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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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民幸福理论正成为我国学术界一个热点，因其无法直接测量，从而需要一种合适的多变量分析技术来作研究支撑。在对国民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指标和潜变量进行筛查、调研、挖掘的基础上，通过2007年和2008年的两次较大规模的调查，取得了广东省21个地市的样本，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H)方法，实证区分了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与政治和谐感等国民主观幸福感的三个层次，以及性格因素、经济感知和其他感知三大影响因素，给出了有信度的结论和建议。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结构方程；广东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5-0032-08

主观幸福感指的是人们的渴求被满足或部分被满足时的一种主观感受，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它无法通过直接测量得出结论，因而研究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就变得很困难。运用传统的指标体系方法难以准确和全面地反映幸福感的潜变量，也筛查、测量不了对这些潜变量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因此，需要一种合适的多变量分析技术来作为研究的支撑。借助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分析方法，能够有效建立指标与潜变量，潜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而了解主观幸福感的具体特质和影响因素。

广东是我国的经济大省，其国民主观幸福感会怎样，主观幸福的具体特质有哪些，影响因素主要有哪些，是否会随着时间变化?这些都是人们倍加关注的问题，本文在实证的基础上试图加以解析。

一、文献综述

(一)幸福问题的起源

回顾人类文明的历史，从欧洲的古希腊时代和中国的先秦时代开始，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就开始了对国民幸福问题的积极探索。由于地缘环境和文化形态的差异，国民幸福的内涵也有所差别。

在古希腊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中。卢梭(公元前640-约公元前558)开启了古希腊关于幸福思考的端倪。他认为幸福是与人的财富、品行和人生紧密联系。幸福不等于拥有财富，财富的多寡不决定幸福程度的高低。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提出幸福的重要条件是美德和知识，对知识和美德的追求，也是对幸福的追求。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把幸福定义为有德行的感性生活，理性生活居于生活的主导地位，指引人们快乐地生活。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认为幸福是“至善”，是在人类欲望之上的神性满足，而不仅仅是世俗的享乐与感官的享用。

中国古代以儒家学派为代表，强调了品德在人类幸福中的重要作用。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主张以“仁、义、礼、智”的道德规范引导“乐”的追求。虽然儒学、道学、佛学构成了中国的三大思想，却没有对幸福有统一的定义。而中国民间则久而久之形成了“福、禄、寿、喜、财”五福的说法，这被看作是幸福人生的圆满境界。

(二)幸福理论的研究层次

归纳起来说，国内外对国民幸福理论的研究在宏观和微观领域中都有大量的涉及。

宏观国民幸福研究领域。1972年，不丹国王旺楚克在推行“全民幸福计划”时，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概念，把国民幸福程度的测量上升到了与国民生产总值(GDP)相同的高度。2005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发表了关于“税负痛苦指数”的调查报告，国民幸福的研究不断地具体化。在我国，2001年，钟永豪、林洪等提出了我国的国民幸福指数(NHl)；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科院院士程国栋提交了《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开始着手建立我国的国民幸福指标体系。

微观国民幸福研究领域。巴罗在其《经济增长》一书提出了幸福函数的概念，其以效用反映幸福程度的思想来源于英国伦理学鼻祖边沁。卡尼曼则提出了日重现法(DRM)来测量微观的国民幸福感。著名市场调查公司盖洛普(Gallup)也从1994年开始，对中国进行了全国性的消费者满意度调查。在国内，学者们对主观幸福感具体特质的细分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满意度方面，例如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则分布在多个方面，如收入(Easterlin，2001)，年龄(邢占军，2005)，人口特征(Oswald，1997)，社会保障(孙凤，2007)等等。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尝试着用新的统计学测量方法，例如结构方程模型(SEM)来研究国民幸福感的微观层次。

二、研究路径

(一)提出潜变量和观测变量

1，提出主观幸福感内生潜变量因子(η)和影响因素外源潜变量因子(ξ)

本文分析的国民主观幸福感包括满意度与和谐感两方面，又可细分为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与政治和谐感三个水平。这种划分保留了以往研究中的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并将运用模型来检验其效果。

