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旗纛祭祀及其用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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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纛祭祀是重要的军中专祭之礼。旗纛祭礼即为杩祭。郑玄注《礼记·王制》曰：“杩，师祭也，为兵祷，其礼亦亡。”孔颖达疏认为，杩祭是祭黄帝或蚩尤，目的在于壮军威。何休以为出兵必祠于郊，所谓陈兵习战，杀牲飨将士；徐彦则日祠兵乃祠其兵器、飨其士卒也。郝懿行言祠兵即是杩祭。先秦杩祭主要有三：田猎立表而祭、征前祭兵器与战神、征战之地严军法祭战神。汉应劭以为杩祭乃是于战地祭马神之祭。《隋书》载：“（后齐）又卜日，建牙旗于蝉，祭以太牢，及所过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将届战所，卜刚日，备玄牲，列军容，设柴于辰地，为蝉而杩祭。大司马奠矢，有司奠毛血，乐奏《大护》之音”。唐代杩祭祀轩辕黄帝，建军旗以祭。宋代征前祀蚩尤、牙旗，并规定了杩祭的具体仪式。元代杩祭以人牲衅旗。明清两代均有祭纛祭仪，清袭明旧，但在出战前后的祭纛仪式中混杂了满族竖纛而祭的旧俗，而明代各地卫所旗纛祭祀至清中叶逐渐废除，其后旗纛祭祀仪式和用乐遂不为人知。下从明代官方旗纛祭祀系统、祭祀仪式、祭祀用乐三方面进行研讨，以探析明代旗纛祭祀及其用乐的基本情况。

一、明代官方旗纛祭祀系统

明代旗纛祭祀，类属于国家吉礼中的中祀，最早见载于洪武元年诏定的军礼，其仪节和洪武三年的《明集礼》所载杩祭仪注大致相同，主要有斋戒、省牲、迎神、三献礼、饮福、彻豆、送神、望燎等。作为中祀祭礼，国家对其祭祀形式、祭祀规模、与祭人员、敬奉神祗、祭祀日期都有明确地规定。

（一）明代旗纛祭祀形式

明代旗纛祭礼可以分为师行而祭和日常旗纛庙祭两种形式。师行而祭主要指征战出兵前的祭祀。按照出兵的规模，师行旗纛祭祀仪式分为两种情况：皇帝亲征和遣将出征。皇帝亲征需亲祭旗纛诸神，若皇帝派遣大将出征则派遣官员致祭旗纛即可。

日常的旗纛庙祭，按照祭祀处所和规模的不同，可分为三种类型：国家祭祀、王国祭祀、地方军卫祭祀。前一种类型因其代表国家，与祭者或是皇帝本人，或是皇太子，亦或是皇帝指派的能够代表朝廷的重臣。作为中祀祭礼的国家形象，其规模和形式自然有严格的规范。这种日常庙祭旗纛类型，至少应该在洪武元年的十二月朱元璋在京师建造旗纛庙时便已经开始施行。此外，在朝廷进行其他祭礼仪式中，也会将旗纛诸神同时合祀。据《明实录》记载，从洪武三年二月祭祀山川坛合祀旗纛始，一直到洪武九年，才将旗纛祭祀析出于山川坛，另建旗纛庙于山川坛左，主祭者也由皇帝改为旗手卫官。

