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死刑民意的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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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996年联合国通过《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后，死刑改革在全球如火如荼地展开，截止到2013年为止共有178个国家和地区废除或者中止执行死刑。但在全球人口排名前十的国家中有八个国家积极保留死刑，其中以中国、美国和日本为代表。这些国家虽然同意死刑废除的观念，但是基于民意的考虑不敢贸然废除死刑。本文将从死刑民意的一个重要特征波动性出发，探讨影响死刑民意的因素。

关键词：死刑 民意 波动性 改革

死刑民意作为民众对于死刑的态度是死刑改革路上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同时从各个国家的死刑改革之路来看，死刑民意往往是死刑改革之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但是死刑民意往往会随外界环境的变化产生较大幅度的变化。要想有效率的引导民众正确看待死刑，帮助死刑改革就需要研究这种变化的原因和规律。本文将从四个最易影响死刑民意的因素来研究死刑民意的波动性。

一、死刑民意波动性的概念

“民意”即大多数民众对于所谓是对任何给定的客观事物、思想或人，都是具有认识的成分、表达情感成分和行为倾向的持久体系。 即民众对于某个特定对象的主流态度。对于死刑民意而言，就是民众对于死刑的支持率。

而死刑民意的波动性就是死刑民意在受到自身认知和外界环境变化的时候，死刑民意偏离了长久以来的死刑民意所呈现的比较稳定的死刑支持率，呈现出较为大幅度的变化。但是当促使认知的外界条件消失或者外界环境恢复稳定之后，死刑民意又回归到了以前那种较为稳定死刑支持率上。这种死刑支持率的变化就是死刑民意的波动性。

二、死刑民意的波动性

1.死刑知识对于死刑民意的影响

死刑知识能够造成死刑民意的波动是毋庸置疑的。早在1972年审理福尔曼案时，马歇尔大法官就对于死刑知识能够造成死刑民意波动做出个一个经典论断——“如果公众了解足够多的有关死刑的信息，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大多数的民众会转而认为死刑是不道德的，因此是违宪的”。 这个论断被称之为“马歇尔假设”。这个假设后来被一些学者用于实证调查，以美国学者Bohm 主持的一项实证研究证实，在提供了向死刑民众提供了足够多的死刑知识后，民众对于死刑的支持率会降低。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首先通过传授死刑知识，民众能够快速的认识到死刑是极其不人道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死刑知识的传播能够极大的激发出民众对于死刑犯的同情之心。民众对于客观对象的认识首先是从感性的层面出发，当民众认识到死刑残酷的一面之后，民众会意识到对于某些罪名的犯罪分子一律处以死刑是极其不公平的，因为每个犯罪分子的犯罪动机不一样，生长环境和家庭背景不一样，即使是相同犯罪情节的犯罪分子也会存在某些犯人情有可原的情形。第二，通过传授死刑知识，民众对待死刑的态度会变得更加理性，由于死刑一旦执行就不在有改正的机会，当民众了解到死刑存在一定的错案率的时候，民众就会考虑到死刑是否都能够恰当的被适用。第三，死刑知识会让民众更加了解司法的实质，通过学习死刑知识，能够让民众认识到司法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神圣且复杂的事情，每个证据都会对案件的判决产生影响，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死刑的适用更应当十分慎重，而不是简单通过片面的材料来作出判决。民众死刑知识的授予可以很快的扭转死刑在于民众中的支持度，因此加强民众对于死刑的认知可以对死刑改革起到很大帮助。但是由于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基于知识而非潜移默化的社会观念，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死刑民意也会随之反弹。

2.死刑替代刑对于死刑民意的影响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于2008年作出的关于我国死刑民意调查报告，在民众对死刑的态度的调查当中，有67.4%的我国民众支持保留死刑，其中有35.3%的民众认为死刑能够起到威慑效应达到降低犯罪的作用。而在是民众关于死刑替代刑的态度调查中，研究者设计的题目为“有学者主张用其他的方法来代替死刑，如用不可减刑、假释的无期徒刑代替死刑”，即绝对的终身监禁。由此可知死刑替代刑出现之后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民众对于死刑的支持率，这正是死刑民意随着外界法律政策改变而做出的反应的结果，也是死刑民意波动性的一个体现。

