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明中国民族回乡之路的诗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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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黑格尔认为，一件艺术品，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它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再追究它的意蕴和内容。这种艺术观对于我们理解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具有深刻的意义。一方面，一部以思想深刻见长的文学作品，如果因为审美形象描述的弱化，其深刻意蕴往往被忽视；另一方面，同样是一部思想深刻的文学作品，如果审美形象凸显，也往往会因此遮蔽读者进一步追究意蕴和内容的可能。

在我国享有四大经典盛誉的小说《西游记》，就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长期以来，这部小说总是被解读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代表，虽然儿童文学作品并不意味着作品质量的低下，但是，考虑到儿童特定的年龄、文化背景，大凡儿童文学读物总是以通俗易懂的故事情趣取胜，很少与深刻晦涩的哲理沾边。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包括《西游记》在内的文学作品应该得到彰显的哲学深度。

如何在解读文学作品感性直观的审美形象之后，不仅仅停滞于此，而是继续关注作品应有的深刻的意蕴和内容，不仅成为衡量一个优秀读者的重要标尺，更是衡量文学批评家们文学评论作品的重要标尺。在西方，这一学理性命题在著名的现象学理论中已经被普遍接受，在他们看来，直接刺激感官的现象界并不是单向度的，作为“现象背后的现象”也许永远像迷一样隐藏在事物表象的背后。而在中国，如何通过审美表象发现、挖掘和阐释作品深刻的哲学审美意蕴，也已经被学界普遍接受。在这个意义上，能够对小说《西游记》的审美形象背后的深刻的哲学内蕴和内容加以详细阐释，无疑是《西游记》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事实上，此前学界也在这方面有着相当丰富的成果，但是，此前学界对《西游记》的哲学研究，一直没有深入到一个民族文化深层精神结构的层面，即从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角度，或从中国民族知识结构生成的角度上，揭示中国民族数千年来回乡之路的哲学内涵。

张兴龙博士的《诗性文化叙事》（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以澄明中国民族回乡之路的诗性叙事为特色，不仅从哲学角度深入解读了《西游记》深刻的哲学内蕴和内容，而且，开启了中国诗性智慧角度阐释小说哲理的研究向度，仅就此而言，在《西游记》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诗性文化叙事》一书分为中国神话研究的两个语境、西游神话：独舞抑或合唱、生命的悲歌、大众的梦、生死智慧等五个方面，评论的中心是从中国诗性文化的视角，认为《西游记》不仅是一部神话小说，延续了中国早期神话的部分内容，而且，早期神话体现了中国民族本体意义上的智慧，通过这些保存在文学作品中的神话材料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深层精神结构以及外部各种症候。对此，本书的第三章《生命的悲歌》进行了“另类”阐释：在作者看来，孙悟空由石头幻化而生，经历西行取经的痛苦过程，就是象征着生命个体从孩童时代向成人时代的转换，对于自由纯朴的生命个体来说是一种“生命的悲歌”。一方面，孙悟空由石头幻化而生的故事与中国民族的石头崇拜相关，标志着生命个体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化；另一方面，以花果山和众多仙境为代表是人类早期乐土王国的象征，与此前的《桃花源记》等完全具有精神上的同构性；最重要的是，孙悟空头上被戴上紧箍咒并接受取经任务，标志着成人礼仪式的开始，象征着生命个体中纯粹的自由彻底失去，人类乐园的失去。

在我看来，本书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叙事，其学理性的依据有两个，一个是西方学者维柯所著的《新科学》一书，正是在这部书里，维柯在学界首次提出了“诗性智慧”的概念。在维柯看来，所谓的智慧是一种功能，它主宰我们为获得构成人类的一切科学和艺术所必要的训练。其根本内涵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理解，一是所谓的诗性智慧就是人类早期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原始思维。二是人类原始思维的特有方式决定了此后人类的文明发展。三是人类文化的第一个形态是诗性文化。以这种诗性智慧为精神方式的实践活动，在把这一套内在意象运用于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也就同时创造了一种与文明时代完全不同的原始文化体系，这就是所谓的诗性文化。这并不是以诗性文化的视角来审视《西游记》，准确地说，是从《西游记》中探寻中国民族诗性文化的传承脉络。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本书在论述这一命题的时候，并不仅仅局限于小说《西游记》文本本身，而是从被称为中国民族文化基因库的《诗经》为起点，一直到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玉石崇拜，如此一来，就在时间层面上和空间层面上，为本书提出的诗性智慧的追寻提供了现实基础。这就为本书借鉴西方文学理论阐释中国民族诗性文化精神，提供了学理性的逻辑基础，维护了本书理论支点的稳固性。这与《西游记》研究领域中常见的借助西方理论强行比附文学作品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本书哲学论证的一大特色。

