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象之争抑或龙象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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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印两大邻国渊源深厚，双方的和睦相处、携手合作，不仅是亚洲之幸，而且是世界之福。本文通过对两国从秦至清的文化交流的梳理，肯定中印文化交流对中印双方乃至世界而言都是有着诸多裨益的。

关键词：印度；中国；文化；交流

前言

中印交流至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而文化交流更是在其中扮演着桥梁的角色。即使是在两国关系遭遇低谷之时，民间的文化交流也并未断绝。在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要实现和平崛起，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季羡林所说，“文化交流能促进交流双方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的发展，能增进双方科学技术的昌盛，总之一句话，能推动双方社会的前进。在全部世界史上，要举一个文化交流双方获利的例子，非中印文化交流莫属。”[1]（P3）

一、活跃――秦汉时期

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阿富汗）发现蜀布和邛竹杖，这是由商人们从身毒国（今印度）的蜀人处买来的。当时，北方的丝绸之路尚未开通，商人们主要是经由西南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往来。学术界普遍认为，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大约比北方丝绸之路要早一至两个世纪，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印文化交流滥觞于秦以前。

到了两汉，中印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西汉时期，中印文化交流的重点是在交流渠道的探索和物质文明的交流上。公元前139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这次“凿空”之行促使北方丝绸之路开始形成，另外，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在汉代中印之间的海上通道亦已建立。交往通道的形成大大推动了中印交往。

东汉时期，中印文化交流的特点是，在物质文明交流的同时开始了精神文明的交流，而后者的主要事件是佛教传入中国中原地区。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众说纷纭，不过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之一就是公元67年，东汉明帝派蔡、秦景前往印度求法，得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印度僧人来华，次年在都城洛阳外修建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供其翻译佛教典籍。这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掀开了中印交流的新篇章。

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

进入魏晋南北朝，中印文化交流已经全面展开，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在物质交流层面更加深入以及佛教文化的大规模东传。

佛教传播。魏晋以降，经学和名教衰颓，儒学陷入困境，佛学趁势大兴，中国文化首次遭遇异域高度发达文化的巨大冲击，影响深远。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对佛经译文的更高要求，于是出现了新的历史现象――中土僧侣西行取经。其中最著名的是后秦僧人法显。他于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经西域前往印度，然后又经海路返回中国，历时13年，足迹遍及30多个国家，携回大量佛经，并翻译了部分经书和戒律，这对于中国佛教在教义和教派组织上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另外，法显还根据其取经经历，写成《佛国记》，该书不仅是研究古代印度的重要资料，更是中印两国友好交流的见证。

在中土僧侣西行取经的同时，西方高僧也陆续来华传教。鸠摩罗什是其中的典型人物。公元401年，在后秦姚兴的邀请下，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开始翻译佛经。他父亲是天竺人，自己却出生在龟兹，是以本身就被打上了中印文化交流的烙印，加上他精通梵语和中文，所译佛经文圆意通，现今流行的《金刚经》、《法华经》就有他的译本。

艺术影响。中国的佛塔建筑形式起源于印度，在此之前，中国建筑中并无佛塔形式。但匠人在修建佛塔的过程中融入了中国元素，这正是中印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结果。石窟也是由印度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的。中国石窟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分布均较广，但论及石窟的开凿全盛期，则要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此时，后世著名的几大石窟，如敦煌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均已开始大规模开凿。它们都是中印文化激烈碰撞融合后的结晶。

佛教的发展还给中国的雕刻与绘画吹来了新的气息。这一时期中国的雕刻与绘画在内容上，新添了佛教人物和佛教故事，风格上，则深受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而且由于佛教兴盛，每逢佛教节日，很多地方都会举行佛像游行、百戏乐舞表演等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在客观上对中国自身的民俗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印度佛教音乐随佛教一同传入中国，直接推动了中国佛教音乐的产生。中国佛教音乐的奠基人通常被认为是著名文学家曹植，此后，中国佛教音乐进一步发展。“（梁武）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大乐》……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又有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呗，设无遮大会则为之。”[2]（P305）南朝梁武帝推崇佛教的一系列举动大大推动了中国佛教音乐的发展。

技术交流。在技术层面，由于大量佛经的翻译、僧人的往来，印度的一些天文历算医药知识也传到中国。例如，我们从《隋书・经籍志》中可以看到，有《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婆罗门阴阳算历》、《婆罗门算经》、《婆罗药方》、《龙树菩萨养性》等天文历算医药知识方面的书记录在册。