工作满意度，指的是个人在组织内进行工作的过程中，对工作本身及其有关方面，包括工作环境、工作状态、工作方式、工作压力、挑战性、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等等，有良性感受的心理状态。生活满意度，指的是一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如外界压力，内控力(相信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外控力(意识到被别人控制)、成就感等等，指标综合得分越高，表明满意度越高。政治和谐感，指的是政治生态系统内各环节之间高效、公平、秩序、活力、发展、稳定的统一状态，给人带来的良性感受。

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保障、收入等因子都可以归并到经济感知因子中。而性格因素是以前研究和考虑得比较少的一方面，本文认为，它可以作为新的外源潜变量因子引入模型。对于未考虑的其他因素，归并到其他感知因子中。

2，提出20个测试项目及相应的观测指标(x、y)

对于调查项目及选项的设置形式，采用了目前常用的李克特5级量表(Likert Scale)形式，共包含20个测试题目，构成20组陈述。每组陈述有“非常同意”、“同意”、“不一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种回答，分别标记为1，2，3，4，5。五种回答对应的数值就是观测指标的取值，测试题目及相应的观测指标，如下表1：

(二)调查方法的设计

1，调查的路径

从2007年开始，笔者以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城镇居民作为样本框。样本框的基本结构为：(1)年龄，覆盖了从十几岁到六十几岁，以十岁为一个等级共六个等级；(2)职业，共涉及公务员、警察、教师、学生、工人、侍应生、摄影师、职员等52个不同的职业；(3)性别，其中男女比例为1：1；(4)学历，涵盖了包括小学及小学以下、中学、大专及本科、本科以上四个不同层次； (5)民族，主要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占的份额为1.9％。连续调查两年，即2007年和2008年，每年调查进行一次。从而便于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分析广东城镇居民的幸福影响因素是否随时间发生变化。调查时，采用分层抽样方法，按照地区的不同分为21个一级层次，每个地区调查150份问卷，每次调查一共收集问卷3150份。

2，问卷设计的原则

系统性原则。对各个调查项目的选取，要力求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国民幸福感的主观决定因素的结构。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选取能反映国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项目，以便做出较为系统、全面的评价。

可操作性原则。测试问题的选取不宜繁杂。要兼顾系统全面与操作简便的要求。并力图使各调查项目涵义明确、信息集中、标志表现真实且容易获得。

适用性原则。调查的地域范围主要基于对广东城镇居民国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广东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许多方面具有其独特性。因此，在问卷的设计过程中，还需考虑广东的独特性。

三、构建模型

(一)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国民主观幸福问题是近年出现的一个新方向。该方法整合了因子分析、路径分析和多重线性回归的原理和思想，通过多元统计变换，可以探究理论、概念之间关系和结构，从而得出直观的方程模型。

1，结构方程模型的形式

本次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的方法，尝试建立如下形式的结构方程全模型(FullModel)。

其中x表示外源指标，ξ表示外源潜变量，Ax表示外源指标x与外源潜变量ξ的关系，δ表示外源指标x的误差；y表示内生指标，η表示内生潜变量，Ay表示内生指标y与内生潜变量η的关系，ε表示内生指标y的误差。

结构模型。反映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对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方程形式为：η=Bη＋Tξ+ξ

其中，B表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T表示外源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ξ表示结构方程的残差。

2，结构方程模型的计算结果

根据两次调查资料，利用LISREL 8.5软件，可得出模型中的参数值，并分别绘制出2007年和2008年广东国民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方程图，如图1和图2所示：

(二)模型参数检验及模型效果评价

模型的参数检验主要考虑了参数的显著性，对2007年和2008年参数结果的对比，如下表2所示：

参数检验效果显示，两次全模型所表达的经济意义较清晰。故对模型整体的拟合效果进行检验，结果如下表3所示：

考虑到两次模型的自由度为158，在大的样本容量情况下，给予绝对拟合指数x2和信息指数AIC效果尚可的评价。总的来看，两次全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相比而言，2008年全模型效果比2007年全模型效果有所提高，但总体差别不大。