王国祭祀旗纛诸神，也是国家制度所规定的重要祭礼之一。明代诸王之国，皆建有社稷坛、旗纛庙等应祀神祗场所。王国祭旗纛，常遣武官戎服行祭礼于旗纛庙，乐用大乐。

除以上代表国家和王国封地的旗纛庙祭之外，作为军中专祭之礼，明政府在驻防京师及全国各地的都司、卫所军营中均建有旗纛庙。京师旗纛庙址在京营教场处，京营旗纛祭礼主要在每月的朔望日施行。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的都司、卫所旗纛庙可能始建于明洪武二年春。明代宣德年间张以宁编撰成书的《翠屏集》载言曰：“洪武纪元之四月，公总率大军建牙于广。是月平三山贼，七月平山南龙潭诸寨，十一月开广东卫，岭表咸靖。越明年三月，有旨大都督府即所治后立旗纛庙，有旗有帜，悉庋于中，岁春惊蛰、秋霜降祀以大牢。天下守镇官于总卫各立庙，视京师典礼如之。”《明会典》载：“凡各处守御官，俱于公廨后筑台，立旗纛庙，设军牙六旗纛神位。春祭用惊蛰日，秋祭用霜降日……若出师，则取旗纛以祭；班师则仍置于庙。”可知，各地都司、卫所建旗纛庙，乃是国家的制度使然。明代各地方志中，凡有卫所的地方，均能见到对旗纛庙和旗纛祭祀的记载。如《嘉靖邵武府志》载言：“旗纛庙，在卫署西，所祀军牙六纛之神，卫所守御官皆得立庙致祭。旧典春祭用惊蛰日，秋祭用霜降日，今惟霜降日。”《弘治易州志》载：“旗纛庙，在州治东南三百六十步，景泰四年龚让建，成化十九年议官周诚重建。”

明代的行政统治分为两类：一为府州县等地方统治机构，一为与府州县等地方行政区并存的都司卫所军政性统治系统。二者共同形成了明代的全国统治体系。明代全国隶属都司的“卫”约有四百多个，直隶都司的“所”则大约有一百四十个左右。按照一所（都司或卫）拥有一个旗纛庙计，则全国估计至少应有旗纛庙数量在二千多座。这些军政统治性质的都司卫所建立的旗纛庙，必须按照朝廷的相关章程，在具体的仪节和礼数上，保持相对的一致性，“视京师典礼如之”，这样便形成了旗纛祭祀礼仪的全国一致性特征。

（二）旗纛祭祀神祗

明代旗纛庙祭祀神祗为“旗头大将、六纛大将、五方旗神、主宰战船正神、金鼓角铳炮之神、弓弩飞枪飞石之神、阵前阵后神祗五昌神众”，常合坛祀之（永乐之后，有神旗祭祀，专祀火雷神）。旗纛主祀皆为军伍之神灵，旗纛神灵成为军伍的保护神和专有神祗。无论出征还是日常庙祭皆由军伍之人来行祭。永乐时期开始的神旗之祭主要祭于京营，这与永乐征伐安南获得火炮神铳，并逐渐引入明朝军队有关系。成化十五年闰十月，皇帝命修神机营神旗庙。神机营“皆步队肆习火器”，祭祀神旗之神，主要为专祀火炮之神。隆庆朝，京营之五军营、神机营与神枢营三大营每月轮流祭祀神旗，《明实录》载：“改三营总兵官为提督，以定西侯蒋佑领神枢营，平江伯陈王谟领神机营，同恭顺侯吴继爵俱改给敕谕关防，每月轮祭神旗。”其时恭顺侯吴继爵掌京营事物并兼五军营总兵官。祭祀旗纛时，一般由品级最高的守御武官行初献礼，亚献礼、终献礼则按照官员的品级依序施行。

（三）明代旗纛祭期的变迁

洪武年间行春秋二祭，洪武三年七月之前曾有每月朔望日祭祀旗纛之制，后改为每年春秋两次祭祀。永乐时期则每年霜降遣官祭祀，宣宗朝每岁秋八月和岁暮遣官祭祀旗纛，后成为惯例，一直沿用至武宗时期。据明各朝《实录》记载，明武宗从正德六年开始不再遣旗手卫官祭祀，其后世宗朝遣官祭祀旗纛的记录也仅有三次，穆宗则仅于隆庆五年八月遣旗手卫官祭祀旗纛神一次，万历时期旗纛祭祀也只有八次。由此可知从明武宗六年开始，中央政府每岁两次遣官祭祀旗纛神的惯例也已不再。以上是中央政府的祭祀旗纛情况。

