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通胀靠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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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通货膨涨是长期以来抑制消费、忽视民生的发展方式所导致的。因此，从中长期来看，只有扩大内需才能有效防止输入型通货膨胀。
目前，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都有许多不确定因素，社会上关于经济运行及走势的判断、政策选择也存在明显分歧。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当前形势要点，增进共识，促进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有效缓解并朝着积极方面演化。中国体改研究会日前召开了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探寻通货膨胀成因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通货膨胀？与会专家的意见并不一致。有专家认为，这次通货膨胀是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导致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是国际和国内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从国际因素看，美元持续贬值带来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国际原油、矿石、粮食等大宗产品价格也在不断上涨。而近年来，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随着经济增长对资源需求的增加，原油、矿石等需要大量进口。这导致了严重的输入型通胀。这是与以往通胀最大的不同点。
从成本上升的国内因素来看，原来被外部化的企业内部成本，现在由企业承担，这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如企业以前没有支付的社会保障成本，包括工伤、退休、养老、医疗等等，开始由企业支付。另外，最低工资制度、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以及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日益扩大，也推动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同时，由于局部地区劳动力供给短缺带来的劳动力价格调高，也带来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二是随着资源价格改革步伐的加快，将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价格总水平的上升。三是随着环境整治力度的加大，企业开始承担环境成本。
另有专家则认为，这次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应过多引起总需求膨胀的结果，因此，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是紧缩货币供给。
还有专家认为，尽管这次通货膨胀受国际因素影响很大，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中国经济自身出了问题。长期以来我们采取的是抑制消费、忽视民生的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依赖投资和外需的支撑，由于投资和净出口的不断扩大，一方面导致对外依赖增强，容易出现输入型通胀；另一方面，大量贸易顺差使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同时大量“热钱”涌进国内，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失控，流动性增速过快，驱动资产价格不断上涨。这两个因素叠加到一起必然产生通货膨胀。从中长期来看，只有扩大内需才能有效防止输入型通货膨胀。
为什么前几年世界市场上大宗产品涨价的因素也存在，上游产品也一直在涨价，但CPI并没有上涨？有专家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改革所释放的城市经济效率对物价上涨构成了强有力的“对冲”。效率的提升使企业在面临上游产品涨价的时候，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来消化涨价因素，而不至于向消费物价传导。此外，产权制度改革导致财富分配关系也起了变化，收入向少数人集中，从而提升了企业利润，同时压低了工资水平，使消费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下降，这既是压低下游加工产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也是企业消化上游产品涨价能力提升的因素。目前，改革效率已经基本释放完，因此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直接传导到下游产品，也就形成了通货膨胀。
面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有专家提出，我们国家前几次高通胀都引发许多社会矛盾，因此，当前政府要更加注重民生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老百姓利益，特别要防止低收入群体因为通货膨胀受到损害。
宏观调控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宏观调控替代不了市场的作用。有专家认为，目前，一些人对宏观调控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市场有缺陷，所以必须要用宏观调控来纠正。从这个观念出发，在实际中就成了用宏观调控替代市场机制，用政府的干预来替代市场的作用，并且把它称之为宏观调控，这是对宏观调控的误解。在市场失灵的地方采取一些措施，那是微观干预，而宏观调控是在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为了多重经济作用目标的协调而采取一些总量上的调节和管理。
防止“内外需紧缩双碰头”。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内需不足的状况始终没有改变。有专家通过对我国近年来投资和出口的分析，认为投资和出口的增长率正在下降，因此，本轮经济增长到2007年6月份已达到繁荣的顶点，当务之急是防止“内外需紧缩双碰头”。他强调，不能为了抑制通胀而伤害经济增长，在保物价和保经济增长这两个方面，必须把保持经济增长放到首位。目前中国通胀的成因都是长期因素，而宏观调控手段都是着眼于短期的，对长期结构性矛盾和外部长期因素无效，但却压抑了经济的增长。因此，目前要把宏观调控的重点，从压通胀向保持经济增长转变。
把握好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的平衡点。多数专家认为，正因为导致当前通货膨胀的国内外因素都是长期因素，所以不宜采用短期的宏观调控手段把它压下去，应该让它释放出来。
有专家从就业的角度提出，要防止紧缩的货币政策带来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滑。一般而言，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今后几年是我国新增劳动力增长最快的时期，每年超过2000万人，再加上国企改革和结构调整造成大量工人下岗，全国农村还有1亿左右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因此，就业压力非常大。为了避免就业问题转化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时，也要防止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
