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抑郁焦虑症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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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安徽省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抑郁、焦虑症状的流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实施有效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匿名调查方式，选择安徽省4个县19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小学五年级至高三年级的3 834名学生为样本，使用Zung抑郁自评量表（SDS）、Zung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定抑郁、焦虑症状，并运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农村寄宿生和走读生抑郁、焦虑症状的影响因素。结果 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49.5%，焦虑症状检出率为24.6%；寄宿生抑郁症状检出率（52.7%）高于走读生（46.2%），寄宿生焦虑症状检出率（27.7%）也高于走读生（21.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寄宿是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危险因素。结论 安徽省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抑郁、焦虑症状较为普遍，应加强对农村寄宿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关键词】 焦虑；抑郁；因素分析，统计学；学生；农村人口

【中图分类号】 R 749.7 R 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8)09-0785-03

抑郁、焦虑症状是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障碍，不仅会影响身心健康，还与吸烟、饮酒、伤害等健康危害行为密切相关［1-2］。农村学校寄宿生大都是由于父母外出打工或住家偏远不得不寄宿，这些孩子长期与父母分离，情感的缺失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为进一步了解安徽省农村寄宿学生的心理卫生状况，笔者于2007年12月到2008年5月对安徽省寄宿制学校学生样本人群的抑郁、焦虑症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安徽省长丰、绩溪、全椒、岳西4个县，每个抽样地区抽取农村寄宿制学校4～5所，每所学校分别从各年级（小学五年级～高中三年级）抽取1～3个班的所有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收回有效问卷3 834份。其中长丰县958人（25.0%），绩溪县1 008人（26.3%），全椒县1 019人（26.6%），岳西县849人（22.1%）；在校住宿学生1 586名（41.4%），在亲朋家住宿学生233名（6.1%），租房住宿学生323名（8.4%），在家住宿学生1 692名（44.1%）；寄宿生（在校和租房住宿合并）1 909人（49.8%），走读生（在亲朋家和在家住宿合并）1 925人（50.2%）；小学生721名（五年级、六年级分别为377和344人），初中生1 898名（初一、初二、初三分别为680，813，405人），高中生1 215名（高一、高二、高三分别为451，424，340人）；男生2 293名（59.8%），女生1 541名（40.2%）。平均年龄（15.15±2.07）岁。

1.2 调查变量 （1）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年级、性别、年龄、地区、父母文化程度、自评家庭经济状况、独生子女情况、自评性格倾向、住宿类型等。（2）抑郁和焦虑症状评定：应用Zung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3-4］和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4-5］进行评定。SAS和SDS均包含20个项目，其评定分为4级，按最近1周以来的实际情况评分，20个项目评分之和为粗分，粗分乘以1.25，四舍五入取整数即为标准分。本研究以标准分≥50分为界值，评估有无抑郁、焦虑症状。

在校住宿生是指来校上课和参加其他课外活动且在学校宿舍住宿的学生；住亲朋家住宿生指来校上课和参加其他课外活动且在亲戚或朋友家住宿的学生；租房住宿生指来校上课和参加其他课外活动自己租房住宿的学生；在家住宿生指来校上课和参加其他课外活动且回家住宿的学生。

1.3 调查方法及质量控制 在正式调查之前对调查员进行调查技术培训，统一方法。开展预调查完善调查表；所有调查表均印有指导语，调查时解释指导语并提醒学生和教师仔细阅读指导语后填写；以班级为单位，现场发放调查表，要求学生以匿名方式集中独立填写问卷，当场核验收回。

1.4 统计分析 资料以EpiData 3.0建库录入，经数据转换导入SPSS 10.0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不同住宿类型学生的抑郁、焦虑症状分布特征，用χ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对抑郁、焦虑症状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抑郁、焦虑症状检出情况 3 834名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49.5%，焦虑症状检出率为24.6%，抑郁和焦虑症状并存检出率为20.8%。抑郁和焦虑呈正相关（r=0.404，P＜0.01）。

2.2 不同住宿类型学生抑郁、焦虑症状检出情况 表1显示，在校住宿、在亲朋家住宿、租房住宿和在家住宿学生的抑郁症状以及焦虑症状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在校住宿与租房住宿的学生抑郁、焦虑症状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抑郁=1.269，P=0.260；χ2焦虑=0.350，P=0.554），而在家住宿与在亲朋家住宿的学生抑郁、焦虑症状分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χ2抑郁=0.644，P=0.422；χ2焦虑=0.103，P=0.748），将在校住宿与租房住宿的学生合并为寄宿生，在亲朋家住宿与在家住宿合并为走读生。寄宿生和走读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52.7%和46.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6.021，P=0.000）；寄宿生和走读生的焦虑症状检出率分别为27.7%，21.5%，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χ2=19.573，P=0.000）。