从现有的方志来看，明代各地卫所的旗纛祭祀大约在嘉靖之后开始减少，后逐渐定为每岁霜降日祭祀旗纛诸神一次，与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旗纛祭祀情况惊人地相似。这可能与当时的中央政府重文抑武思想有关。由于军事制度的变化，加之武官地位的下降，以及明代军事后勤保障也即卫所经济来源转由地方政府财政掌管，武官每支出一两银子都要向当地府县行政长官申领，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旗纛祭祀的衰落。国家规定只能由卫所武官与祭旗纛，文官系统的地方行政体系又掌管着卫所的经济来源，而明代卫所武官大多为世袭军职，二者属于两个系统，因此旗纛虽属国家吉礼之中祀，但实际的祭祀仪式却不如府县城隍祭礼，以至于到明万历后期，许多卫所旗纛庙坍塌衰落，卫所军兵只好转祭旗纛于教场。当然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旗纛庙都不堪使用，有些地方的旗纛庙直至清康乾时期仍然存在。《康熙建宁府志》载：“旗纛庙在行都司后，在宋云榭台故址，本主题曰：‘军牙六纛之神’。岁霜降日行都司官率其属戎服以祭，祭物于本府库支官钱办祭，仪与府社稷同。今祀守备司主之。”《清高宗实录》载：“河南巡抚雅尔图奏称：豫省伏牛山需员弹压稽查。应建移驻之通判、州同、州判、守备、衙署、各营房、马棚、墩台、旗纛庙、烟墩、牌坊、门楼、共估地基工料银六千一百七十两零。”清中叶以后，随着清代逐渐以府县取代卫所管理体制，旗纛庙祭祀才逐渐消亡。地方的旗纛庙开始转换职能，将主祀旗纛诸神转换为火神或者其他神祗，以便能够适应清代国家规定的正神祀典。

由上可知，有明一代从中央到王府，从京营到各地都司卫所均有旗纛祭祀，国家将旗纛祭礼列为中祀，终明一代，未有变化。各地卫所旗纛祭礼一直相沿至清代中叶。

二、明代旗纛祭祀仪式

（一）旗纛祭祀仪式

明代师行祭祀旗纛和日常祭祀旗纛稍有不同。师行祭仪分为皇帝亲祭和皇太子致祭两种形式。其仪大致相同，一般为：前期斋戒、省牲、陈设如常仪。正祭日分为迎神、初献礼、亚献礼、终献礼、饮福受胙、出圭彻豆、送神望燎等仪节。王国祭祀旗纛仪式与师行而祭同。

国家春秋二祀旗纛仪式也有专门的规定，一般为：先期斋戒二日，省牲牛、羊、豕各一；陈设神七位：旗头大将、六纛大将、五方旗神、主宰战船正神、金鼓角铳炮之神、弓弩飞枪飞石之神、阵前阵后神祗五昌等众，皆南向；祭物主要有：犊、羊、豕；器用豋各一，铡、篮簋各二、笾豆各十、帛七（黑二、白五）；正祀：迎神，行三献礼、饮福受胙。

日常祭祀，各地卫所军营仪式相同。《嘉靖邵武府志》载：旗纛祭祀用牲羊一、豕一（今副牲各一），帛一、祝一，香烛随宜。“至日，守御长官，武服行三献礼。”

（二）祭祀祝文

对于祝文，国家也有规定范式，《礼部志稿》和《明会典》对此均有记录。一般的祝文为：

惟某年某月某日，皇帝遣具官某，致祭于旗头大将、六纛大将、五方旗神、主宰战船正神、金鼓角铳炮之神、弓弩飞枪飞石之神、阵前阵后神祗五昌等众。唯神钦天命而无私，助扬威武，有功国家，兹当仲秋，谨遵常典，特以牲醴，遣官致祭，神其鉴之。尚享。

岁暮祭祀旗纛的祝文为：

皇帝遣具官某，致祭于旗纛之神。唯神之灵，实壮威武。适当岁暮，礼宜时祀，敬陈牲醴。神其鉴之，尚享。

朔望日祭神旗仪，正祭行三献礼。《明会典》和《礼部志稿》也记载了祭祀的祝文：

惟某年某月某日，皇帝遣具官某，致祭于天威神机火雷无敌大将军之神。唯神威勇猛厉，刚劲精强。訇雷掣雷，欻火奔风。护国庇民，厥功显著。肃靖凶暴，宁谧封疆。遏有征讨，唯神是赖。驱锋遣镝，端直奇妙。万发万中，叠贯连穿。破敌致胜，如拉枯朽。无坚不摧，无悍不灭。神其蓄锐毓灵，用之则应。特以牲品致祭。神其享之。

各地卫所常祀祭祀仪文也有规范。《明会典》载各地卫所军营《祝文》样式为：

唯神正直无私，指挥军士，助扬威武，皆仗神功。某等钦承上命，守御兹土。惟兹仲[春/秋]，谨以牲醴庶品，用申常祭。尚享。

祭祀仪文因祭祀目的和祭祀地点不同也会稍有变化。明洪武十一年，命沫英、蓝玉西征，皇帝亲撰《祭岳镇海渎锺山大江旗纛文》。明代韩雍出镇两广时，为分道进兵讨贼，亲撰《祭旗纛之神文》，文曰：

