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学者丹尼列夫斯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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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狭隘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它导致人们对西方以外的世界缺乏了解，也不能正确认识西方，最终使人们不能正确认识整个世界和世界历史。19世纪末俄国文化学家尼・雅・丹尼列夫斯基通过自己的文化历史类型说，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这种错误观念提出了质疑，并予以明确的否定。
关键词：欧洲中心主义；西欧；沙皇俄国；文化历史类型
中图分类号：D751.28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2-0090-03
欧洲中心主义，也称为“欧洲中心论”，是人文科学领域存在已久的一种思想偏见，它出现于18世纪中后期，在19世纪得以发展和最终形成。简单地说，这种观点就是认为欧洲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它是依靠这种内在力量兴起并以自身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这种狭隘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导致人们对西方以外的世界缺乏了解，也不能正确认识西方，最终使人们不能正确认识整个世界和世界历史。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针对这种观点展开了深刻的批判。19世纪末俄国文化学家尼・雅・丹尼列夫斯基(Н.Я. Данилевский)就通过自己的“文化历史类型”说，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对这种错误观念提出了质疑，并予以明确的否定。
一、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渊源
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揭开了欧洲资本化道路的序幕。此后，西欧各国开始逐渐兴起，并大规模地推行海外殖民扩张。当19世纪到来时，欧洲已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奠定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对东方各国的殖民侵略也慢慢变成了最后的征服。世界在欧洲脚下的事实使他们不由地认为，这是自己文明的先进性所带来的。于是，欧洲人便产生了一种民族优越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即把西欧的历史进程当作整个世界的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应遵循的规律。那个时代，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思想领域无不打上了这种思想的烙印并深受它的影响。而恰逢此时，达尔文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观点在科学界掀起了一场对进化论的争论。因此，19世纪的思想家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自己对世界历史和文明进程的看法，从而导致了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理论的最终形成。
黑格尔正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最大代表。他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即世界历史是以东方为起点的，但历史运动的终点则在欧洲，特别是在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度中。黑格尔是一个历史主义者，但同时他又把一种非历史的态度输入到历史之中，他真正的历史兴趣始终落在欧洲，而把东方社会仅仅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插曲、一个陪衬。兰克是19世纪欧洲历史学的代表，被称为“近代史学之父”。他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具体历史事件中阐述了欧洲中心论。他把欧洲看作是一个历史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主角是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的相互斗争和融合，所以世界历史的演进与这两个民族的发展进程相一致。他直言：“印度和中国根本就没有历史，只有自然史”，世界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此后，他的同胞马克斯・韦伯宣称资本主义是欧洲的特产，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不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韦伯比许多前辈大师掌握的东方资料更多，写了许多专著来宣扬欧洲作为独特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成为“最精心致力于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也说，“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而为了研究得更精确，特别是近代部分，甚至只应该以西欧各国人民为限。”［1］至此，这种欧洲至上的观念便风靡世界，直到一些先进的学者发现并揭下了它的假面具。
二、欧洲中心主义与俄国
通常情况下，“欧洲中心主义”概念中所指的“东方世界”都被理解为非欧洲民族的中国、印度等国，然而，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部分东欧民族也被排斥在外，比如斯拉夫民族。沙皇俄国，作为斯拉夫民族的代表，虽在欧洲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还是被后者关在了这一“中心”的门外。兰克就明确指出：不仅东方各民族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野蛮、落后、停滞的状态，不在世界历史的进步行列之内，而且欧洲的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也不属于这个体系，他们在欧洲的历史进程中只是处于被影响的地位，并没有对各种历史事件产生过决定性的作用，而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则与之不同，自希腊和罗马以来，他们就一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典范和榜样。可见，这种泛滥于19世纪的欧洲中心主义，确切地说，应该叫做“西欧中心主义”。
俄国之所以会受到这些西欧国家的排斥，从根本上说，是由俄罗斯民族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17世纪之前的俄国与欧洲文明几乎是隔绝的。到了17世纪，当沙皇俄国的中央集权才刚刚得到巩固，封建农奴制度才刚刚得以强化的时候，西欧早已不是王权的辉煌时期了，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在荷兰和英国确立，资产阶级文化已经开始在西欧蓬勃发展了。而俄国虽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转向西方的趋势，但真正大规模地学习西方却是彼得一世时期才开始的，所以它远远落后于这些西欧国家的发展步伐，直到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之后才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无论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引进拜占庭的基督教为国教，还是彼得大帝开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热潮；无论是叶卡捷琳娜女皇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影响实行“开明专制”，还是西方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人文思想在俄国的传播，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俄罗斯民族一直都在追随着西欧的脚步，发展始终落后于西欧各国。