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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世纪转型期湖北文学研究丛书之散文文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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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地域文化愈来愈受到重视。湖北文学在转型期,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转型时期湖北文学研究丛书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变化,对湖北文学研究深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地域文学 时代感 地域性

泰纳曾提出文艺发展的“三要素”,即文学发展是由种族、环境和时代三种力量所决定的,这一理论在当下仍在使用。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不同国家的学者都在思考何以保持自身文化生命力的问题。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观点达成了一种共识,不少文艺工作者将视角投向了地域文化研究。2004年4月10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启动了中西部当代文学高层论坛,展开了“区域/地域文学”、“中部文学”、“西部文学”等话题的讨论。会上,刘川鄂提出“有必要澄清‘区域文学’与‘地域文学’的概念”,并需“从区域文学理论的限制和一体化区域文学体制的不足中,反思当代中国文学的外部环境,反思当代中国文学的外部环境,反思当代中国文学不高的原因”[1]的观点,这实际上是他对区域文学的思考。同时,关于地域文学研究已经在刘川鄂的脑中酝酿。由他主编的包括他在内的湖北大学几位中青年教师参与编撰的湖北文学研究丛书于2011年问世,比较系统介绍和评述了转型期湖北文学各种文体的发展状况。

一.宏观上把握丛书

世纪转型期湖北文学研究丛书,是一套试图基于湖北这一地域作家作品研究,来“探寻区域文学与中国文学,全球文学的多元复杂关系”[2]的丛书。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政策的出炉,更是进一步激发了经济发展的活力。由此带动了整个社会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的变动与发展。同时,全球化、信息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各地域作家可以“以个体化方式从事审美创造”,“更自由更便捷地参与到跨地域的,全国性的乃至全球性的文化(文学)思潮和创作中。”[3]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各地区文学共性越来越突出,个性相对淡化,这一现象也让人思考共性是否会逐步消解个性这一严峻的问题。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全球化势头已是不可抵挡的事实,作为中国文学一隅的湖北文学在顺应时展潮流如何来保持自身个性,彰显独特的文学魅力呢?笔者认为,保持地域文学的独特魅力,有赖于地域文学写作者和地域文学研究者共同努力。世纪转型时期湖北文学研究丛书着力于关注在转型期这一特定的时间段,湖北文学理论、小说、诗歌和散文的发展状况。将研究时间限定在转型期,在于这一时期经济基础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势必会造成文学等上层建筑的变动。事实上,伴随九十年代经济体制变革,中国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商品化、大众化的趋势。全球化不断地加深,各种外来文学观念、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的输入,使得中国文学理念愈益庞杂。作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湖北文学深受这些的影响,为应对新的形式,湖北文学写作者不同程度地调整自己的写作主题和方向,从纵向上看,呈现出与以往时段的文学发展不同面貌。同时,信息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区域文化的交流增多,写作者关注的话题趋近或趋同,但各地区写作的视角仍有不同。从横向上看,湖北大学研究者在关注同时代主题的同时,仍然以自己的观察视角,思考方式彰显这一地域文学的不同。通过以上两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该丛书的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二.微观上分析丛书之散文问题研究

丛书分别对湖北诗歌、散文、小说和文学理论批评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在这里,笔者选取梁艳萍等著的《实际转型期的湖北散文研究》作为批评分析的重点,以呈现该书关于湖北地域散文研究的成果和不足之处。此书主要关注的是纯散文的研究,报告文学、杂文及小品文并未纳入到其中。全书分为九个章节,以湖北不同时期和不同散文类型各行其章,各章以作家传论成文。该书对散文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点:一是对老一代湖北文学家散文创作研究;二是对湖北散文主力军作家作品研究;三是对湖北先锋散文、新散文作家作品研究;四是对湖北学者散文、小说家散文、诗人散文研究;五是对湖北主题散文研究。由上观之,此书对湖北散文所涉及的面是比较宽泛的。而能贯穿和统摄所有面的就是本书的时代感和思域性两个基本特征。

1.时代感。

正如本书导论所指出的那样,湖北当代散文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进程,它经历了“传承阶段”、“调整阶段”和“转换阶段”[4],处于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湖北散文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传承阶段”主要是指建国到1978年这一时间段,与其他地方的散文创作一样,湖北散文呈现出集体意识创作的倾向。杨朔、秦牧、刘白羽散文三大家成为了散文创作的典范。湖北散文也顺应这一潮流,散文写作中趋于“以小见大”的艺术思维特征。不过此时的散文,政治的声音比较强大,以至于遮蔽了个人的声音,导致了个人的严重缺失。真情实感难见其中。“调整阶段”主要是指八十年代以来,湖北散文历经特殊时代,主动地调整写作模式,调整写作与商品经济、读者之间的关系的时段。我们可以较清晰地看见湖北散文写作由物—人—理的模式回归到真善美追求上俩=。散文写作重新找回了自我,个体意识达到了复归。特别是在90年代转型时期,商品经济时代的来临,湖北散文适时调整写作题材和写作方法,满足市场和读者的期待。但这并不是说湖北散文陷入了迎合读者、市场的境地,相反,湖北散文将九十年代商品经济所带来的问题作为写作的主题,对时代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对人的关注和当下写作的思考也嵌入到湖北散文创作中。胡发云的散文从个体生命出发进行情感的宣泄,着意寻找在物欲横流的当下现代人的精神的栖息地。湖北先锋散文写作者刘继明,对写作本身的思考,对当下社会和时代的批判,实际上,显示出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担当。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末期兴起,在九十年代获得比较大发展的文化散文。“文化散文”的旗帜是由湖北散文中坚王维洲最先高举的。文化散文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息和历史的厚重感,显示出写作者借历史景观来思索社会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反省和批判。读者从散文写作者的诗意表达中可以领会其思想和所关注的社会问题。“转换阶段”是指新世纪以来,湖北散文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湖北学者、已出名的小说家、诗人纷纷将笔触延伸到散文领域,进一步开拓这一问题的写作领域,这些人以散文的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现代人的生活、思想、精神,散文创作时代感十分强,不论是转型前还是转型后,湖北散文都保持与时代血肉关系,尤其是转型后的湖北散文,创作者个体意识复归,热切地关注社会问题,思考人的生存与发展,彰显出湖北散文创作者与时代共命运、同发展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