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张明弘的水墨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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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弘不仅仅是一个勤奋创作着的画家，更重要的是，他同时又常常处于对艺术、对文化、对生命的思索中，有着极大抱负，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他以及他的创作不是已然对某些我所认为重要的问题有所回答的话，那么我肯定其艺术的态度是不会诚恳而且切实可信的。问题有两个：其一，既然西方现代文化、艺术被作为我们展开创作和评价的重要维度，那么，究竟哪些因素是我们所缺乏的、是亟需弥补的？或者说，作为当下有着深沉责任感的绘画创作者，应该为这个时代的文化、艺术提供一些什么？其二，与第一个问题相关，现代性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究竟怎样才是我们应该坚守的现代性？

我们不可能脱离开西方谈论2 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艺术。一百多年以来，在政治上我们引进了民主与平等，在文化上我们引进了科学与理性。问题在于，是不是有了这一切，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为在民主与科学所带给我们的欣喜之后，逐渐的，有一些本不显著的不和谐质素愈来愈引起我的注意，我也因此感受到了一点点的忧虑。并不只是我自己，大约张明弘也有着类似的感受，在他略带忧郁的灰色画面中，有着沉思和追问。张明弘的忧虑没有进一步成为焦虑，相反的，有一些轻盈的、透明的东西慢慢浮现出来。还好，依着对于绘画艺术的细腻而敏锐的感觉，张明弘没有与之失之交臂。可以想象，在第一次与之相遇的时候，张明弘肯定是狂喜过的。这种东西不是别的，是信仰，是对于超越世俗之上的神圣之物的某种爱恋与敬慕。我们所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文化与艺术，从来都是现实的，尽管其中有肯定和否定的区别。但在本质上无法改变的是，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根深蒂固地缺乏一个神圣的维度，也缺乏高于现实生活的对于神圣之维的信仰与关怀。有论者道：如果2 1世纪的中国能够为人类文化、艺术奉献一点什么的话，信仰，是中国文化、艺术超越自我的唯一助力剂。在这里尽管我无法对此做出更详尽的理论证明和解说，但对此我是不作任何怀疑的。相信张明弘也是。透过张明弘设置在画面中的物象与语言，只会是信仰中的向往、虔诚与祈望，而不是意境。信仰与意境是不同的。很难断定，从什么时候张明弘开始了不同于以往的绘画，是在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困阻之后，还是在某一刻偶然的灵明显现？但无论如何，信仰进入了张明弘的视域也进入了他绘画的风景。

进一步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何为现代？何为现代性？尽管现代、现代性已经成为我们各个不同领域共同致力的目标和方向，但是很遗憾，我们很多人却往往是在盲目中、在一知半解中追逐现代、追逐现代性的。所谓现代、现代性，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从现实的实践的角度而言，现代、现代性无疑带有更多的理性精神，包括实践理性、工具理性等等。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是伴随着科学，或者说是通过借助于科学的发展而展开的，似乎科学、理性与现代本然就是不可分离的。当然也必须承认，以科学与理性精神为精魂的现代、现代性近百年来为西方乃至整个人类世界创造了迥异于往昔也远胜于往昔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从理论反思和批判的角度讲，现代、现代性之中却也同时包含了对于现实时间的质疑、反叛与否定。依此为视点，现代、现代性的理性中也同时蕴含了非理性的因素。而这种带有反理性因素的现代、现代性，恰恰正是西方现代文化、艺术长时间以来努力阐述的核心理念。如是而言，现代、现代性是一个充满着内在悖论的命题，不可究其一段而为是。但综合两个方面来看，其中也还有一以贯之的核心所在，即对于人、人性的尊重、信仰和追求。因为，无论是崇尚理性科学还是崇尚原始生命冲动，人的非理性的自然属性，都没有离开人、人性。而我也认为，脱离开这一点的对于现代、现代性的追寻，无疑是虚妄的。庆幸的是，在我们很多同行者沉迷、陶醉于西方现代艺术的变形、丑怪、放纵、恣性的时候，张明弘清醒地离开了，遵循着内心深处对于绘画、对于艺术的把握，他不相信艺术会在狂欢中走向沉寂，也不相信放纵原始的本我才是艺术的必然归宿。张明弘是睿智的。以对现代、现代性的认识与体悟为基点，张明弘从一个相对寂静同时也是寂寞的角度展开自己的绘画创作，他当然不可能在自己的绘画中讨论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张明弘在他的绘画里所表达的，与他对文化的认识、对信仰的执著一脉相承地透露着他对人性中神性存在的坚信与坚守。神性，即是人性。我想，张明弘的绘画想说明的就在于此。不知道张明弘是不是万物有灵论者、泛神论者，我在他的绘画里分明可以聆听山川的呼吸，感受到树木的沉吟，一切都宁静，一切都轻灵，一切也都既纯且真。张明弘的选择是正确的，神性本就是人性中最为至上的一部分，切不可以进化、发展为借口使之“香消玉殒”。如果真的是那样，我想，那注定是堕落的开始。

本来，我以为张明弘会对他的不乏批判性的水墨人物绘画做更加深入的探索，但是，张明弘并没有那么做。张明弘将他近期的创作称之为水墨风景，以区别于传统的文人山水花鸟绘画，也区别于西方的风景绘画。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关心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缘由，让他的绘画创作首先在题材上发生了如此的变化？作为旁观者和批评者，在观照了他的创作观念、创作实践之后，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突然转向竟然带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创作的转向源于观念的转变。如果说，在人物画中，张明弘是以批判者的姿态存在着。那么现在，他更愿意做构筑者。现代、现代性并不尽善尽美，它同时带来的不乏对人性的扭曲甚至是迫害，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作为画家、作为知识分子，张明弘所发出的质疑、批判是有理由的，也是必然的。他所做的，不过是顺从了良心、良知的判断和选择。这无可非议。但事实也不断证明，质疑与批判之后，往往会是无尽的失望。更可怕的是，在与某些阴暗、昏沉、丑陋、残缺周旋的时候，真的难以保证批判者不会坠向他的对立面。如是，质疑何在？批判何在？以鲁迅先生为例，战斗了一生也批判了一生的鲁迅，最终，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受了剧毒的。因而，鲁迅先生与成为世界级文化大师、思想巨匠的机缘擦肩而过。尽管不得不承认批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质疑和批判却不会是唯一的方式。我想张明弘肯定看清楚了这一点。更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我想，只会是背对黑暗、直面光明。在这一角度上，我想我更好地理解了张明弘的绘画以及他近期创作道路的突然转向。或者，这里的转向，更会是一种跳跃性的升华。在这里我必须指出的是，张明弘的选择，也是一切信仰者、一切神性守望者的共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