四、分析模型

(一)基于潜变量的分析

1，工作满意度。从表2考察外源指标工资水平、工作职位和工作环境，发现2007年工作职位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0.86)最大，其次为工作环境(0.79)和工资水平(0.60)。2008年这三个外源指标的影响程度有所减弱(0.76，0.71，0.54)，但名次的排序情况依然保持不变。可见，人们对工作满意度的认可，首先考虑的是工作职位本身是否有长远的发展空间。工作职位的好坏，是人们考虑工作环境和工资水平的重要前提条件；2，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考虑的是生活信心和居住条件。2007年生活信心(0.36)与居住条件(0.37)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本持平，2008年两者也差别不大(0.46，0.41)。可见，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主要来源于两大感受：一是物质层面的，比如住房等居住条件；二是精神层面的，比如未来生活的预期，即生活信心。这两大感受没有明显的轻重之分，而是一个并行的关系。居住条件的改善，或者生活信心的增强，都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3，政治和谐感。对于政治和谐感的分析，本次研究着重考察了政策制定与行政效率两方面。两年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制定(0.78，0.79)与行政效率(0.75，0.70)对人们的政治和谐感影响较大，且政策制定的影响略高于行政效率。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政府部门在政策制定方面有着浓厚的改革色彩。因此，对人们政治和谐感的影响也最直接和深入，此其一。其二，广东政府部门务实的行政效率，又进一步加深了人们政治和谐感的认同；4，性格因素。乐观、开朗、快乐、勇敢这四个内生指标较好地反映了性格因素。其中，乐观(0.75，0.57)和快乐(0.69，0.57)对性格因素的影响最大，勇敢(0.58，0.49)和开朗(0.30，0.33)次之。选取这四个内生指标的主要目在于，验证性格因素这个内生潜变量。两年数据的统计判断，也证明了这一点；5，经济感知。为了验证经济感知内生潜变量，研究前事先选取了物价水平、医疗保障、福利保障和交通因素四个内生指标。2007年各指标对经济感知的影响分别为0.53、0.52、0.54、0.54，2008年各指标相应的影响为0.45、0.62、0.56、0.33。对比结果发现，2007年四个指标的影响水平差别很小，几乎处在同一水平。进人2008年以后，物价水平的影响有所下降，医疗保障和福利保障有所上升，交通因素下降幅度较大。考虑到2008年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通货膨胀的势头也有所转变，物价水平开始步入下降的通道。同时，人们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变得更加重视医疗保障和福利保障。总体来说，经济感知通过以上四个内生指标反映，得到了较好的验证；6，其他感知。本文认为，其他感知作为内生潜变量而存在的原因在于，前人以及本次研究中还存在着其他未被考虑到的因素。因此，调查时着重挑选了以下五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内生指标，分别是生态环境(0.18，0.38)、治安状况(0.69，0.61)、外界看法(0.44，0.25)、闲暇程度(0.15，0.15)和健康状况(0.61，0.52)。结果表明，生态环境的影响增大了，治安状况、闲暇程度和健康状况的影响基本保持不变，外界看法的影响变小了。除了闲暇程度的影响程度较小外(0.15，0.15)，其他四个内生指标都较好地反映出了验证其他感知的存在。

(二)潜变量的交互影响

1，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由图1和图2可知，工作满意度主要受性格因素(0.27，0.38)和经济感知(0.57，0.44)的影响。比较而言，经济感知的影响要明显高于性格因素，并且经济感知的影响也更显著。因此，人们的经济感知状况对工作满意度影响比较大。同时，性格因素也从另一个方面影响人们的工作满意度。要提高人们的工作满意度，在性格因素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改善人们的经济感知，从而达到影响工作满意度的目的。两个模型还表明，工作满意度不受其他感知的影响；2，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对于生活满意度而言，图1和图2表明，性格因素(0.50，0.67)、经济感知(0.47，0.53)和其他感知(0.47，0.49)均存在正面显著影响。两年对比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按照影响程度的大小对影响因素排序为性格因素、经济感知和其他感知。这就表明，对于生活满意度来说，性格因素、经济感知和其他感知都共同起作用，但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性格因素而不是经

