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研究三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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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华兹生、候格睿、杜润德是美国汉学界史记学研究领域最负盛名的学者。他们分别撰写的三部史记研究论著堪称该领域奠基之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国内学术界目前鲜有文章论述这些著作。本文将对这三部著作进行一番介绍和评述，以唤起国内史记研究专家对此的关注。

关键词：史记研究；华兹生；候格睿；杜润德

中图分类号：K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9-0075-05

《史记》在20世纪美国汉学界中国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研究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许多学者将研究目光投向这本东方古国史学奇书，其中不乏对《史记》和司马迁穷尽毕生心力专研者，他们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出版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专著，奠定了《史记》研究在美国汉学界中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美国众多史记研究学者中有三位学者的研究意义较为重大，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们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华兹生教授、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候格睿教授和现任教于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的杜润德教授。他们出版的《史记》研究论著受到西方汉学界专家学者的普遍肯定与称赞，成为美国史记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这些《史记》研究鲜有认识和评述，少见相关，而这三位学者在美国汉学界独树一帜、颇具特色的史记学研究非常值得学界专家的借鉴。为此，笔者拟在本文中对这三位著名美国汉学家史记学研究的三部著作，《司马迁——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和《雾镜——司马迁著作中的紧张与冲突》分别做出介绍与评述，以唤起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

一、 华兹生：《司马迁

——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汉学家华兹生教授 （Burton Watson， 1925— ）是当代美国汉学界最负盛名的《史记》翻译家及研究学者。1956年华兹生以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司马迁：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以下简称《司马迁》]）为题自哥伦比亚大学获取博士学位，并于195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曾荣获哥伦比亚大学每年一度的克拉克·费希尔·安斯利（Clarke F. Ansley Award）奖项，更是西方史记研究领域第一本全面系统介绍司马迁与《史记》的英文著作。

《司马迁》共有五章。第一章为“司马迁的世界”（The World of Ssu-ma Ch’ien），内容为从周朝末期至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其中较为出色的是对战国时期社会阶层变动剧增的探讨，特别是对新兴阶层“游侠”和“说客”的论述，此外，华兹生还以娴熟的文笔探讨了汉朝早期的统治者面临的内忧与外患。第二章为“司马迁列传”（The Biography of Ssu-ma Ch’ien），包括和司马迁其人有关的最重要史料的英译，华兹生以畅美的译笔翻译了史记第一百三十卷《太史公自序》，《汉书》第六十二卷记载司马迁生平的内容，以及最著名的司马迁自我剖白《报任安书》。第三章为“中国历史学的开端”（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论述了自《春秋》开始中国史学家记录历史的原则，如记录历史要客观、历史记录中的“避讳”与“禁忌”等，并论述了“空言”（或“空文”）的两层含义。第四章为“史记的形式”（The Form of the Shih chi），讨论了《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表”和“书”五种体例。第五章“司马迁的思想”（The Thought of Ssu-ma Ch’ien），论述了司马迁的史学理论、文学理论以及作为文学作品的史记及其风格问题。

华兹生教授在这本专著中论述了在探索“真理”上中国思想家与大部分中国人视角上的不同。华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正如希腊或印度的思想家，更多把目光投向超越短暂尘世现象以外的更高领域即“玄学真理”。而大多数中国人的目光则锁定在他们生活的现实世界，认为如果真理能够被发现，那一定是在自我变化的过程，即历史之中。正是由于这后一种真理观，中华民族一直是最勤奋于记录历史变化的民族，也是至今所知的最依赖于阅读历史获取精神食粮的民族。

华兹生在向西方读者介绍司马迁时使用类比的方法，把司马迁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联系起来，拉近了司马迁与西方读者的距离，让西方读者对2000多年前中国汉朝时期的这位著名历史学家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华兹生指出《史记》的形式为中国后世史学典籍提供了范例，其内容和风格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波及中国文化影响下的其他亚洲国家，认为司马迁对中国、韩国和日本产生的影响类似希罗多德对希腊、罗马世界产生的影响。华兹生认为人类的历史功绩和思维方式有共通之处，正所谓“性相近”而“习相远”。所以，一个国家的历史典籍要让另一个国家的人读懂并不需要长篇大论的解释。西方读者在接触中国早期历史时的确会为中国名称和信仰理念困惑一时，因为背景已不再是他们所熟知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但是他们很快便会发现这些发生在异域的历史同他们故乡的历史讲述的都是关于人类自身的事，不论事件发生在哪个时空，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部分。

华兹生认为司马迁撰写《史记》是为了洞察历史事件成功与失败背后的规律，其著作正如古代东西方所有重要历史学家的作品，是蓄意说教式的，是“惩恶扬善”。何为“善”？何为“恶”？史学家的功用在于“辨明善恶”、“扬善弃恶”。华兹生指出孔子在《春秋公羊传》中对做坏事的恶人所做的坏事进行谴责，使对“善”的理解更宽广，延绵到贤人的子孙辈。在《史记》中我们同样可以在变化的历史现象中寻找到接近“永恒”（Permanence）的规律，这便是“善”。邪恶会毁掉行恶之人，而“善”却会得到永恒，通过父教子、君训臣、师教徒传递下去。华兹生认为史学家的功绩在于记录保存历史中的“善”，让后世万代看到“善”，把“善”的回忆继续延续，而司马迁在《史记》撰写中也在捕捉这种“善”，并立文将之传诵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