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监管者的救与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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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和金融高度全球化之下，一个类似“世界央行”的组织必须出现，负责协调各国的货币政策步调、利益平衡和多边跨境金融行为的监管，并逐步统一监管口径
全球金融海啸挟威而至，在欧美金融体系面临崩溃、各国切实利益面临威胁的巨大震慑之下，各国金融当局终于打破了各自为政、隔岸观火的惯例，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达成共识并采取行动，打响了全球金融保卫战的“第一枪”。
面对危机，当下全球的金融监管者应该做的，可以分为救和赎两个层次。
救的是眼前分崩离析的全球金融体系和走向严重衰退的世界经济，这是治标；赎的对象有二：一是全球化以来发达国家过度投放货币和举债，姑养金融巨鳄的孽果；二是各国金融当局各自为政，监管全球化严重滞后金融全球化，全球化金融政策和金融监管长期缺位的尴尬，这是治本。
如果仅仅是通过协同作战投放更多资金和提供更多担保，恢复投资者信心来渡过眼前的信贷危机难关，恐怕只是治标不治本。在贸易和金融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必须适应这个变化，把全球化这一课补上，在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上取得全球高度协作。“世界央行”，已经日渐清晰地显现。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全球化没有退路可走，中国也没有隔岸观火的选择。参与救助更是一个机会。但是，单纯满足欧美政府的举债要求，不符合中方的长远利益。
现在要求欧、美、澳等发达国家的政府，放宽对中国持有这些国家大企业股权的限制，不失为一个好的时机。买入由这些政府担保的大机构的可转债和优先股，进可攻，退可守，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当今全球金融海啸的酝酿非一日之功，阶段有三。
第一阶段是流动性的过剩。全球化以后，由于中国制造业纳入全球供应体系，全球制造业成本大幅下降，中国也成为全球经济里重要的通缩力量。这为更为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创造了条件。
由于没有通胀的威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于是把减息和举外债，当成了应对所有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流动性投放变得没有节制。尤其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和“9・11”事件以后，美国只是用流动性投放掩盖了问题，并没有在深层次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发达国家滥发货币和过度举债，酝酿了贪婪的源头。
第二阶段是对金融风险的姑养和流动性泛滥的开始。全球化以后，由于流动性充裕，投机资本开始壮大。由于融资成本非常便宜，杠杆率提高到无节制的水平。发达金融市场开始适应这个需求，金融创新开始滥用，如对证券化资产的反复切割和再包装，令这些资产复杂到难以理解和定价的程度，评级机构根本没有能力有效地评估这些新产品的风险。金融监管者却没有针对复杂得多的国际化新金融体系，架设新的监管平台来控制风险。由于缺乏约束，金融杠杆迅速放大，流动性开始泛滥。
第三阶段，也是最关键的阶段，就是资产泡沫化、经济虚假繁荣和金融风险的全面蔓延。
在这个阶段，地产、股票、债券甚至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价格，都进入了全面飙升。消费者开始支出资产增值的收益，经济开始加速，进入虚假繁荣。金融风险的长期存在，反而使整个金融系统开始变得麻木，竞争的压力和对利润的贪婪，让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也都全面参与到游戏中来，为无视风险的过度投机背书。
经历了这三个漫长的阶段（大概从21世纪初开始到2007年底为止），一场超级全球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酝酿完成。
接下来，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经历了大家已经都耳熟能详的几件事：美国次贷危机、美国信贷危机、欧洲信贷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全球资产泡沫一个个破裂，金融巨头一个个倒地，发达经济体迅速滑进衰退周期，发展中国家也受拖累进入经济减速的调整期。繁荣的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被打回原形。一场长达七八年的全球流动性闹剧惨淡收场。留下一个史无前例的烂摊子，让世界各地的金融当局去收拾。
拯救市场信心
危机演化成全球海啸之前，各大国的金融监管者还抱着侥幸的态度，彼此隔岸观火，同时又各自为政，试图通过全球金融体系把自己的问题派发给别人来分担。今年年中一度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严重冲击的全球通胀，就是欧美投放大量流动性各自应对危机的后果。
然而，这种流动性的投入只是杯水车薪。只要信心的危机继续蔓延，投资者的避险挤兑就会使信贷资产加速贬值，新的资金窟窿就会不断地涌现，成为一个无底洞。所以，资金投放只能应急，要修复体系必须从稳定信心着手。各国政府在反复投入资金不果之后，终于走到了一起，开始了投资者信心拯救的历程。
