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时代”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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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山门”事件凸显了“组织时代”的大学教育困境以及时代的功利化特质。在传统道德和现代性、全球化语境的夹缝中，构建“网络组织”，希求获得一种新型的组织与个人的二元关系。

Abstract：" Mount Huangshan gate" incident highlighted the " ag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the utilitarian nature of the times. In the traditional moral and modernity, globalization context in the crack, construction of the "network organization", hoped to get a new organization and individual two yuan.

关键词： 政治与构想 组织时代 黄山门 网络组织

Key words：politics and vision; age Mount Huangshan network organization

作者简介：蒲俊杰，男，生于1985年6月，汉族，四川眉山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外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方向：艺术哲学与文化批评。

陈家琪先生在《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一文中谈到政治的纯化与泛化问题，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远离政治的今天，如何界定自己的公民身份？

美国思想家谢尔登・沃林在《政治与构想》一书中给出了一种答案。他认为这是一个组织的时代，“在现代世界里最具政治意义的东西均被包含在组织生活之中。”我们可以通过“组织”实现自己的公民身份。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必须依靠城邦（城邦可看作一种古老的组织形态），个人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更利于实现个人价值。

伴随着城邦的消失，国家出现了。个人对城邦的依靠转变为对国家的依靠。“国家”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态，对个人的影响日益凸显。这种现象维持了很长一段历史。直到21世纪，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人们心中旧有的国家界限被打破。移民潮越演越烈，各种协会、团体、企业、跨国公司等新的组织形态纷纷涌现。由于全球资本的加速运动，人们的生活世界也日益碎片化。在这个商业与游戏至上的时代，公共生活缺失，政治远离了生活，国家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下降，个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下降。人们与“国家”这种传统且庞大的组织日益疏远。个人在现代生活高速前进的列车中，往往无所适从，缺乏安全感。今人常为此联想到时强大的组织凝聚力。后，神的时代瓦解，世俗化时代到来。人被推到舞台中央。个人的价值得到重新书写。但在这种新的探寻历程中，个人叙事又生发出对凝聚力的呼唤。此时，人们就更倾向于投身并依赖一种新的，更小更灵活的组织。于是，越来越多的个人成了某某“组织人”。个人在组织中成了一种匿名存在，同时又被组织赋予了一种新的身份。比如，富士康人、媒体人等；再比如全球化语境下的“反全球化”力量：如“分子”、“分子”以及伊斯兰的“”等。

黄山门事件发生后，事件的主体（学生）即是“复旦人”。“黄山门”事件变成了关于“复旦大学”这个组织的事件。

在组织时代的语境下，大学蜕变为一个个组织，蜕变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大学生缺乏悲悯的情怀，不懂得感恩。这也是人们批评这些学生的重要原因。

在各种组织参与的利益争夺战场上，“大学”这种组织已经成为利益链上重要的一环。在人才市场上，用人单位（也是一种组织）首先购买的是某个大学（组织）的价值，其次才是学生（“组织人”）的使用价值。“组织人”享有了组织赋予他的权利。由此，“组织人”在这种获利过程中，生发出对组织的“身份认同”。“黄山门”事件发生后，复旦登山协会老会长提出的“公关”即是对复旦大学这个组织的维护。

“民警”是一个政治身份。张宁海是他的名字，而名字却隐匿在身份背后。个人的价值与组织身份的张力在这位英雄身上表现了出来。“民警”背后本来也有自己的“组织”。但他的“组织”没有为他提供很好的保护设备就让他去救援，这是“组织”的失职。更重要的是，“组织”应该在他遇难之后，做好善后工作，切切实实照顾好他的家人。否则，追授给他再多的荣誉又有何用？

试想，若张宁海不是当地的民警，而是复旦大学的校内民警或守门的保安或复旦的某学生，他为了救学生而遇难，那情景定会大为不同。当舆论纷纷谴责“复旦人”的冷漠后，校方还“组织”学生前去哀悼；学生会也“组织”学生在校参加哀悼活动。这又变成了另一种“公关”。而活动的“黯淡”也说明人们已经失去了“普遍的善”，对同类的遭遇失去了悲悯之心。显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不同“组织人”的道德具有相对性。

这就引出组织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人们已经不再相信有一种“绝对的善”。一方面，康德的“道德律令”已经失去其普遍有效性。另一方面，人们想要过一种有仪式感的生活，试图寻找“绝对义务”。

所以，我们单单责备这些学生、责备学校的失责、责备教育的失败恐怕都无济于事。这是整个时代的问题。

“黄山门”事件引来了各种讨伐之声。民意的散乱无序，非理性的低水平表达，呼唤独立的有体系的“网络组织”的出现。（在网络虚拟世界里，人们往往会暂时忘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组织身份”，但同时也需要在网络世界里找到自己的“组织”。“网络组织”应该由不同的群体自由组成。政府也可以组织自己的“网络组织”，但它应该只是众多“网络组织”中的一员，与其他“网络组织”处于平等地位。）

如果我们有足够完备强大的网络组织，不但可以提高民众的理论素养和表达水平，而且能够与政府“抗衡”。（这种“抗衡”实际上是对政府的促进、督促）政府再也不能通过简单粗暴的“封杀令”来回应民众的诉求。让不同的“网络组织”展开“有序的”争论，这样就可以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通过黄山门事件，我们看到了传统道德和现代性、全球化语境之间的张力，以及背后折射出来的组织和个人的关系。由此，我们希望寻得一个真正能整合各种声音的渠道。也许这种力量蕴含在网络之中，也许还需要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