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壮派:财富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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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改革开放，使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生人成为当代中国富人的中坚。

这是8月30日的傍晚，秋意渐浓。开着宝马，于乐清以每小时140公里的速度飞驰。他要去参加一个派对，在上海郊区佘山的一所富丽堂皇的会所里。“听说那儿的红酒很迷人，还有正宗法国风味的顶级鹅肝酱。”这个36岁的职业经理人，一脸轻松。

在当下中国，于乐清们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落。年纪轻轻，拿着不菲的高薪，举手投足追求品位。

“中产阶级?或者别的什么?总之，简单界定毫无疑义，事实上，他们就在那里，成为这个国度的财富中坚，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新兴而起的富人。”一位网友如是说。

8月13日，万事达卡国际组织首次面向中国民众推出一份有关财富人群的调研报告，报告对中国内地富裕阶层的界定标准是家庭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约合人民币18.9万元)。调查显示，在中国内地的富裕阶层中，30岁以下的占22％，31至46岁的占64％，46岁以上的占14％。万事达亚太地区首席经济顾问王月魂称，内地富裕阶层主要由相对年纪较轻的人士构成，这在整个亚太地区都相当罕见，比如在日本的富裕阶层中，70％在46岁以上。

年轻的财富一代

作为一名职业经理人，于乐清每天都会与不同类型的人见面、吃饭、聊天，他发现，和他一样，“很多身居公司要职的都是年轻人”。

35岁的陈以清如今已是一家都市报的执行总编，作为70后一代，他的很多同学也都是各自单位里的骨干。在市场化媒体里，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就已经成了媒体界的“前辈”。事实上，在很多新兴行业，从业人员的年龄普遍不高。人们见到的总是年轻的董事长、总经理带领着一批更年轻的员工。

即使在各种身家以亿而论的中国富豪榜上，也不难见到年轻的面孔。在2006年中国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是37岁的北京鹏润投资董事长黄光裕，在这个榜单中，接近一半的富豪在40岁以下，福布斯主编也不能不为这个现象感到惊诧，因为在美国和欧洲，富豪更需要传承和积累。在中国，特别是在像互联网这样的新兴行业，几乎更是年轻人的天下，丁磊、张朝阳、陈天桥，这些明星似的人物成了互联网的象征。“改革开放以来，最突出的现象之一是形成了一个新富阶层。对划分这个新富阶层的标准和新富阶层的人数有不同看法，但它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著名经济学人、国务院特邀监查员梁小民曾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说。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曾经指出，国际上研究新富的时候普遍采用的起点就是个人金融资产达到6.6万美元，相当于50万元人民币左右。但是考虑到中国不少人存在灰色收入，因此零点调查使用的新富标准包括财富含量和一些外显符号：储蓄等金融资产总额在人民币50万以上：个人总体年收入20万以上：有地级市以上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协会或其他类似组织领导委员的社会头衔……只要符合以上某一项者，即可被零点调查归类为“新富一族”。

而另一家大型市场调研机构――北京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对于新富的界定，除了财富之外，还需要具备高消费、高学历和高感度的“三高”人群(所谓高感度，是指最先尝试高科技和新产品，追求和创造高品质生活：热情、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物，喜欢发表观点)。8月28日，北京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高级品牌经理孟丽君告诉《新世纪周刊》，关于新富人群的最新调研数据将于9月中旬对外公布。

从1997年起，新生代每年针对全国30个城市70000居民进行消费形态研究，发现有一个群体极具消费力和影响力，这个群体占大约10％的比重，却拥有和掌握消费和资源的50％，并领导和影响着其他90％的居民的意见和消费。“这便是目前中国位居财富中坚的新富群体。”

从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做的调查来看。中国新富多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包括少部分60年代初的新锐和80年代初的后辈。85％集中在25～39岁，70％集中在25～34岁。从出生年代看，这群人生逢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环境较为宽松。

上一代人的集体失落

“有时候，我和朋友也会聊到为什么我们这 些年轻人能迅速成长为各行业的佼佼者。”于乐清说，“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步入工作那会儿，特别是90年代后，中国经济发生剧烈变化，新兴行业不断兴起，需要大量专业人才，而此时正值壮年的50年代生A大都不具备相关业务素质，这给了年轻A迅速成为企业骨干的机会。”

