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江豚的民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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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政府的不作为，岳阳江豚保护协会的13名渔民志愿者，立下了保护江豚的生死状。
何大明是一位只念过8个月书的渔民。2003年，他在洞庭湖六门闸附近水域救助了两头受伤的江豚，此后，开始自发保护江豚。回忆起二十年前时，何说：“那时的江豚多了去了。我们摆渡坐船，它们就跟在船后面，几十上百头一翻一翻的换气，有时还会轻轻拱船底。”
在武汉，最早进行江豚保护的，正是像何大明这样的渔民。从2003年开始，他们每天自费出巡、点数、绘图……用最朴素的方式进行着“科考”。
但在这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洞庭湖的生态环境迅速恶化，江豚数量急剧减少。当他们向当地主管部门反映情况时，成立保护协会的要求却频频被搁置。最终得到的回答是：“政府一定会妥善处理，你们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懂什么？”
徐亚平的加入，终于让何大明他们的希冀多了一层砝码。徐是《湖南日报》岳阳记者站的站长。“今年1月8号，我和13位渔民兄弟立了这个生死状。”徐亚平一边抽烟，一边说。立生死状那天，是“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正式成立的日子。新成立的协会由徐亚平任会长，何大明和另一名环保志愿者任副会长，巡逻队设在何大明开的渔庄。
立生死状这天，有几个渔民甚至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何大明把他们的名字写好后，他们再照着描到纸上，盖上手印。“这就是草台班子。”徐亚平说。
协会注册了中英文“中国长江江豚保护网”域名，期待某天能让政府部门意识到，原来草根力量早已跑在前面。何大明说，不知道那些吃官禄人会不会觉得惭愧，本来应该他们做的事情，现在却是我们这一帮一没文化二没钱的渔民在做。
今年2月到5月，短短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已经有超过20头江豚非正常死亡。由于当地渔政部门要求将死亡的江豚就地掩埋，徐亚平和协会同伴深夜抢回江豚尸体后，将它们运到岳阳市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谢拥军的实验室进行解剖，寻找死因——谢是协会中唯一的“专业”人员：此前他从事畜牧兽医专业研究，如今“转行”研究江豚。
那是整个湖南首次对江豚进行病理解剖，“我们没解剖权，但没办法，我们再不做谁来做？”徐亚平为此还从当地医院找来几位外科医生一起参与。“我解剖的江豚都没有明显外伤。”谢拥军说。“有理由怀疑这些江豚都是饿死的，因为所有江豚肚子里都没有食物。环境污染和破坏太严重了。”
如今的洞庭湖早已不是过去的样子。短短几年时间，面积已经缩小超过一半，矮围面积超过万亩，处处是细密的打鱼网和滚沟；24小时破坏湖底生态的挖沙船随处可见；沿湖造纸厂不间断地向洞庭湖排入没有处理的污水。
“当初立这个生死状，是怕万一我们当中有人在巡逻时遇到风浪出事，其他人必须照料他的家人。”但是不久之后，成员们意识到，真正需要警惕的风险不是来自大自然，而是来自人。
徐亚平车子的轮胎、后视镜都被破坏过，并且不时接到威胁电话，以至于他直白地交代妻儿：各安天命。原先签了生死状的巡逻队员中，也已有两人因承受不了各种压力而退出。“我们知道，这是在断人家的财路。”
近年来，由于滥捕滥捞，导致洞庭湖的渔业资源迅速减少。除了非法捕鱼的渔霸，严重破坏湖底生态的挖沙生意是最让他们头痛的。暴利诱惑下，整个洞庭湖被割分得支离破碎。“洞庭湖被挖沙公司瓜分，每天都在造就百万富翁。当地政府和挖沙公司有协议，一个公司每年至少上交一亿的税，这都是GDP啊！”徐亚平很快明白了自己正在触及谁的利益。一个领导甚至警告他：“你一个处级干部，没事少管这些闲事！”
2001年,国家农业部曾制订《长江豚类保护行动计划》，要求建7个豚类自然保护区，“岳阳东洞庭湖江豚自然保护区”是其中之一。但直到今年年初，岳阳的保护区一直没建起来。
岳阳市渔政管理站书记卢益卫曾对记者说：“保护江豚需要多部门联动，光靠渔政并不能解决问题。”2005年农业部拨给岳阳350万专款，渔政部门也表示这批款项是用来添置保护江豚的快艇等专用设施。
徐亚平对这样的回答却表示不屑。“畜牧水产局发消息说是新增8条巡逻船24小时不间断巡逻？我们巡逻队员们怎么没见过？”这一点也被何大明和其他巡逻队员所证实，“巡啥逻？打电话给渔政，来不来也全凭对方高兴。领导来了就装一下，领导走了，还是一样。”而年轻的成员江克明则羡慕地说：“他们的快艇上还有空调呢,比我们的破艇强多了。但就那么空置着，真可惜。”
而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渔政部门公开提到的“补充专用设施”，还包括添置轿车和翻新办公楼。
协会每天巡逻，光油钱就要两三百，成员们大都是普通渔民，根本承担不起。“我们只是希望政府能补贴一点油钱。但现在看来几乎不可能。”而截至目前，这个没有经济支援的民间协会，唯一一笔捐助来自广州美院一个叫张璐的学生，捐款金额为一万元。
长江江豚属于小型齿鲸类动物，为长江独有淡水豚类，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目前整个长江流域江豚数量仅有1000余头，而且数量正在迅速下降，已经处在灭绝边缘。
杰西根据《山东商报》、新华网、Financial Times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