惟兹两广叛蛮，久违王化，戕害民命，罪恶贯盈，圣天子甫即大位，奉天勤民，悯兹广人久坠涂炭，特命雍等统率大兵，来兹伐叛，用救民生。初指桂林，贼侵我疆，五发偏师，所向克捷，是皆神威，助我先声。今寒霜既降，肃杀维时，蕃汉夷兵，川汇云集。雍等整饬兵戎，申严号令，将图分道并进，往问叛蛮之罪。惟神主司戎兵，三军瞻仰，伏望威灵，阴相默佑，指麾将士，旌旗所向，战胜攻取。指日削平群凶，慰安黎庶，使地方永永无虞，用副朝廷伐罪吊民之意，实荷灵神无疆之休，谨用祭告。尚飨。

此外，韩雍还撰有另一篇《祭旗纛之神文》：

雍奉命提兵留镇南蛮，狂冠虽平，余孽犹滋。寒霜既降，肃杀维时。仰体天心，爰整我师，沂流西行，祈神指麾，务殲残凶，俾无漏遗，庶康我民，彰神灵慈，谨用祭告。尚飨。

可见，明代虽然对祭祀旗纛祭文和祭祀坛庙、宰牲房屋、牲帛、日期等皆做了规定，但祭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其意和基本仪文符合国家规定，符合基本仪文的结构和要表达的告祭拜谢旗纛神灵护佑意义即可。明初考虑到旗纛祭祀主祭者为卫所武官，这些官员多数为累积战功而得官职，尤其是基层军政卫所官员，战事经验丰富，对文墨则多不擅长。国家对祭祀祝文的规范，正是考虑到了其时的实际情状。而韩雍乃是文官出镇，自然能够在国家规定的祝文规范基础上，撰写出更为符合两广实际的旗纛祝文。国家对祭文的规范，更多是因为明初礼制推广之需要，考虑到元代对礼制的破坏及明初礼乐人才之缺乏，明代对诸礼的制度规范，乃为必然。

三、明代旗纛祭礼乐

朱元璋建国伊始，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建构起一套完备而系统的统治体系。这个统治体系借鉴了先秦及历代国家制度之优点，形成了以礼乐文明为特点的封建国家统治秩序。明代吉礼分为大祀、中祀、小祀三种等级，旗纛祭祀属于中祀。国家对吉礼用乐有较为严格的规定，依据旗纛祭礼所举行的层次，从目前所见的文献看，国家和王国祭祀旗纛主要使用的是大乐，京营与各地都司卫所祭祀可能使用的是鼓吹或细乐。

（一）国家与王国祭祀旗纛用乐

明初，礼乐制度尚不完备，祭祀旗纛使用的是当时的“时乐”。《罪惟录》言：“（洪武元年）冬十二月，祀旗纛，用时乐。”到洪武十八年正月祭祀旗纛时，朝廷的大乐制度已经形成，在祭礼仪式上使用的是大乐，《罪惟录》对此也做了记录：“十八年春正月，祭旗纛，用大乐。”

《礼部志稿》记载了皇帝祭祀旗纛使用大乐的情况：

是日清晨，建牙旗六纛于神位后，旗东纛西。皇帝服武弁服，导驾官同太常卿导皇帝自左南门入就位。赞礼唱：“迎神，大乐作！”太常卿奏“请诣盥洗位”，皇帝至盥洗位。播圭盥悦讫。……爵币前行，皇帝升庙坛，乐作，至神位前。奏：“跪”，搢圭，三上香，奠币，三祭酒，奠爵，出圭，乐止。读祝官跪读祝于神右讫，太常卿奏：“俯伏，兴”，乐作，奏：“拜，兴，拜，兴，平身”，乐止。请诣六纛神位前，礼同，复位。亚献终献不奠帛读祝，余皆如之。讫，赞礼唱：“饮福受胙！”太常卿奏：“诣饮福位”，奏：“鞠躬”，乐作。奏：“拜，兴，拜，兴，平身”，乐止。奏：“跪，搢圭，饮福受胙讫，出圭”，奏：“俯伏，兴”，乐作，奏：“拜，兴，拜，兴，平身”，乐止。复位。赞礼唱：“彻豆！”乐作，掌祭官各彻豆，乐止。太常卿奏：“皇帝饮福受胙免拜”。赞礼唱：“陪祭官皆再拜！”传赞讫。赞礼唱：“送神！”太常卿奏：“鞠躬”，乐作，奏：“拜，兴，拜，兴，平身”，乐止。（传赞同）。赞礼唱：“望燎！”……燎举，执事杀鸡刺血于酒碗中，酹神。燎半，太常卿奏：“礼毕！”仍同导驾官导引还太次。