1994年时，28岁的张毅是江苏北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物资调配科科长。仅仅两年后，企业因为效益太差实施改制，身为中层干部，张与另外几名科室负责人成为改制后的这家私营企业的老板。“机会!那是我事业蓬勃发展的起点。”张说。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带头人陆学艺指出，中国的新富阶层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

“我的父辈大多是50年代生人，他们显然没有我们幸运。”于乐清说，他常常看到父亲和几位叔叔在一起感叹生不逢时。他的二叔在他眼里就是那代人的典型代表。于的二叔出生于1952年，14岁那一年，席卷全国的开始了，正是初一学生的于的二叔被迫中断了学业。结束时，于的二叔25岁，“没啥学问，到一家印刷厂做了小工”。没两年，国家恢复高考，“二叔却没有去考，他说，像他这样的人，肚子里没货，根本不指望上什么大学”。一晃到了90年代，“二叔突然感到跟不上时代了”。1992年，小印刷厂进行改制，大批人员下岗，于的二叔也在其列。这时的他，40岁，已届不惑。

事实上，于乐清二叔的境遇并非个案，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50年代生人除了极少数处于政府机关、国企的领导岗位外，这代人的大部分被时代的车轮甩在了后面。一位s0年代生人曾这样描述他们的困惑：“对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来说，我们都是另类。生于50年代非常尴尬。不能如40年代生人那样，有机会受到完整的传统教育：也不能如60年代生人那样，在最好的年华赶上改革开放。成长于知识浩劫的时代，我们似乎是上苍未来得及雕塑成型的半成品。”

当于乐清二叔这辈人的位置越来越尴尬时，他们的后辈正在享受着另一种蒸蒸日上的生活。

知识新富崛起

45岁的马国放到今天都不能忘记16年前的一幕。20米外，便是大门。走过去，还是留在原地?对当年那个29岁的国营毛巾厂工人来说，是个重大的决定。“你可要想清楚了，走了就不能再回来!”车间主任的话迎面砸来，马知道这话的分量。“我决定离开。”沉默片刻后，马冷静地表态。这是1991年仲夏的一个午后。

“从那一刻起，我就不再是‘单位’里的人，一头扎进‘市场’的海里了。”2007年8月的一天，

马回忆往事，为当年的选择感到庆幸。此时，他已是东莞一家私营工厂的老板，拥有2000多工人。

相对于马国放，32岁的张琴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她的事业正轨。她毕业不久就成了专业的证券分析师。“这个行当，本身就很新，都是年轻人。”

2007年的8月，股市走过一段低迷后再次大牛，“忙得很。”张琴说，现在像她一样的70后一代已经成为证券投资市场的主力军，“在我们之前的一代，基本不了解证券的专业知识，这给我们迅速进入骨干位置提供了先机”。

8月23日晚9点，驾驶着自己的“甲壳虫”，张琴用电话与一位客户沟通：“下午的那只还行，已经两个涨停……”

对于新生代市场检测机构的研究人员来说，马国放和张琴分属于不同的新富人群――传统新富和知识新富。知识新富指的是处于知识含量高的行业新富，在这些行业的构成中，大学以上学历者占就业者总体70％以上的比重。在此之外的则被归入传统新富。

新生代2006年调查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随着社会产业结构发生变迁，职业结构中代表知识精英的“白领”比重大幅度上升。在新富人群的行业分布中，45％来自知识新经济以及围绕新经济的服务业。研究显示，知识新富主要年龄在25～39岁，传统新富年龄主要在35岁以上。从城市来说，广州是传统新富的代表城市，而北京因为高校云集、科技企业众多、传媒业发达以及是文化艺术中心等因素成为知识新富的代表城市。

相比于传统新富，知识新富更有引领未来的天然优势，他们的舞台也更为广大。

31岁的吴一维目前正处于自己事业的上升期。去年，外资银行被允许在内地开展个人人民币业务，这让在某外资银行上海分行就职的他感到兴奋：“业务范围更广泛了，可以施展更大的拳脚。有人说金融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这几年跳槽率最高的恐怕非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莫属，一个部门经理带着本部门全体人员一起从国有商业银行跳到股份制小银行已经不是新闻。”

新富除了拥有更多的财富，追求更有品质的生活外，他们在价值观方面的共同特征则是包容。新生代的调查显示，他们自认“思想开阔，能够接受他人的生活方式，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他们注定将在更多的方面引领社会潮流。”一位媒体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