这使得这些国家从骨子里就不把它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欧洲国家，而俄罗斯人也以其独特的文化传统认为自己有别于英、法、德诸国。别尔嘉耶夫就明确地指出：“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2］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渊源，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里并不包括俄国。于是，当19世纪这种思想大行其道之时，地处东欧平原上的俄国知识分子感受尤为深刻。在当时的俄国，因为对西欧文明的态度不同而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派别――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于是，如何揭开这种极端思想的真面貌，及时纠正人们的错误理解，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历史任务。有不少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参与到这一问题的解决中来，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丹尼列夫斯基就是其中的一员。
丹尼列夫斯基认为，历史上总共存在过十余种文化历史类型，这些类型按照考察年代的顺序排列，即埃及、中国、亚述―巴比伦―腓尼基、印度、伊朗、犹太、希腊、罗马、阿拉伯或伊斯兰、德意志―日尔曼或欧洲；此外，还可以加上为暴力所灭绝的墨西哥和秘鲁，另外还有俄罗斯或整个斯拉夫民族。这些文明类型都独立地发展了与众不同的宗教、政治、文化和艺术创作，走过了独特的历史道路。而属于德意志―日尔曼文化历史类型的欧洲文明，只不过是上述多种类型中的一种，不管这种文明如何夸耀它的优势，它仍和历史上其他文明一样，难免衰亡的命运。因此，认为只存在一种文明――欧洲文明――的欧洲中心论是不正确的，与它同时存在的还有许多其他“独立文明”。为了抨击这种早已根深蒂固的观点，他还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当欧洲尚处在早期的发展阶段时，中国人就已经学会了使用火药、指南针和纸（而且后来流传到了欧洲）；中国拥有独特的哲学和伟大的文学、农业、天文学（当古代希腊人对彗星还深感恐惧时，中国的农艺学家们就已对天象进行过有根有据的研究）等等［3］95。因此，如果说欧洲文明决定了所有民族和人种发展的话，那么西罗马帝国衰落以前的中国应该如何看待呢？
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不能将特定的欧洲文明的概念，同普遍的或全人类的概念混为一谈。他认为，没有且不可能有全人类的文明，有的只是文明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历史类型。历史并不是某一种普遍智慧、普遍文明的进步，而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历史类型的共同发展。如果欧洲（西方基督教文明）确实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历史统一体的话，那么亚洲与此毫不相符，在此意义上无任何统一可言。丹尼列夫斯基明确地指出，当时依存于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以及根据欧洲文明普遍性而得出的传统的世界历史三分法（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的断代方法），都是没有根据的。例如，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与之几乎毫无关系的印度和中国的命运，以及在此之前已经衰亡的埃及和希腊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塞进同一个古代史的框架中，完全是不合理的。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生活的形式（跟艺术、语言、动物和植物世界一样）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的。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古代、中世纪、近代历史。因此，仅仅依据欧洲文明就把整个世界历史划分成这样三个阶段是不正确的。他指出，如果顺从这种不合理的“人为的”时代划分，就不可能对历史和历史现象取得充分的理解。要想达到对人类历史的确切理解，只有按照其本身的“自然”秩序对各种历史现象加以区分，才有可能获得。而“文化历史类型”就是进行这种区分的基本单位。
他用这种方式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文化历史类型”的概念。这种观点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历史不仅仅是国家和民族从产生到消亡的发展过程，更宽泛地说，它还是许多区域文明出现、形成、发展、灭亡的过程。五彩缤纷的世界历史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多种文明和文化类型共同发展的结果。历史的发展阶段应该在各种文化历史类型中加以认识，而不是在以黑格尔历史哲学为代表的普遍世界史和人类历史中加以认识。因为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是在不同的文化历史类型中表现出来的。只有属于同一文化历史类型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才可能具有互为关联的意义；同样道理，具有互相关联之意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只有在同一个文化历史类型中，才能被配置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因此，“无论是罗马还是希腊，无论是印度还是埃及，历史上的各个民族都具有其本身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历史。也就是说，它们和所有的有机体一样，都具有自己的发展阶段，没有必要将其无条件地、既不多也不少地划分为三个阶段。”［3］105
在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多元化和多样性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批评和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便也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丹尼列夫斯基从文化学视角对这个问题的阐释，给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虽然他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但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它强调了各个民族和不同文明的文化历史特点，指出了人类世界的多样性，并提醒人们对不同的文化历史类型应当予以同样的关注。这一思想，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无疑是正确而富有价值的。文学评论家罗扎诺夫（В.В. Розанов）写道：“关于文化历史类型的思想是伟大的、简单的和不容置辩的；说它简单是因为，花园里有各种各样的树木，每一棵都各不相同，它们会基于播到土里的种子而长成不同的模样。”［4］
参考文献：
［1］陈立柱.西方中心主义的初步反省［J］.史学理论研究,2005,(2):65.
［2］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M］.雷永生，邱守娟，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2.
［3］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 Я.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 Взгляд н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авянского Mира к Германо-Романскому［M］.M.:Известия,2003.
［4］Розанов В В.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Изгнанники.［M］.M.,2001：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