4种住宿类型中，抑郁症状检出率男、女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校住宿学生中，焦虑症状检出率女生高于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547，P=0.021）；其余3种住宿类型的学生，焦虑症状检出率男、女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无论在校住宿、在亲朋家住宿、租房住宿还是在家住宿，从小学五年级至高三年级学生抑郁症状和焦虑症状的检出率差异无明显的规律性。4种住宿类学生间抑郁症状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7.927，P＜0.01)；焦虑症状检出率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χ2=20.046，P＜0.01)。

2.3 抑郁、焦虑症状的影响因素分析

2.3.1 抑郁、焦虑症状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χ2检验表明，寄宿情况、地区、年级、独生子女情况、父亲文化程度、自评家庭经济状况、体型、自评性格倾向8个因素间抑郁症状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寄宿情况、地区、性别、年级、独生子女情况、父亲文化程度、自评家庭经济状况、体型、自评性格倾向9个因素间焦虑症状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2 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见表2。

由表2可见，分别以抑郁症状（焦虑症状）（无症状赋值为0，有症状赋值为1）为因变量；以焦虑症状（抑郁症状）、地区（设置哑变量，“岳西县”为参照）、年级（设置哑变量，“高三”为参照）、性别（“男”为参照）、独生子女情况（“是独生子女”为参照）、父亲文化程度（设置哑变量，“大专及以上”为参照）、自评家庭经济状况（设置哑变量，“上等”为参照）、体型（设置哑变量，“很胖”为参照）、自评性格倾向（设置哑变量，“外向”为参照）、寄宿情况（走读生为参照）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Forward：LR法）。纳入标准α =0.05，剔除标准 α=0.10。

结果表明，寄宿生有抑郁、焦虑症状的危险均高于走读生；性格外向的学生发生抑郁症状的危险性较低；绩溪县和全椒县学生抑郁症状发生情况低于岳西县；家庭经济水平上等的学生比经济状况一般的学生更易出现抑郁；五年级到初二年级学生发生抑郁的危险性比高三年级更大。女生有焦虑症状的危险性高于男生；高三年级学生的焦虑症状检出率高于其他年级；绩溪县学生焦虑发生率低于岳西县；抑郁与焦虑密切相关。

3 讨论

以往运用Zung自评抑郁量表、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Beck抑郁量表等自评抑郁量表进行的调查发现，我国青少年抑郁发生率为22.8%～44.0%［6-10］。国外青少年自我报告的发生率为8.6%～52.4%［11-14］。本次调查的寄宿制学校3 834名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49.5%，其中寄宿生的抑郁症状检出率为52.7%，高于安徽省中学生（22.8%）［7］和安徽省大学生(28.2%)［15］。学生总的焦虑检出率为24.6%，寄宿生的焦虑症状检出率为27.7%，高于安徽省中学生［16］，低于丁树荣等［17］的调查结果。反映抑郁和焦虑情绪问题在农村寄宿制学校中普遍存在，寄宿生和走读生都有较多的心理问题，但是寄宿生比走读生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情绪，特别是抑郁。可能因为本次调查中66.1%的学生为留守儿童，且寄宿生有70%为留守儿童，其余还有部分为离家偏远而寄宿，这些孩子长期与父母分离，与家人联系及外界交流相对较少，生活环境相对封闭，情感的缺失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由于评定方法和人群种族的不同，青少年抑郁、焦虑症状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国内外研究的结果不一致。很多研究认为，抑郁症状的性别差别不明显［18-20］，焦虑症状女生显著高于男生［9，15］，本次调查结果与这一结论相同。可能与男女生的心理特征有关，女生情感细腻、敏感，具有较高的焦虑特质。岳西县寄宿生出现抑郁、焦虑症状的风险均高于全椒县和绩溪县，笔者分析是因为岳西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经济水平落后，且地处大别山脉，交通较闭塞，地形地貌在4个县中最为特殊，寄宿生生活条件较差，故该县寄宿生较易出现抑郁、焦虑情绪。