同书卷30也记载了春秋庙祭旗纛仪式乐用教坊司的现象：“正祭：赞引引献官至盥洗所盥洗，教坊司奏乐，典仪唱执事官各司其事，赞引赞就位，典仪唱：‘迎神！’乐作，乐止……”。《明集礼》对皇帝降香遣官祭旗纛使用大乐做了明确的规定。王国祭祀旗纛用大乐在《明会典》中也有记载。

（二）京营与都司卫所祭祀旗纛用乐

以上皆为京师和各地皇族祭祀旗纛使用大乐的记载。对于京营和各地卫所旗纛祭祀用乐情况，现存文献均没有直接涉及。现依据一些零碎材料，尝试对其进行初步的判断。

明代京营军士主要有在京各卫的常操和来自于各地的班操人员组成。朝廷对军中旗纛祭礼非常重视，这可以从宣德十年发生的一桩事件得以证实。《明英宗实录》记载了宣德十年五月，行在礼科掌科事给事中虞祥，因武进伯朱冕每月朔望奉命祭旗纛神时，不愿与都督佥事沈清同祭之事，上表弹劾朱冕和沈清，认为二人皆应当给以治罪。皇上以二人皆为习武之人不谙礼仪为由，对其进行了宽宥处理。据此可知，京营中每月朔望有祭祀旗纛神的仪式，朝廷对旗纛祭祀非常重视，即使是在军营，也有相关官员加以监督。其时朱冕和沈清主要掌管神机营操练。因朱沈二人未按照国家的相关章程举行，便引起了北京专事礼科弹劾官员的弹劾，若非皇帝仁慈，二位领兵武将必将遭罪。朝廷设立的给事中官职，其中一科专门监督官员有违礼仪的相关言行。国家对礼仪的重视可见一斑。上述事实虽没有涉及到京营的旗纛祭祀用乐问题，但从整个事件来看，每月朔望祭祀旗纛乃是京营非常重要的事情，其祭祀仪礼当与张以宁所言“天下守镇官于总卫各立庙，视京师典礼如之”相差不多。既然京师祭祀乐用教坊，则各地卫所或也应该有乐相须为用才更适合当时的情况。当然也应考虑到各地卫所根据自处实际情况简化旗纛祭祀的可能。此点清人秦蕙田即认为各地卫所旗纛祭祀和京师相比在仪式和祭物上应有所降杀。

旗纛祭祀乃国家非常重视之祭礼形式，朝廷在各处驻兵之所均建有旗纛庙，旗纛祭礼明初即已成为全国“通祀”吉礼类型，分布全国各处的卫所旗纛祭礼则主要仿照京师祭礼而行。除了师行而祭的国家祭祀旗纛祭礼仪式的记载较为详细之外，国家对各地军卫祭祀旗纛所做的规定非常宽泛，只是限定了旗纛庙的位置、祭祀的神灵、祭祀日期，祭物和简单的程序及与祭者。至于如何进行及是否用乐、用何种乐，国家未做强制性规定。这种情况比较符合明代的实际情况。明代疆域辽阔，卫所众多，除直属五军都督府管辖的卫所之外，尚有众多羁縻卫所以及具卫所性质的土司府、军民司等建制，强制性规定用乐的类别和规模，定会增加旗纛祭礼实施的困难，甚至造成对祭礼的懈怠和事实上的废除。