三、鼎盛――隋唐时期

在隋唐大统一的政治格局下，中印文化交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特别是在被喻为“大有胡气”的唐朝，一方面，政府奉行高度的对外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先后建立，保证了北方丝绸之路的畅通，加上唐蕃古道的开辟，使得中印交流更为便捷。

佛教传播。法显之后，西行求法者络绎不绝，至唐代更是达到巅峰。在这样一大批求法僧人中，玄奘无疑是最伟大的代表。他于公元629年出长安，历经千难万险到达印度，在佛学中心那烂陀寺住学五年，声誉颇高。但他并未遗忘求法回国的理想，于公元645年载誉而归。次年，玄奘将自己在西行途中的各色见闻口述出来，由门人辩机撰写成《大唐西域记》，这部书为研究古代中亚以及南亚历史文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在玄奘之后，最著名的西行求法者要数义净了，他把自己的见闻也写成了书，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寄归内法传》。有唐一代，虽然有武宗灭佛，但这一方面反映了佛教在唐代之兴盛，已影响到帝王统治，其次，尽管遭此祸事，佛教依旧兴旺不灭。因此，总的来说，中印佛教交流仍然十分繁盛。

科学技术交流。来自印度的科学知识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唐代僧人一行制作《大衍历》，被认为是在古代印度天文历法的影响下进行的，而瞿昙悉达将印度的《九执》历书进行加工创新，推出了适用于中国的《九执历》。药圣孙思邈，史书称其“好释典”，而且据考证，孙思邈的《千金方》中，有不少方子和药物都来自印度，这佐证了印度医药学对中国的影响。

一方面，印度文化对中国的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印度文化也大大受益于中国文化。印度的造纸、养蚕之术就学自中国。制糖技艺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十分特殊的位置。首先，制造粗糖的技术是印度发明的，随佛经传入中国，而后，中国改进了制作粗糖技术，又将改良后的技术传回了印度，这样的流传轨迹是中印文化良流的典范模式。

四、转型――宋至明中叶时期

这一时期的中印交流经历了重大的转型。十二世纪，佛教在印度消亡，这导致过去中印交往的重要文化载体的缺失，于是两大文明的交流转向了贸易往来。

交通状况。唐朝在怛罗斯之战中的失利，使得唐朝失去了对中亚的控制，而后安史之乱，中原王朝衰弱，吐蕃趁势控制了河西走廊，这导致中印传统的往来道路――西域道受阻。北宋初年，国力尚算强盛，于是西域道复通，“秦凉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3]（P113-114）到了南宋时期，由于国势渐弱，西域先后为党项、契丹等西北少数民族所控制，大理又横隔在西南丝绸之路上，加上宋人海上实力较强，于是海上丝绸之路愈加繁盛。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番志》都记载了较为详细的印度沿海情况以及中印海上交通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印海上交通之发达。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率领蒙古军队征服大片土地，其中也包括西域与西南，于是中印交往的陆路再度畅通。而此时的中印海上交通也并未荒废。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对印度情况的详细描述以及他本人的多次出海，还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的相关记载，皆反映了中印交通在元代的发达程度。

明代初期，由于倭患严重，政府一度实行禁海政策。直至永乐年间，明成祖有意经略四方，不但解除海禁，甚至遣人远洋航行，于是诞生了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壮举。再加上承袭前代宋元时期打下的基础，中印之间的道路得以畅行无阻。

佛教传播。自安史之乱始，中印往来逐渐冷却，待到北宋政局稳定，中印之间的交往才又萌发了新的活力。具有突出表征的是佛教，“宋太祖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乾德四年，诏：秦凉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时沙门行勤一百五十七人应诏。”[3]（P113-114）这是历史上第一批由政府组织的赴印求法僧人群体，也是最后一批。此时的印度佛教在印度教和外来的伊斯兰教冲击下，已如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因此，这一次求法团赴印无疑更像是整个汉地僧人求法行动的回光返照。而印度也有一批僧人来华传教译经，“开宝（公元968年――公元976年）后，天竺僧持梵夹来献者不绝。”[3]（P114）

到仁宗时代，由于佛教在印度濒临灭绝，汉地僧人的求法运动便停止了。而藏地与印度的佛教交流则一直持续到佛教在印度灭亡。地理位置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人进入印度，带来了伊斯兰教。随着穆斯林不断深入印度腹地，佛教势力被迫不断东迁，进入与印度地区相邻的，“密教的大师星散，多经克什米尔诸地而避入，部份则逃至尼泊尔一带。”[4]一直以来，佛教的传播是以印度向中国单向传播的方式进行的，这项在中印交流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活动，终于在十二世纪结束。

