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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陈寅恪的人很多,但知道唐筼的人很少。唐筼,字晓莹,其祖父唐景崧曾任甲午战争时的台湾巡抚。母亲因难产而去世,唐筼自幼便随着养母——她的亲伯母潘氏离开了广西的唐氏大家族。因养母是苏州人,唐筼先随潘氏去了苏州,后又来到天津的北洋女师。因养母任北洋女师学堂的舍监,并教授女红等科,唐筼随之入学,成为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到1915年底,未满18岁的唐筼从北洋女师毕业后,因家境困难,为了积攒学费,只好先开始工作,即在本校教授低年级学生。
当时,女子体育教育已开始流行,唐筼争取到公费学习的名额,在1917年初前往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设立的体育师范学校就读。两年后毕业,仍回天津母校任体育主任。再后,又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体育专业本科就读。毕业后,唐筼受聘到北京女高师教体育课。此时的唐筼,已是漂在北京的大龄“剩女”。而正是在北京教书期间,唐筼遇到了一生的爱人——陈寅恪。
经同事的介绍,陈寅恪与唐筼相约在中央公园里见面。在公园里等候的唐筼细心地发现,远远走过来的这个人走路的姿势微跛。在谈话中,陈寅恪告诉她:自己的足部有多处鸡眼、胼胝,这与早年留学时经常穿着不合脚的硬皮鞋有关。
陈寅恪时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导师之一,以学识渊博著称于世。和同时代的学人相比,陈寅恪属于典型的晚婚男青年。1926年从国外游学归来到清华任教时,已经36岁“大龄”了,尚未成家,也没有任何恋爱经历。按现在的话说,陈寅恪是个典型的官三代(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但他却没有坏习气,既不喜欢奢侈享乐,也不喜欢香车美女,辗转欧美四处游学,甚至连个硕士、博士的文凭也没心思猎取。
对于当时流行的各种罗曼蒂克,陈寅恪不可能不知情。1919年在哈佛大学,陈寅恪曾对友人吴宓阐述自己的“五等爱情论”: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第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1928年,38岁的陈寅恪与30岁的唐筼在上海缔结了偕老之约。这位绝世孤衷的畸人,这位精通西学的“中国文化的托命人”,这位“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大先生,壮年盲目,暮年膑足,颠沛流离,受尽波折。幸运的是,有知书达理的妻子陪伴在身边,陈寅恪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广博的学识完成了那些传世之作。鲜为人知的是,性格坚韧的北洋新女性唐筼,在遇到陈寅恪之后,毅然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将自身的生命完全沉浸在柴米油盐和照顾家人的私人领域了,成为甘为之死、永志不忘的一位“中国好妻子”。
为陈寅恪而活着的唐筼,最终亦为陈寅恪而死。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因多种疾病,离开人世。唐筼平静地料理完陈寅恪的后事,对人说:“我也该去了。”45天之后,这位德才兼备的新女性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天。若依陈寅恪的等级分类,他与唐筼的爱情不过区区四等。但,爱到这种程度,爱到这种境界,怎么也该算是一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