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太宗的“论政”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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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26年,唐太宗对大臣说:“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唐太宗说,国家设立中书、门下两个部门,就是为了相互检查约束。中书的政令如果有失误,门下就应该予以批评纠正。如果一味包庇自己的错误,或者,知道了另一方的错误却不加以纠正,照顾一个人的颜面而使国民受害,便是亡国的政治。

唐太宗还援引隋朝败亡的教训警示臣子:隋炀帝的时候,大小官员,只求相互间因循顺从。当时这样做,大家都自以为很聪明,不招灾惹祸――等到天下大乱之后,都落得个国破家亡的下场。虽然有个别人幸免于难,也留下了千古的话柄或骂名。(“炀帝之世,内外庶官,务相顺从,当是之时,皆自谓有智,祸不及身。及天下大乱,家国两亡,虽其间万一有得免者,亦为时论所贬,终古不磨。”)

贞观盛世的“不和谐政府”和隋末乱世的“和谐政府”,留下了一个鲜明的历史对照。千年的兴亡盛衰,都可以从这一对照中窥见一些端倪。

唐太宗意识到了“和谐政府”的危险性,但他的解决之道,只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现代的政治体制,是用制度保障了政府的“不和谐”。现代政府的权力,经过科学地分离和分立,摆脱了相互间的附庸关系。在多元的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社会各阶层的诉求难以达成一致,政府即处在各种利益争端的交汇口上。一个从政者,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监督和质疑;一道政令出台之前,更是要经受百般责难与拷问。

政府的“不和谐”,已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特征。当官员们为不同的立场公开对抗时,这种争执本身就是对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调节;这种由制度保障的对立,阻止了权力成为拉帮结派或排斥异己的工具――官员们是由纳税人任免的,他们不必相互逢迎或附和。或者说,他们就是被纳税人雇来吵架的。

“不和谐政府”里的种种争执争吵,不仅有利于平衡各方的利益诉求,实现透明和公正,还兼具社会情绪的疏导和娱乐功能。当一群政客在公众的视野里,争辩得口沫横飞、甚至拳脚相加的时候,无疑是向公众提供了一档娱乐节目。看过了政府里的争执吵闹,街头邻里间的争吵就会少得多,至少,不会再有拥堵和围观――社会的和谐由此而得以实现。或许可以说,如果民主做得好,其核心是分化和瓦解权力,使它们不能沆瀣一气作恶;而当专制做得不好时,其伎俩是分化和离间民众,把他们变成一盘散沙。一个“和谐的社会”是全民的福祉;而一个“和谐的政府”,却极有可能成为全民的祸患。

最后想要说明的是,唐太宗用政治人格启动的“不和谐政府”,和现代社会用制度保障的“不和谐政府”,二者之间虽有根本之区别,但也并非完全相悖。制度是最终的解决之道,但是,当人格缺席的时候,制度的革新亦将无从启动。

插图 / 危险 /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