这给市场发出了强烈信号，就是拯救无底线。拯救的方式，也变得由单纯的资金投入变成组合拳，从买断不良资产，到直接参股都有可能，甚至不排除对某些机构的全面接管。各国政府几乎都开出了空白支票，不管需要多少钱，都愿意把数字填上去。在如此激进的政策协作下，效果终于显现。几乎自由落体的股市和商品市场终于开始走稳。
然而，我认为潜在的危机仍然存在，而且一旦爆发，将不可收拾。这个潜在的危机，就是救助资金的具体落实。现在看来，已经赤字高企的发达国家，要直接从财政收入解决救助资金问题恐怕难度很大。除此之外，对外举债就成为惟一的选择。
然而，世易时移，欧美各大国现在连自身金融体系安全都要借助外力修复，经济衰退几乎成为必然。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的中国、日本以及中东各国已经损失惨重，对持有更多美国国债的胃口恐怕相当有限。
一旦这些外债找不到市场，可能触发市场对欧洲和美国政府的信心危机。这可是心理的最后防线，一旦被冲破，国际金融体系崩溃恐怕将不可避免。
欧美政府需要拿出最大的诚意，和中、日和中东等潜在投资者事先认真沟通，避免出现二次信心危机的窘境。
彻底全球化
追根溯源，全球化格局的形成给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创造了空间，也架构了现代金融业跨境融资和套利的平台。这都是危机酝酿的初始条件。于是有人说，眼前的危机是全球化进入负利时代的标志。对此，我不以为然。
眼前的问题看似全球化推进的结果，其实是全球化不彻底造成的。正是因为在贸易和金融高度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在金融政策和金融监管上不但没有与时俱进，走向协作，反而继续各自为政，并利用全球化红利派发的通缩力，滥用货币政策，把自己的经济问题通过全球货币体系派发给别人分担，互相推卸责任，才创造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所以，过失不在全球化本身，反而在于全球化不彻底。
要彻底赎回孽果，摆脱尴尬，一个类似“世界央行”的组织必须出现，负责协调各国的货币政策步调和利益平衡，同时负责协调多边跨境金融行为的监管，并逐步统一监管口径，压缩恶性跨境投机的空间。同时，各国必须协同立法，严格控制杠杆比例，重新审核评级机构的资格，管理证券化资产的复杂程度，共同压缩投机资本在市场上的操作空间，并量化控制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虽然这样做的必要性和好处不言而喻，但我对这个前途并不抱太多的近期幻想。俗话说，“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在危机过后，各国利益的协调就变得更加困难。就算成立了一个类似“世界央行”的组织，恐怕也难以指挥得动像美国这样颐指气使惯了的超级大国。说不定变成第二个多哈回合――大家互相指责和推卸责任的俱乐部。
如果这次有救无赎，防范今后全球金融危机的机制就还不能建立。下一次海啸，或许会更加惊心动魄。
中国的角色
中国虽然不是本轮金融危机的中心，却成为了最近关注的焦点。原因很简单――中国有巨大的外汇储备。没有中国的参与，恐怕救助资金的落实就会成为问题。城门失火，必将殃及池鱼。全球化没有退路可走，中国也没有隔岸观火的选择。参与救助也是一个机会。中国的选择无非有二：是当葛朗台（看紧自己的钱袋子，购买最安全的美元国债）还是当白衣骑士（直接参与救助欧美大型金融机构）。
我认为，单纯满足欧美政府的举债要求，购买更多的美元国债，看似安全，其实不符合中方的长远利益。
首先，中国已经持有近5200亿美元的美国外债，这部分资产，由于前几年美元的大幅贬值，已经损失惨重。如果美国再向市场投放如此大规模的政府债券，势必对现有债券的价格雪上加霜。中国的损失将不言而喻。
其次，中国目前持有的欧美政府债券总量，已经达到足以左右市场的尺寸，根本找不到有足够实力的对家接盘。这本身就是很高的风险。继续放大这个风险，显然不智。
其三，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经济相对于美国经济的国际地位肯定要继续上升。也就是说，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在长期不但肯定还要走强，甚至人民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成为储备货币之一。继续积累收益率如此低的美国外债，恐怕还不够补偿长期的汇率损失，更没有这个必要。
最后，就算人民币不能很快成为储备货币，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已经非常充裕，相当于现在GDP的约50％，年进口额的200％，未来的储备需求，肯定要被对外投资需求取代。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国国债的边际需求已经很小，但对美国公司股权的需求将会不断提高。这也是为什么中司会成立的原因。
中国国内现在有一种认知误区，认为如果参与直接救助欧美的金融机构，就是为别人的错误埋单，是拿着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打水漂。
其实不然。当中国的外汇收入不能继续往美元和欧元的政府债券之类的“储备”资产里堆砌的时候，进取型的投资就是必然的选择。中国的很多机构，虽然过去一年多由于进场太早而蒙受损失，但是不能因噎废食，把今后的机会全部否定。
“中国”已经变成“中国拯救论”。现在正是要求欧、美、澳等发达国家的政府，放宽对中国持有这些国家大企业股权的限制的一个好时机。我倒认为，中国可以考虑当一回穿戴骑士盔甲的葛朗台。一方面，要求欧、美、澳等大国政府为需要救助的企业提供足够的担保；另一方面，有选择地直接投资这些企业，可以考虑用可转债和优先股的方式，进可攻，退可守。这更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不失为好的选择。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执行董事兼中国策略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