笔者认为死刑替代刑能造成死刑民意波动的原因并非是因为民众认为绝对的终身监禁能达到报复罪犯的目的，而更多的是出于民众自身“免于恐惧的需求”。一方面，民众认为死刑犯是极具危险性且是难以改变本性的，一旦死刑犯有机会返回社会时，将有非常大的可能再次带来伤及人性命的案件。民众的这种担心并非是毫无根据的，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尽管犯罪分子的犯罪人格和犯罪动机的形成是存在多方面因素的，但是一旦形成这种犯罪动机或者人格后，将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 根据2013年10月11日英国司法部公布的信息，英国的重复犯罪率达到了62.3%。 因此民众出于自身安全的顾虑会要求司法机关将犯有严重罪名的犯罪分子处以死刑，以期抵消掉这种恐惧。由于各国的自由刑的刑罚都有减刑的政策，因此民众并不能从自由刑中获得这种足够的安全感。但是绝对的终身监禁能够让死刑犯永久的与世隔绝，因此这种替代刑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对于“免除恐惧的需求”。另一方面，民众认为绝对的终身监禁也能具有足够大的威慑效应。在民众看来以永久的丧失自由的代价去换取某种犯罪所能临时带来的利益或者是不值得，大多数人是不愿意做这种交换的，因此同死刑一样，绝对的终身监禁也将是极其具有威慑效应的，它能起到与死刑相类似的威慑作用，降低犯罪率，同样可以满足民众“免于恐惧的需求”。

3.凶杀案件发生率对于死刑民意的影响

凶杀案件发生率也是极其容易影响民众对于死刑的支持率的。以美国为例，根据美国司法统计局公布的凶杀案发生率，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的凶杀率为每10人中7.2起，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的凶杀率为每10万人中为5.5起 ，而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的凶杀率却高达每10万人中10.2起，进入到了21世纪，凶杀率再次回落到了8.1起左右。从图1中可以看出，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的死刑支持率维持在60%左右，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民众的死刑支持率开始下降，直到70年代开始的两年，美国的死刑支持率下降到了45%左右，70年代中期又回归到了死刑稳定性所表现出的60%左右，但是到了美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死刑的支持率陡然上升，在79%—80%这个较高的区间内滑行，到了20世纪初期美国的死刑支持率回归到了死刑民意较为稳定的60%左右。

从上面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凶案件发生率和死刑支持率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这说明死刑民意会随着社会治安的变化，尤其是凶杀案件数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当凶杀案件发生率较为低时，民众对于社会治安感到较为满意，对于死刑的需求就会降低，从而表现出较低的死刑支持率；但是当凶杀案件发生率升高，民众对于社会治安充满了恐惧，迫切的希望能够迅速的回归比较正常的情况，基于“免于恐惧的需求”急切的期望死刑得到足够多的适用，以期发生威慑效应降低犯罪率。从这里看出，死刑民意的波动性在社会治安环境这个因素的影响下较为容易的体现出来。

4.具体个案对于死刑民意的影响

具体个案往往会引起民众对于受害者的同情心和对犯罪分子的愤怒，这种情绪上的传染将导致民众不再理性的看待死刑而是希望用最严厉的刑罚惩治罪犯，从而表现出死刑民意的波动性。例如在腾讯网作出的关于“药家鑫该不该被判死刑”这一投票调查中，一共有194，218人参与投票，支持药家鑫死刑的人有179，464，支持率达到了惊人的92.4%，远远偏离了我国历次死刑民意调查中得出的65%左右的民众支持死刑的结论。而在废除了死刑的澳大利亚，当民众知道巴黎地铁爆炸案中有88名澳大利亚人死于这起恐怖袭击之后，澳大利亚民众对于死刑的支持率大幅上升，要求恢复死刑的民众高达56%。而根据以往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支持死刑的民众通常只占有了25%左右。在2007年时，根据民意调查显示，澳大利亚的死刑支持率又回到了比较平稳的状态，即24.0%。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了1971年法国监狱的“绑架人质事件”和 “李昌奎案”中。

从这些个案中可以看出，民众在受到个案影响的时候，较为容易丧失理性，从而引起死刑民意的波动。正如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的：“群体形象化的想象力不但强大而且活跃，并且非常敏感。一个人，一件事或者一个事故，在他们的头脑中唤起的形象全都栩栩如生。”同时，“群体是没有推理能力的，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他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 因此，当民众从媒体上得知犯罪分子残暴的行径和受害者极其家属遭遇到的痛苦之后，民众会受到受害者悲伤情绪的感染，仿佛这种不幸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传统的“杀人偿命”的观念代替了理性的思考，进而仅仅在媒体的片面之词下宣判了犯罪分子的死刑。在这种个案影响下的死刑民意的波动变化得最为剧烈，这也看出死刑民意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并不是民众理性判断的结果。

三、总结

上文中分析了四个影响死刑民意最为明显的因素，从这些因素中可以看到死刑民意同其他民意一样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容易抛弃理性而受到感性认识的支配，尽管这种波动性在一定时期后又会恢复到较为稳定的平均值上，但是对于我国的立法者和政策制定机关而言，如何恰如其分地利用这种死刑民意波动性的特点，将将民众引导到正确的死刑认知上，并推动死刑改革之路是尤为重要的。

参考文献：

[1] [英]罗吉尔·胡德：《死刑的全球考察》，刘仁文 周振杰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加]威廉·夏巴斯：《死刑与民意》， 赵秉志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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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崔敏：《死刑考论——历史、现实、未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 袁彬：《死刑民意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6]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