佛教虽然在印度灭绝，但中国佛教仍在发展，尤为令人瞩目的是最具有中国本土气息的教派――禅宗的发展，历经千年而不衰。佛教对中国的思想（宋明理学）、艺术、文学、风俗节日活动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一切都可以说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果。

经济贸易。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亡，中印之间的交流也转向了贸易往来上。尤其两宋时期的经济繁荣程度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都罕有匹敌。在这一时期，虽然陆路时有不通，但民间经济往来一直并未断绝，究其根本，对中（印）物产的需求是推动商人在中印之间奔走的主要原因。而与此同时，海上贸易则有着令人瞩目的突出表现。海上交通前文已经谈过，此处便不再赘述。经济通道的保障，促使中印物质技术交流较前代更为广泛，《宋史》卷四八九中提到，“（大中祥符八年，注辇国）遣专使等五十二人，奉土物来贡，凡真珠衫帽各一、真珠二万一千一百两、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注辇国王地华加罗遣使奇、副使南卑琶打、判官麻图华罗等二十七人，来献豌豆、珠麻、琉璃、大洗盘、白梅花脑、锦花犀牙、乳香、瓶香、蔷薇水、金莲花、木香、阿魏、鹏砂、丁香。……（中国）答赐其王钱八万一千八百，银五万二千两。”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虽然以“朝贡”为名，但其实质是进行商业贸易。物产的种类之多、来往之频繁、数量之巨大，均是前代不可比拟的，可见经济贸易之繁盛。

思想文化交流。理学上，宋明理学自诩正统，“然而，倘若细细地研究他们的学说，又几乎无不有佛教的成分”。[3]（P123）文学方面，宋代的诗词、元代的戏剧、明代的小说，许多素材都源自于印度。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吴承恩根据玄奘西天取经的民间传说故事所著的《西游记》了。此时，虽然中印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佛教在印度已然灭亡，但印度对中国的影响或者说中国人民对印度的情感依旧存在，西游记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对印度的向往。语言学方面，由于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传播，许多源自佛教的用语也频频出现在人们日常用语中，丰富了中国人民的语言生活，比如“拈花一笑”、“大千世界”。梵文对中国音韵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这些现象不仅拘于宋代以后才出现，在佛教传入中国之时就已经产生。在忽必烈入主中原之际，蒙古国师八思巴以藏文和梵文为参照，创制蒙古新字，反映了印度语言对中国的影响。

五、式微――明中叶至清朝时期

从明朝中叶起，由于东南沿海倭患严重，加之国势衰微，政府再度海禁，实行闭关锁国，清朝沿袭这一政策，这一阶段中华文明的发展变得缓慢。从莫卧儿帝国后期起，印度文明如日薄西山，每况愈下。“从一四三九年以后，孟加拉不再派人到中国来。这其实不限于孟加拉，印度其他地方基本上也一样。……从此以后，中印交通就一蹶不振了。”[3]（P149）两国的官方往来基本断绝。

16世纪，大航海时代来临，葡萄牙、荷兰、英国先后到来，印度由此进入了被殖民时代。在中国，葡萄牙人占领了澳门，台湾也一度被殖民者侵占。殖民者逐渐染指整个南亚、东南亚，东方文明开始从属于西方。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先后成立，殖民者们以印度为据点，同中国进行贸易，再把中国的货物转运到欧洲出售，牟取暴利。这一阶段中印之间的交流主要体现在商品贸易上，而且多是以西方殖民者为中介进行的。

结语

中印交往滥觞于秦代之前，活跃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鼎盛于隋唐，转型于宋至明代中叶，式微于明代后期与清朝，又在20世纪焕发了新的生机。回顾这两千年来中印交往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和平交往、文化互补、共同发展是其主线。在21世纪，中印要想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抓住机遇，紧紧依靠对方，建立互助互信的友好合作关系。而文化交流，正是双方和平共处的基础与实现良好沟通的桥梁。（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1] 季羡林.文化交流能推动中印社会前进[J].南亚研究，2000（1）.

[2] [唐]魏征等撰.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 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4] 圣严法师编述.印度佛教史[M].台湾：东初出版社，1969.

[5] 熊义民.汉使西南洋行程考[J].岭南文史，2000（4）.

[6] 崔豹.古今注[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7] 薛克翘.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