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当奉行产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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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一体化步入快车道，三地协调发展成为产业布局的主基调。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北京周边地区的各项生产要素将迎来重估，并带动区域间产业、人口、公共资源的平衡发展。而保定的崛起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

4年前，《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作为中国经济“第三极”，京津冀地区理所当然被划入优化开发区。新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要优化提升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东部地区城市群，加快培育成渝、中原、长江中游、哈长等中西部地区城市群，使之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

种种迹象都表明，京津冀一体化即将迎来落地时刻。以“保定崛起”为代表的资源重新分配窗口已经来临。

以往的城市管理体系导致资源的自由有序流动一直存在藩篱。此番资源重组的内在冲动将极大地冲击目前画地为牢的行政管理体系。这也是保定等城市积极主动争取相关产业转移的动力。

最近十余年来，在北京城郊出现了回龙观等纯粹居住的大型社区。同时，由于就业和休闲功能区仍在市内，人们不得每天在城市长途跋涉，拥堵严重、雾霾频发，民众牢骚满腹。因此，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科学合理地布局多个产业和休闲中心，使民众就业和休闲的半径缩短在三五公里之内，方是人口密度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一点，对人口千万的超级城市尤为关键。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产城融合、产业布局被置于优先位置，将改变北京“睡城”不断外延、甚至外延到河北的局面。产业重组和人口流动逐渐有序展开。

然而，京津冀的产业差异性让产城融合面临诸多阻力，这需要在坚持市场化、明确分工定位的基础上全面考量周边区域的资源、交通、人口和市场承载力。过去，由于行政管理权的地区分割、财税横向转移支付体系的缺失、官员政绩考核偏重于GDP，导致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局面仍在持续，土地财政未见收敛，城市摊大饼格局依旧。这造成国土空间开发强度过大，很多城市的开发强度已经处于20%～30%的区间。而在城市化进程更早的德国，大城市开发强度超过10%，就被当地官员认定为是“过度开发”。

区域间产业的承接转移应该是渐进的发展过程。在考虑产业、资源和交通承载力的基础上，还需考量人口和环境的承接力，综合匹配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产业，将北京市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逐步向周边地区辐射，从吸引“产业落户”到吸引“人口落户”，从而解决大城市周边“空城”、“睡城”现象。

从目前的普遍认识来看，未来北京市将不再重复“大而全”的经济体系，而是通过“腾笼换鸟”构建“高精尖”的产业结构。北京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向周边转移，这种转移不仅仅是厂房搬迁、生产线重建，还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周边区域则需要根据自身特点来承接相关产业。比如，河北省可以发挥人力成本低、自然资源丰富等优势，天津市可以发挥商贸、航运等优势，逐步建立物流、制造中心。

毋庸赘言，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基础较好，未来发展空间巨大，现在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生态环境压力大、国际竞争力不强，下一步的方向是优化提升、转型升级。其核心是要促进中心城市功能升级，把非核心功能疏散出去，为功能升级留出空间，周边地区在承接功能的过程中同步升级，相互间建立起分工协作和一体化发展机制，最终实现整体优化升级。

总而言之，应当充分结合市场手段，而非单一行政手段逐步推进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唯有在市场化机制下推进产城一体化，方能让“保定崛起”成为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进程中飘扬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