明代礼制相当于现在的一种法律规范，对祭祀礼仪的不敬和亵渎，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凯尔森对法律规范所做的分类理论值得我们思考，他认为：“法律秩序，尤其是国家作为它的人格化的法律秩序，因而就不是一个相互对等的、如同在同一平面上并立的诸规范的体系，而是一个不同级的诸规范的等级体系。这些规范的统一体是由这样的事实构成的：一个规范（较低的那个规范）的创造为另一个规范（较高的那个规范）所决定，后者的创造又为一个更高的规范所决定，而这一回归以一个最高的规范即基础规范为终点，这一规范，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效力的最高理由，就构成了这一法律秩序的统一体。”明代规定的宽泛化的旗纛祭祀仪式，便为国家的最高规范，即基础规范。这种基础规范必然要考虑到明代中国的现实：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不均衡，内地卫所与边地卫所以及羁縻卫所共存。因此朝廷仅仅对其基础规范做了规定，各地都司、卫所可以在此基础规范之上，形成自己的地方化特征。上文所言旗纛祭祀基本祝文模式即为佐证，只要基于国家基础规范，可以有在基础规范之内的、结合本地卫所的创新和发展，当然这种新的规范必须符合基础规范之本意和核心仪节之要求。秦蕙田《五礼通考》言及明代祭祀旗纛仪式：

（明）仲秋祭仪：……正祭：赞引引献官至盥洗所盥洗，教坊司奏乐。典仪唱：“执事官各司其事！”赞引赞：“就位”。典仪唱：“迎神！”乐作，乐止。赞引赞：“四拜”，陪祭官同。典仪唱：“奠帛，行初献礼！”奏细乐。执事捧帛、爵进。赞引引献官诣神位前奠献讫，赞诣读祝位，赞：“跪”，乐止。读祝讫，奏乐。赞：“俯伏、兴、平身”。赞复位，乐止。典仪唱：“行亚献礼！”奏乐，执事官捧爵。赞引引献官诣神位前，献讫，乐止。典仪唱：“行终献礼！”仪同亚献。唱：“饮福，受胙！”以下如常仪。

秦蕙田所言仲秋霜降祭祀旗纛教坊司奏乐，主要有两种音乐形态：迎神乐和“细乐”。如果从当下民间所存的礼俗情况看，迎神所奏之乐可能是以唢呐为主奏乐器的鼓乐，行三献礼时所奏之“细乐”可能为笙管笛乐器组合形式。以唢呐为主奏的鼓乐，乃是军中所必备的乐器组合形式。“凡军士一切鼓乐，有音如号笛、哮哕、喇叭、鼓、钹等类，每欲止，必鸣金一声”。细乐组合，可以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发现其在军营中的使用情况（见下图）。

图中标明了戚继光军营行阵时各种不同功能人员的位置。根据戚继光的记录，可以推断，明代军中拥有两种用乐形式：细乐组合和鼓乐组合。这可能也是国家制度所规定的，是行军打仗、布阵兴兵所必备的。既然军营中拥有两种用乐形式，而旗纛祭礼位列国家中祀，用乐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用乐与旗纛祭礼相须为用，便成为各地有条件的卫所旗纛祭礼所行的祭祀规则。秦蕙田所言教坊司奏细乐祭祀旗纛，应是有所依照的。当然这是对于较大的军营和驻军相对较多的都司和军卫而言，至于兵员较少的千户所，如果无细乐，行旗纛祭礼时使用鼓乐则是极有可能的。因为鼓乐是卫所所必须拥有的用乐组合，它是迎接诏敕、进贺表笺所用之乐。军营有鼓乐，明代文献多有涉及。《雪汀先生朝天日记》载：“（二月）二十四日甲戍，晴。早门，有降夷进验首级五颗，赏红每一匹，每级小赏银二两，赏领兵夷官绸一匹，加赏银十两，令其用心杀贼，鼓乐导出。”这是朝鲜李讫出使中国，因建州大举入塞，滞留山海关期间在明朝军营中写的日记。他的日记多次提及当时的明朝军营中用鼓乐迎接龙亭，用鼓乐鼓舞士气之事。

