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万历龙泉窑青瓷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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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青釉人面耳衔环瓶购自日本东京一古董店，高21厘米，是一件罕见的明嘉靖万历龙泉窑青瓷精品。
该瓶的造型，若以龙泉窑的风格传统观之，是非常特殊的。龙泉窑中确有一类肇自南宋的双耳衔环瓶，盛行于元明，最常见的造型便是一个盘口下承长束颈，垂鼓的腹部装饰刻花或贴花，颈部按对称螭吻耳衔环或鱼尾勾环。相比之下，该瓶虽是常见的盘口，却是少见工致的深盘口；颈肩处饰以凸弦纹呈竹节式，有类南宋的弦纹长颈瓶（竹节纹瓶）；上腹扁鼓，饱满异常，下急收，近足处外侈，与明代早期龙泉官窑中的一类梅瓶造型很接近；人面耳亦少见。该瓶制作精良，轮廓线条圆润优美，通体施翠青釉，釉色风格与明初龙泉官窑器类似，釉面亮泽无开片，圈足外底斜削，矮足，从底部瓷胎看，无疑为龙泉窑最核心产区大窑的产品，细观釉面和胎体系传世品，并未入土过。
瓶貌似糅合多种器物之特征，尤其丰肩鼓腹，肚大似斗之样式较于一般龙泉窑双耳衔环瓶的温和比例，重心偏下，殊为另类。考之嘉靖万历景德镇的同类器物可知，此种款式风格显系一时之好尚，该瓶的原型或还有一种——元明景德镇象鼻耳瓶。最著名的象鼻耳瓶自然是大维德藏元至正十一年款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此种瓶式初见于元青花，明代尤其盛行，但龙泉窑十分少见。目前所见著录仅有四川省成都市永丰肖家村明墓出土的明嘉靖青釉划花缠枝莲纹象耳瓶，高32.2厘米；成都市红牌楼明墓M3出土的明万历青釉象耳瓶，高33.2厘米（参见《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第10卷）。前者制作尤其精美，从口至足刻划蕉叶纹、灵芝纹、覆莲瓣、缠枝莲、仰莲瓣、朵花团云纹等多道花纹，虽刻划线较浅，但其纹样之精美讲究，颇有官样之风。此器纹样格局及造型与成都市高新区新北小区明太监墓出土的明嘉靖青花缠枝牡丹纹象耳瓶，高32.4厘米（参见《中国出土瓷器全集》），非常类似。另，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有一件蕉叶灵芝纹双耳衔环瓶，高29厘米，应该也是嘉靖万历时的同类产物。
红牌楼明墓M3出土的还有一件明万历青釉刻花八卦缠枝纹奁式炉（参见《成都市红牌楼明蜀太监墓群发掘简报》，载《成都考古发现》2003年），刻花工整，釉色一流，底心开一圆孔，内底外底中心俱无釉，应为套烧所采取的设计，此于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的奁式炉中多有发现。类似造型纹饰的奁式炉还见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刻花八卦纹奁式炉，八卦纹匝饰腹中，似拦腰截断暗刻的花卉纹。龙泉窑八卦纹奁式炉传世数量颇丰，但此种纹样并不多见。
红牌楼明墓M3墓主是供职于明代蜀王府内“承奉”副职的太监，掌管蜀王府内的侍奉、礼仪等事宜。象耳瓶和炉是供器组合，很可能为墓主生前所掌管使用的器物。不过龙泉窑中常见的是一种凤尾式大瓶（通常装饰牡丹纹而称牡丹瓶）和炉的组合，墓葬出土的龙泉窑象耳瓶很可能为专门订烧的产品。鉴于该墓葬同时所出的青花大瓷缸上印有“大明嘉靖年制”字样，故M3墓所出的龙泉窑象耳瓶和奁式炉亦有可能为嘉靖时所制。
以上几件器物质量均在上乘，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尤其上述青釉盘口人面耳衔环瓶颇能说明：至明代嘉靖万历间，核心产区大窑仍能烧制高质量的器物，且仍维持着与景德镇瓷器的某种关联。所谓“化、治以后，质粗色恶，难充雅玩1”之说并不绝对。