中国民族回乡之路是漫长的，除了上述所说的始终追寻着乐园之外，另一个典型的民族心理结构则是由长生不老的梦想建构的生死智慧。《诗性文化叙事》一书在这方面的哲学阐释，成为本书诗性叙事的另一个特色。

在本书第五章《生死智慧》中，作者指出，每一个民族文化在精神构造上的差异性往往通过生死观念得到反映，小说《西游记》中相关叙事体现了中国民族的“生死智慧”。具体而言，一是中国民族的永生信仰。小说《西游记》中关于长生不老主题的叙事，反映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问题对于中国民族的压抑，吃唐僧肉获得长生不老的永生信仰。二是不成人之道。《西游记》中大量文字对儿童中心生命伦理学的叙事，反映了中国民族面对超越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问题的回应策略，体现了道家复归美学精神，和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探寻生命缘起的意义相近。三是起死回生。小说《西游记》中大量的丹药叙事，体现了中国民族在死亡的确到来引发的痛苦无奈之后的选择，企图通过药物疗效改变死亡现状，既不同于永生的虚妄，也不同于退回到儿童状态的幼稚，虽然最终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

关于中国民族的生死智慧问题，本书的学理依据来自于著名学者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一书，研究表明，死亡的出现是任何一个民族思维发展进程中第一个也是最为严重的挑战，它的出现几乎震撼了所有的民族，而面对死亡的挑战如何采取应对措施则成为不同的人类文明精神之间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西方社会在回应死亡意识的恐惧和压抑中，采取的是“使生命主体化，以日神精神的方式把生命变成个体的私有物”的方式，由此导致了西方文化中主体性机能的特别发达，从而彻底割断了人类主体与客体自然之间的天然的血缘联系，自然由此成为西方人眼中阻碍人类发展、亟待改造的对象。在中国文化语境下，中国民族面对死亡意识的回应是“生命的非主体化，它是以克服主体取消自我的方式，使生命回归其自然存在状态。”也就是说，在中国，由于直接继承了诗性智慧中的生命一体化精神，把永生信仰作为生命伦理精神的基因，因此，从一开始就拒绝了私有化所带来的死亡意识，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直接继承了维柯所说的“诗性智慧”的结果所致，从而在主体角度上显现非主体化的根本特征，并由此导向了自然的血缘关系的重建。显然，《诗性文化叙事》一书努力借助中国诗性文化中的诗性智慧理论阐释《西游记》中的中国民族集体心理结构，而且，本书作者还试图进一步深化已经成为中西文学母题的生死智慧情结。由于这个理论支点先天切合了中国民族精神深层心理结构的现实，所以，对小说《西游记》的诗性叙事就显得合理而且必要，这也成为本书值得关注的重要原因。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事实总归是事实，而对事实的观念有可能是错误的。对于小说《西游记》这一事实的一切叙事都不可能回避这个终极命题，因此，本书诗性叙事方式是否可以说直通中国民族的回乡之路，当然还需要留待学界此后进一步的论证。但是，正如为本书作序的学者所言，《诗性文化叙事》一书，从中国诗性文化这一本源出发，以迥异于西方文化叙事的诗性智慧为阐释语境，将《西游记》置于本土性的经验场域与文化叙事中，为人们重新理解、阐释与研究这部古典名著提供了一把新钥匙。这既是本书作者张兴龙在《西游记》研究上所获得的重要成就，也是本书在此前学界丰硕成果基础上“进一步说”和“接着说”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