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起点:回到乡野才有文学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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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学表达有一种本能的喷吐，气质弥漫着原始生命力。

莫言通过“高密东北乡”创造了一个类似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这样的文学地理世界。他几乎所有小说作品都在这片充满想象力的土地上展开叙事，并向历史纵深处挖掘，向广袤的中国乡村延伸。

他的文学表达有一种本能的喷吐，气质弥漫着原始生命力。早期的莫言写乡下的生活，注重的是命运感的表达，《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就流淌着这样的精神。这里有恶的存在对生命的冲击，美丽的心被无边的苦难吞噬了。《白狗秋千架》对少年女友命运的描述，有对叙述者“我”的谴责，也有对苦楚的环境的冷观。一个美丽的女性因为意外的事故而失去自由生存的空间，只能嫁给残疾人，而养育的孩子也意外地都是残疾者。小说在巨大的反差里，衬托出命运对人的戏弄。这个经验，鲁迅在《故乡》里也表达过。鲁迅的叙述，有对文化秩序的思考，莫言则是带着对宿命世界的拷问，文化的解释被天命的无奈感代替了。原始生命感受的气韵笼罩在他的世界，没有清晰的理论模式，只有模糊神秘的网。小说处处有奇笔，那些存在只有感觉可以印证，左翼文学的模式对他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参照。

在最初的写作里，莫言一直关注的是表达的突围。他觉得传统的技法和自己内心丰富的体验比，还是有很大的冲突。《红高粱》就淡化叙述的逻辑线条，把家乡的生活图景和历史的多彩的存在浓缩在一个奇幻天地间。那里有一种印象主义绘画的痕迹，也使人想起肖斯塔科维奇雄浑的交响。到了后来，关于家乡历史的展示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等作品里，叙述的丰富性更为浓烈。他在文字里不断释放着一种野性的情愫。而这种野性，是美丑难分，交织一体的。儒家温情的道德话语被颠覆了，作者呈现了一个混沌无解的原生态的世界，但不是颓废与逃逸，而是力量感的表达。在这里，精神的冲荡之气渲染着耀眼的诗篇。

神灵与魔鬼共舞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在推介《铁流》、《静静的顿河》和《士敏土》的时候，就注意到多声部咏叹的美学效应。但那时候的左翼作家还不能意识到在混乱驳杂里呈现存在的意义。中国的作家只学会了对确切性的勾勒，却不幸把存在的荒诞与不可知性遗漏了。莫言唤回了这些东西，他知道那些存在的价值，在回望生命的过程中，神灵与魔鬼在同样的空间里舞蹈着。三十年代后的作家，形象思维越来越单线条化，而莫言终止了这样的滑动。他重回到鲁迅的世界，回到曹雪芹、蒲松龄的世界，开始了陌生的精神之旅，但又不放弃左翼传统的闪亮的光泽。精神内核的热能便一次次爆炸性地辐射到读者的世界。

他描绘了那么多的苦难，却绝无沉沦、消极之色。他在最不安定的生活里，依然有热情的喷发。《檀香刑》是一唱三叹的文本，《天堂蒜薹之歌》有冲破禁忌的放浪形骸之美，《酒国》的惨烈之笔，却有不羁的悲悯之情的涌动。传统的左翼小说曾对不幸的生活有诸多描述，但很少关注左翼自身的悖论和信仰之外的存在。莫言对各类对立元素的排列，有宽容之笔，亦多善恶的互衬。但在他那里，美丽与丑陋是在一个空间并存的。他对一些不能入文的丑陋存在入木三分的描述，运用着一种非传统式的表达。这不仅是儒家的禁忌，也有不合于左翼传统的杂音。那时候他受到一些批评家的挑剔，表明了其审美意识与环境的巨大差异。

吸取民间叙事经验

在后来的写作里，传统叙述的经验越来越多，歌谣、民间小调给了他快意的形式启示。他善于在传奇里以俗音的流布来暗示精神内力的伟岸，却没有回到五四以来乡土世界单一性的景观里。既没有赵树理那样的简洁，也没有孙犁式的寂寞。莫言的乡村常常是轰鸣的，蛙声、水声、死魂灵声、高粱叶声齐鸣。他喜欢歌谣体的表达，由此避开了文人腔，避开了观念化的逻辑。在俗语俗调里，把人间的难言之处表达出来。《丰乳肥臀》在混浊、血腥里有童贞之梦的飘动，故乡混乱的秩序背后的强力扭动了苦楚的时空。《生死疲劳》以六道轮回意象，表达了生活的荒谬。笔法越发有民谣体的特点，但狂放之意不失，更有本土的气息。《会唱歌的墙》在五味杂陈的声音里，听到了神灵般的心曲：传说、梦幻、自然之舞，汇聚成乡土的神异之美。广大无边的天启般的神谕，与其说是他发现出来的，不如说是创造出来的。

在这里，他改造了民谣，也改造了汉语思维。他和那些羞羞答答的文学书写完全不同了。莫言在一个缺少个性的时代表现了自己的个性。这有他对自己的生命感受的尊敬，对乡间经验的尊敬。他在回望历史时，不掩饰自己对人间多色彩的好奇与全景的打量。在他看来，旧的语言的表达似乎不能切中感知的要害，原始意象的神秘体验覆盖的空间，比道德思维涉猎的存在要广阔得多。

他的词语富有色彩和轰鸣的摇滚的特点，一方面是文不雅驯的土语的流溢，一方面有绘画感与音乐感的词语的点染，但那些都是大地的精灵的舞动，是直面苍天后的一种神灵的互动。这里有《三国演义》式的纵横捭阖，也有《聊斋志异》的诡秘，但更多的是高密东北乡的谣俗之调的流转。他借用了梵高式的零乱不规则的画面感，从带着土地气息的词语里找到了个人生命的感知方式。

大胆尝试超越伦理思维底线

莫言在鲁迅的资源和传统小说的资源里找到参照，意识到文学有别样的可能。每个人的路都与别人不可能是重复的。鲁迅给他的体会是，生活有着语言所无法穷尽的意象，人只能以敞开的胸怀直面那些消失在作家视野里的存在。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在迷乱和痉挛里的智慧喷吐，对汉语世界而言也并非没有可能。他内心对于那些夭折了的前辈的文本的叹息，也一定是有的。

如此大胆的尝试超出了一般伦理思维的底线。比如《檀香刑》对乡间酷刑的描述，令人无法忍受，血光里的存在和非人性酷刑的展示，都有悖于儒家的信条。《生死疲劳》对土地与人的悲剧的刻画，完全是乡间的想象，对荒谬的存在的荒谬的陈述，有民间的智慧。五四那代人对道学的突围乃科学与人文幻想为之，保持了一种雅趣。莫言放弃了一切温情脉脉与精致，一切都被置于野性的、明暗互映的混浊里。他以矛盾的、黑白相间的笔触，勾画世间的存在。这超越了感知阈限，灰暗大门终于打开，我们在那敞开的世界瞭望到了过去所没有看到的世界。

这是他的逻辑起点。此后，他沿着这样一种超逻辑的感知方式，向着人性的世界挺进。那些功利化的书写被其远远抛到后面，一条通往人秘的路，在其笔下被开辟出来。这个告别了单一性的人，终于在没有可能的地方找到了文学的另一种可能。他隐藏在混浊世界背后的醇良的天性，让我们读到了人间的暖意。（作者系知名文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