此外，还有一些文献也显示出旗纛祭祀使用教坊的现象。《西湖游览志》载：“旗纛庙，洪武三年建于都督府后，以祀军牙六纛之神。每岁惊蛰、霜降祭之。八年，都指挥使徐司马改建于普济桥东。诏停春祭，岁霜降。先一日，本司以所制军器绕城迎之，鼓吹殷作，谓之扬兵，至日乃祭。”鼓吹殷作扬兵，乃是旗纛祭祀前一天的事情。到了祭祀的正日，诸种技艺纷呈，迎神赛社，热闹异常，旗纛祭祀，在当地俨然便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节日庙会：“霜降之日，帅府致祭旗纛之神，因而张列军器，以金鼓导之，绕街迎赛。谓之扬兵。旗帜、刀戟、弓矢、斧钺、盔甲之属，种种精明，有飚骑数十，飞辔往来，呈弄解数，如双燕绰水、二鬼争环……”迎神赛社，百戏竟演，皆隶教坊。从军中祭祀旗纛的庄严神圣到晚明的百戏参与，反映了明中期以来社会政治的宽松和社会风尚的转变。当然在祭祀旗纛诸神的庄严仪式上，为神献祭，其所用的礼乐曲牌自不会有变。

明代对旗纛祭祀做出规定时，即充分考虑到了国家用乐的差异性特点。朝廷师行及日常遣官祭祀用大乐，王国祭祀也用大乐，这一点在用乐制度上有保障。国家专门有礼乐机构负责承应，王国也有专门的乐人应承各种礼仪活动。至于卫所则为国家大乐制度所不及之地，目前看来明代大乐制度仅限用于皇族或国家规定的中祀和小祀。其中小祀用大乐则多施行于京师，由太常牵头各相关部门负责和实施，教坊司负责承应乐舞。国家遣官祭祀小祀神祗乐用大乐，部分祭祀因场地狭窄使用鼓乐。鼓乐用于祭祀既是一种实用性体现，又给我们一种启示，毕竟各地军卫皆有鼓乐。按照明万历《琼州府志》记载，一个千户所至少应该拥有八个吹鼓手，这些吹鼓手除了训练之外，恐怕属于军卫专祀的旗纛祭仪当是必然要参加的。这种乐的参与符合国家礼制的精神，并没有违反朝廷关于旗纛祭祀的基本规范，在规范范围内的用乐参与，是对旗纛祭祀的有效补充。而朝廷祭祀也有用鼓乐的先例，旗纛祭祀在地方卫所的乐用鼓乐顺理成章。

朝廷对地方祭祀旗纛没有在用乐方面进行具体的规定，因为：第一，正是充分考虑到全国的实际情况；第二，为各地卫所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适当调整留出了自由的空间。“用乐的礼必然是具有仪式性、得到世人普遍重视、而且属于重要场合者”。军卫专祀，旗纛诸神是士卒的保护神，是相关自己和国家安全的中祀之礼，自然是各地卫所的重要仪节，其用乐就成为一种必然。军中吹鼓手的身份既属于军卒，又属于教坊。乐是一种特殊性技能，没有长期的训练和相应的有效培训，一般士卒是不能达到要求的。这些培训皆在于国家制度的设定，是一种制度规定下的体系内传承。在这种国家制度保障下的体系内传承的乐人，对于祭祀用乐非常熟悉。国家在京师祭祀旗纛所用大乐，仅是一种乐器组合，或者说是一种乐器制度（《明会典》将大乐制度列于乐器制度之下即为例证），其具体用乐的曲目，则是那些“史书”和记录者所不屑于记或者根本不懂其之为何物者。然而，这些曲目却是吹鼓手们非常熟悉和每个人的必备知识。吹鼓手和社会上层是两种知识体系，历史书写的话语权执掌在这些社会上层的所谓的知识精英手里，因此无限丰富的“三千小令、四十大曲”，便淹没于“乐用教坊司”话语之中。这也是现存史料无载祭祀旗纛教坊用乐名称之道理。

既然朝廷祭祀用大乐是一种乐器制度，那么地方卫所祭祀旗纛所用鼓乐演奏的、与旗纛礼相须为用的曲目当为一致，只是目前无有材料说明所奏曲牌，但作为一种教坊乐人体系内的传承，又是为神奏乐，其变化的程度应该不大。至清中叶随着卫所制度的消亡，旗纛庙转化为其他各种清代官方允许的官方祀典神祗，如火神、关公等，其中关公祭祀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明代旗纛祭祀的功能。那么清代原属明代卫所管理的地方，其关公及其他神祗的祭祀则很有可能依然保留有明代旗纛祭祀的用乐曲牌，结合明清俗曲和戏曲曲牌，以及现存所谓活化石之乐种材料，运用黄翔鹏先生所提出的曲调考证的方法，或可考出明代旗纛祭祀所用曲牌详情。

作者单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在站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