一贯串之[4]。

第三步，建基于博通之上的专门。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自云：“愈之所为，……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5]。韩愈自述其在入学阶段专读三代两汉之书，势必经、史、子皆读了。此后，他却专做文章，此乃其专门之学。

又如孔门四科，门弟子皆“得其性之所近”，各有专长。学问到此皆已成“体”，但尚未达“化”境。

第四步，成家而化。

既专门，而又博通。循此渐进，可达“化”境。所谓“化”境，即将其所学化入他一家当中。

史学家当中，钱穆极为推崇司马迁。司马迁尝师事董仲舒，而董仲舒乃一经学家，博通五经，但其专长在《春秋》。司马迁上绍《春秋》而作《史记》，但《史记》范围却异常广博，既不限如《春秋》，亦不限如五经。司马迁虽见称为一史学家，但不能不说司马迁之史学已臻化境。

总而言之，学问入门，须由专而博。开始专治一书、一人、一家、一派，只求从此一门进入了解，然后再推扩至别一书、别一人、别一家、别一派，亦如此专门用功。既能博了，又须进一步“由博返约”。此所谓“约”，一如《中庸》之所谓“致曲”。当知一个大学者广通博达，到头所成则只是此一曲而已。惟致曲之后，又须能化。如治经学，先通《诗》，再通《书》，再及《礼》、《易》、《春秋》，由一经入门，而遍治群经。待其遍治群经之后，再返治一经。此时，彼之于此一经，如《诗》，实自博通群经而入，又自博通群籍而入。彼之诗学，乃是积经学与经学外之各种学问之大体，而才能成其一家之言。所言虽为诗学，而不尽为诗学。彼之一家之言，实已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如此始能算得上成家而化。

上述治学四步骤之间，前三步构成专门与博通之间的一个循环。首先，专门与博通之划分仅仅只是出于表达的需要，实际上专门之中有博通，博通之中有专门，两者很难截然分开。其次，从专门经过博通再回到专门的每一次循环，都是一次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再次，经过多少次循环才能最终达到“成家而化”的境界，这取决于人的天资、勤奋、悟性等因素。最后，治学上“成家而化”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企及的境界，但若要追求此一境界，则前三个步骤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其间的道理正如钱穆所说，可用《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语来概括：“至于到达成学阶段，自为一家时，乃是‘极高明’。而其所取途径，则实系遵从大家一向共走之道路，既无别出捷径，亦无旁门斜道，仍只是一个‘道中庸’。这是人人所能，亦是尽人当然。”[6]

二、治学两通病

基于上述治学四步骤，钱穆对于两种流行于学界的学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第一，“只知专门，不求通学”。治学能成一家之言，能达化境，必有此前的专门与博通为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由专门到博通，由博通到专门，循序渐进，循环往复。但现代中国学人昧于此一学术传统，一意竞慕西方专家之学。先将学问分成类，再把自己限在某一类当中。“只知专门，不求通学”，如此去做，必然成不了一家之言。究其实质，乃在于这种做法违背了学术规律：“当知自古迄今，学问能成一家言者并不多。其所以能成一家言者，主要在其学问之广博互通处。不仅……自经通史，自史通文，如是而已。凡做学问，则必然当能通到身世，尤贵能再从身世又通到学问。古人谓之‘身世’，今人谓之‘时代’。凡成一家言者，其学问无不备具时代性，无不能将其身世融入学问中。”[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