多因素结果显示，小学五年级到初二年级的学生发生抑郁的风险较高，而以高三年级为参照，其他年级出现焦虑情绪的风险均低于高三年级。考虑是因为小学五年级到初二年级这个时期的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期，青春发动期的身心变化本身是一种应激事件，可能导致个体的抑郁风险增高［21-22］。对农村寄宿制学校这一特殊群体，父母的日常教育关心都比较少，面临这一转变而无法适应、无处倾诉解决，很可能导致抑郁情绪的增加；而高三年级学生面临高考压力,焦虑情绪的产生在所难免，与苏虹等［9］报道一致。

综上所述，农村寄宿制学生的心理健康不是某一个因素的独立作用,而是多个因素的相互作用结果。只有正确认识其危险因素，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关心和帮助，方能促进农村寄宿制学生的身心发育。但本研究只是横断面调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确定抑郁、焦虑的影响因素。

(致谢：本课题得到安徽省学校体育卫生协会的大力支持，特此感谢!)

4 参考文献

［1］ 陶芳标，张金霞，毛琛，等.抑郁、焦虑症状与中学生多种危害健康行为.中国学校卫生，2004，25(2)：131-133.

［2］ 张洪波，陶芳标，曾广玉，等.安徽省中学生故意伤害行为及社会心理特征研究.中国公共卫生，2002，18(5)：563-565.

［3］ ZUNG WW. A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Arch Gen Psychiatry, 1965,12:63-70.

［4］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主编.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94-196，235-238.

［5］ ZUNG WW. A rating instrument for anxiety disorders. Psychosomatics, 1971,12(6):371-379.

［6］ 曾强，李乐，唐双阳，等.某高校大学生抑郁症影响因素和预防途径分析.实用预防医学，2006，13(6)：1 412-1 413.

［7］ 张洪波，陶芳标，曾广玉，等.安徽省中学生抑郁心理症状及其相关因素.中国公共卫生，2001，22(6)：497-498.

［8］ 冯正直，张大均，汪凤.中学生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5，13(4)：466-468.

［9］ 苏虹，王保金，陈卉鸣，等.中学生抑郁、焦虑情绪的流行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2，11(2)：196-198.

［10］刘贤臣，等.SDS和CES-D对大学生抑郁症状评定结果的比较.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5，9 (1)：19-20.

［11］PATTEN CA, GILLIN JC, FARKAS AJ, et al.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alifornia adolescents: Family structure and parental support. J Adolesc Health, 1997,20(4):271-278.

［12］MIKOLAJCZYK RT, BREDEHORST M, KHELAIFAT N, et al. Correlat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Latino and Non-Latino White adolescents: Findings from the 2003 California Health Interview Survey. BMC Public Health, 2007,147(7):21.

［13］CROCKETT LJ, RANDALL BA, SHEN YL, et al. Measurement equivalence of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for Latino and Anglo adolescents: A national study. J Consult Clin Psychol, 2005,73(1):47-58.

［14］LA GRECA AM, HARRISON HM. Adolescent peer relations, friendships, 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s: Do they predict soci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J Clin Child Adolesc Psychol, 2005,34(1):49-61.

［15］许韶君，陶芳标，张洪波，等.大学生抑郁、焦虑症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安徽预防医学杂志，1999，5 (2)：121-122.

［16］张洪波，陶芳标，曾广玉，等.安徽省中学生焦虑心理症状流行特征研究.中国校医，2001，15(1)：10-11.

［17］丁树荣，王天奎，王本华，等.中学生焦虑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公共卫生，1996，12(9)：419-420.

［18］BENNETT DS, AMBROSINI PJ, KUDES D, et al. Gender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 depression: Do symptoms differ for boys and girls? J Affect Disord, 2005,89(1-3):35-44.

［19］MASI G, FAVILLA L, MUCCI M, et al.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dysthymic disorder. Psychopathology, 2001,34(1):29-35.

［20］KOVACS M. Gender and the course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through adolescence in clinically referred youngsters.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2001,40(9):1 079-1 085.

［21］STICE E, PRESNELL K, BEARMAN SK. Relation of early menarche to depression, eating disorders, substance abuse, and comorbid psychopathology among adolescent girls. Dev Psychol, 2001,37(5):608-619.

［22］陶芳标.青春发动时相提前与青少年心理病理学.中国学校卫生，2008，29(6)：481-484.

(收稿日期：2008-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