济感知。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性格对于想获得满意的生活来说，比其他的因素更有用。当然，研究的结果并不否认经济感知对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性，经济感知排名第二的事实也表明，降低经济感知，会降低生活满意度。其他感知的影响也不可忽略，甚至有追赶另外两个影响因素的趋势。为此，人们还应该注意性格因素和经济感知以外的其他因素对生活满意度造成的影响；3，政治和谐感的影响因素。模型的结果表明，政治和谐感只受经济感知(0.57，0.49)和其他感知(0.08，0.29)的正面直接影响，其他感知对政治和谐感没有直接的影响。更直观的结论是，政治和谐感受到经济感知的影响显著，且远大于其他感知的影响。因此，如果要提高政治和谐，首先要提高人们的经济感知才是最重要的。其他感知虽然对政治和谐感有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很小，2007年只有0.08，相当于无影响。2008年提升为0.29，其中的原因，值得进一步分析求证。研究还表明性格因素对政治和谐感没有直接影响；4，主观幸福感三个水平之间的影响。除了三个内生潜变量的影响以外，主观幸福感三个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影响呢?从图1和图2来看，两次模型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差异的地方。两次模型都表明，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有正面直接影响(0.26，0.16)，虽然影响的程度不太大。这也就说明，工作中的得失会对生活产生相应的正负影响。两次模型的差异在于：2007年研究表明，生活满意度对政治和谐感有正面直接影响(0.08)；2008年研究表明，政治和谐感对工作满意度有正面直接影响(0.03)。但两者的影响都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由此，本文认为，政治和谐度与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互影响较小。

五、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经过运用CFA方法建立的结构方程全模型对广东城镇居民调查数据的分析，比较好地反映和验证了本次研究假设中关于国民主观幸福感和主要影响因素的三个讨论问题：主观幸福感可以分解为哪些具体的层面；主观幸福感受到哪些主要因素的影响；主观幸福感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显著的变化。因此，根据广东城镇居民的具体情况，对研究结果提出以下结论建议：

1，主观幸福感可以细分为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政治和谐感三个水平。三个水平以生活满意度为中心，表现为工作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相对较大，其他水平间影响很小或者无影响。因此，对于广东城镇居民整体主观幸福感的提高，首先可以考虑提高人们的工作满意度。即：要重点改善居民的工作环境；提高人们的职业规划意识，从而增强人们对工作岗位的认同感；工资水平要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即使受经济环境变化因素的影响，也不应波动太大。

2，生活满意度是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核心，受到经济感知、性格因素、其他因素和工作满意度的显著影响。因此，为了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首先应该引导人们的心态向乐观积极的方面发展，可以建立一些心理咨询和辅导机构，让人们在快节奏的工作环境中，也能调整和化解工作压力，保持身心健康。其次，政府应该加强人们医疗和福利保障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力度，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此外，城市建设水平的提高、治安状况的改善都有利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3，政治和谐感与其他主观幸福感水平的相互影响比较小。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行政效率的和谐度与其他因素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判断过程，人们对政治和谐的认同和评价趋于客观，但并不意味着政治和谐感对主观幸福总体水平没有影响。通过经济感知和其他感知的变化，可以明显地影响人们的政治和谐感，从而影响到总体主观幸福感。

4，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可以概括为性格因素、经济感知和其他感知三个方面。比较而言，性格因素对生活满意度影响最大，经济感知对工作满意度和政治和谐感影响最大，其他感知的影响正面显著，但效果小于前面两者。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和调整政策时，可以有针对性的，调整对相应的影响因素观测指标的影响程度，从而提高对主观幸福感某个水平的影响程度。

5，从时间跨度来看，短期的时间效应不会对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具体水平和影响因素产生显著变化，即使在2008年出现了世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也不会大规模地影响它们的排名状况。因此，我们认为时间不是改变主观幸福感的主因，通过时间的推移，改变影响因素对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影响程度才是影响机制发生和传导的主要路径。

6，政府部门应该继续加大和推进对民生问题的政策制定和执行效率。只有一切从人们需要出发，“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加快解决人们的医疗、教育、住房、福利等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才能全方位多角度地改善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这也是本次研究的根本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