然对比万历（一般以万历十年为明代中晚期分界点）之后的龙泉青瓷则可发现，晚期制品与早中期产品判然两别，比如釉面布细碎纹片，玻璃质感强，为弥补釉色的不足，花纹图案的修饰十分普遍，底足露胎处呈褐色，与早中期的朱砂底有别，器型种类也大大减少，可以说无论胎釉、装饰风格还是烧制工艺都存在很大区别。笔者认为，明代早中期的龙泉窑与晚期之间并无传承关系，这是一种断层。这个断层很可能是大窑烧引起的，这是导致龙泉窑青瓷由盛而衰的一大主因。大窑在明代以前皆称琉田，至明末清初始称大窑，或许名称上的变化也与大窑停烧青瓷有关。大窑停烧的具体时间很可能在嘉靖至万历间。
创修于嘉靖三十年，成书于嘉靖四十年的《浙江通志》载：“山下即琉田，居民多以陶为业……价高而征课遂厚，自后器之出于琉田者，已粗陋利微，而课额不减，民甚病焉。”精美的龙泉窑青瓷名扬天下之后也招致了高额税收，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利润减少，而税额依旧，世代以陶为业的琉田百姓对此怨声载道。此处提到高额税收导致大窑走向衰落，但未明确大窑停烧。成书于万历七年的《万历栝苍汇纪》卷之七《地理纪·龙泉县》条中有一处记载“（琉华山）山之下为琉田”，下有注文：有青器窑今废。据此，大窑停烧荒废的时间大致可推断为嘉靖三十年到万历七年之间。
光绪《平湖县志》卷三·《祭器》：“宣德时始置文庙祭器。俱用处州青瓷。（雍正初尚存酒海一）万历九年毁于火。二十二年知县黄焰教谕吴锡德更置以木。”明代有不少地方志中提到文庙祭器用处州青瓷，且时间上集中于明早期，《平湖县志》即是一例，此为明早期龙泉青瓷拥有一定影响力和地位的明证。但也正如记载所示，处州青瓷祭器毁于火灾之后没有重新配置，却换成更容易为火灾所毁的木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万历九年时，处州青瓷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祭器用青瓷的社会习尚也在发生变化。
成书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的高濂《遵生八笺》中也有不少对龙泉窑的记述，其中“论诸品窑器”首列龙泉，但高濂将龙泉青瓷分为古今之别，贵古而薄今，他认为当时的龙泉青瓷产品：“制不甚雅，仅可适用，种种器具，制不法古，而工匠亦拙，然而器质厚实，极耐磨弄，不易茅蔑。”此时的龙泉制品只是牢固耐用，已不受文人雅士所重。万历五年进士王士性的看法也类似，其《广志绎》曰：“近惟处之龙泉盛行，然亦惟旧者质光润而色葱翠，非独摩弄之久，亦其制造之工也。新者色黯质噪，火气外凝，殊远清赏。”《广志绎》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按王士性一生游历所见，此时的龙泉窑青瓷质量虽大不如前，却仍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原语境针对官、哥二瓷而言）。然至明万历末谢肇《五杂俎》（万历四十四年潘膺祉如馆刻本），则载：“今龙泉窑世不复重，惟饶州景德镇所造遍行天下。”万历末时，龙泉窑已全面衰落，只有景德镇一家独大。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明代的龙泉窑窑口，名声地位虽不如大窑显赫，但并未像大窑一样断层停烧，比如庆元县的竹口窑在晚明时仍能烧制质量较高的产品。《万历栝苍汇纪》，处州府各县的物产条下，庆元一地的土产货名单中仍有“青瓷器”，龙泉则未见提及。康熙《庆元县志》卷之二·“学宫祭器”条下亦提到“青器爵（大小一十五）……青器大香炉（三）。青器中香炉（十）。青器花瓶（五对）”等，这里的青瓷祭器很可能为庆元当时当地所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