因此，有专家提出，我们一方面要关注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调控好国内经济；另一方面也要想出切实有效的方法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把握好促进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平衡点，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防止价格管制造成价格扭曲。为了防止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国家有关部门频频使用限价手段。对此，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过程中，市场机制还不完善，政府对价格一定程度的管制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但是应该明确，政府的价格管制应该主要针对垄断企业，防止垄断企业以市场化为名，任意提高价格，获取垄断利润。从长期来看，政府的价格管制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而且会使人们产生更强的通货膨胀预期。以行政手段干预价格，市场就会自发减少供应。如果价格管制影响到供给，就不可能持续下去。即使是垄断行业，也要按照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打破行政性垄断，逐步引入竞争机制。
货币政策面临的困境
货币紧缩政策遭到国际热钱的冲击。针对经济增长偏快和流动性过剩问题，自2006年以来，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上频繁使用调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基准利率、发行央行票据等手段，甚至采取“窗口指导”这种行政措施，控制信贷增长，但效果并不明显。为什么货币紧缩政策屡屡失效？有专家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及其诱发的资产价格暴涨预期，刺激国际“热钱”大规模流入中国，导致外汇储备增加过快、基础货币投放量过大，即产生所谓流动性过剩。事实上，在经常项目可兑换后，通过资本项目管制堵住外汇流入已相当困难。经常项目资金既可能用于贸易，也可能流入房地产、股票等资产市场短期投机，与所谓资本项目“热钱”并无本质区别。因此，流动性过剩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汇率升值面临两难的境地。在宏观经济面临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是否加快升值，人们存在较大的分歧。
一种意见主张，用人民币加快升值来抑制通货膨胀。这种意见认为，人民币升值的好处：一是促使国内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积极促进产品升级换代，这对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企业素质也将得到提升，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内资源廉价外流；二是现在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缓解国内的通货膨胀；三是可以对冲输入型通货膨胀。因此，人民币越早升值和越快升值，越可以减少国际“热钱”对人民币的投机炒作。
而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认为，现在，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美国需求减弱、生产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快速升值只能是对中国出口企业的落井下石，同时央行的1.5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也会因人民币升值产生巨额损失。
还有专家在人民币汇率是否升值的问题上提出了相机而行的观点，认为保持较低的汇率水平，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条件，但若因出口增长过快，过度拉升了中国的通胀率，则可以把提升汇率作为抑制国内通胀的重要宏观调控手段。
深化体制改革才是最终出路
与会专家认为，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并不能解决经济发展方式、结构不合理等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而且受国内外不利因素的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要大打折扣。要根本解决这些问题，还要靠深化体制改革。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有专家提出，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资本市场，把国有资本尽快地从一般的经济部门转移到公共服务部门，这样既可以为民间投资提供空间，也可以为政府加强公共服务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在国企改革方面，要重点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加快推进税收体制改革。有专家提出，在税制上应实行总量增长，结构上有增有减的方针。在减税方面，尽快推进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加快营业税改革的步伐，现在的营业税是道道征税、重复征税，这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应该以家庭的人均收入作为标准。在增税方面，应该提高资源税，使资源的价格真正体现出资源的价值。增加环保税，使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中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有专家认为，我们多年以来，一直是重投资轻消费，导致在国民财富分配中投资的比重太大，消费的比重太小。这就必然带来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供应过多、贸易顺差过大。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在国家财政的分配中就重视这个问题，国家财政除了保证必要的国家行政机关和军费开支以外，主要应该用于社会事业，解决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不协调的问题。
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放到深化改革的战略位置。有专家提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只有城市没有农村。现在有几个体制上的问题亟待解决：第一，农村的土地制度问题，即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建设用地“三地”问题，要明确深化改革的总体取向。第二，农民进城不能只是打工，还要落户，要使城镇化进程的好处由农民分享。通过城镇化提高农村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实现城乡共赢，在体制上就要解决城和乡的对接，这不仅仅是户籍制度问题，更重要的是农民进城后，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权利的对接。第三，农村现在的基本经营制度要适应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既要坚持稳定，也要完善改革，要允许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如何适应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市场经济体系，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第四，土地规模化经营问题，这带来了很多体制问题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