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元义:对权钱膜拜就是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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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元义 青年文艺理论家，《文艺报》理论部主任。
偌大的讲堂，座无虚席。熊元义博士已经习惯了这种讲座。虽然不是教师，但作为时下十分活跃的文学评论家，熊元义几乎每月都在高校讲授“当代文坛热点透视”系列讲座。他善于从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把握文学的本质，把文学研究与时代紧密结合起来，联系社会现实反思文学现象。
听熊元义的讲座，也像是在听一节文学课程。他就如一位大学教师一般，从1930年代的林语堂和张爱玲开始，一直在用一些例子来对现代文坛和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进行说明和批判，尤其用了白毛女的故事来对现代一些文坛青年关于“金钱至上”和盲目追求、崇拜权力的观点进行了讽刺，并且批评了在1990年代被鼓吹、如今仍在流行的“妥协磨合论”，倡导良好文坛风气，正确对待各种诱惑。
无奈面对“90后”的质疑
2009年10月，熊元义在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讲学，当他再次批判白毛女嫁给黄世仁现象时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弹。
一位“90后”女生小谢站起来说：“如果黄世仁生活在现代，家庭环境优越，可能是个外表潇洒、很风雅的人。加上有钱，为什么不能嫁给他呢?即便是年纪大―点也不要紧。”
另位大一女生的想法更是让现场一阵骚动：“如果我嫁给有钱人‘黄世仁’，可以拿他的钱捐给慈善事业，帮助有需要的人。”
“不少‘90后’的女大学生不但不接受我的批判，而且十分大胆地肯定了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这不能不令我十分震撼。我多年的批判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中，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
1995年，熊元义对经典作品《白毛女》中所体现的价值观进行重新解读，提出了“白毛女能否嫁给黄世仁”的观点，针对现代一些文坛青年关于“金钱至上”和盲目追求、崇拜权力等现象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批评。
就“白毛女”与“黄世仁”的婚姻问题，新京报网做了深度调查。调查显示，“白毛女”与“黄世仁”的婚姻问题，46.3％的人表示支持，37.65％认为自己觉得好就行，只有16.05％选择“反对”。至于“白毛女”嫁给“黄世仁”之后会怎样，新京报网的调查显示，7.41％的人认为会幸福，37.03％的人认为不幸福，55.56％表示白毛女的未来不好判断。看来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看好这对“鸳鸯”。
“白毛女”与“黄世仁”的婚姻问题，成了反射社会生态的多棱镜。对于“白毛女”要嫁给“黄世仁”观点的流行，47.1％的人认为是“权钱膜拜”的结果，有网友表示，黄世仁一死，喜儿就是黄世仁遗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万贯家财马上就划到喜儿名下。在这个问题上，83.7％的人认为“白毛女”要嫁“黄世仁”显示了“奋斗成功难度加大”。但同时有相当比例的网友(34.78％)认为这是“时代进步，社会多元自由”的结果。
“黄白配”并非是个伪命题
1995年，由贺敬之、丁毅创作的歌剧《白毛女》诞生50周年。北京天地剧院演出了舞剧《白毛女》。熊元义看完后退场时，听到一些年轻人议论：白毛女真傻，怎么不嫁给黄世仁呢?黄世仁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要钱财有钱财，要地位有地位，要势力有势力，要文化有文化。
这些议论引起了熊元义的思考。在这期间，熊元义看到一位女作家写的一部中篇小说《何处是我家园》。
“这部中篇小说和歌剧《白毛女》都是写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下层妇女，但这篇小说中写了一位不傻的‘白毛女’秋月心甘情愿地接受比黄世仁还要坏的地头蛇查老爷的玩弄，和歌剧《白毛女》‘对着写’。”在比较这两部文艺作品后，熊元义提出了“白毛女能否嫁给黄世仁”这个命题。
2000年4月，轰动一时的话剧《切・格瓦拉》塑造了一位“当不了大款就傍大款”的当代不傻的“白毛女”东方之子。
“这深刻地说明了不傻‘白毛女’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的。话剧《切・格瓦拉》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进了我对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的思考。”
有一次，熊元义在看北京电视台英达主持的《夫妻天下》节目，就“黄白配”问题找了一些观众进行讨论。结果支持的观众的理由比反对的理由更充分。讲得更振振有词。
熊元义认为，15年前的一个观点，现在竟能引起广大网民的关注，而且这种反响不是在文化思想领域，而是在社会婚姻领域。这既耐人寻味，又令人唏嘘。
“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有必要谈的。也说明现代年轻人的观点更露骨、更坦率，过去还羞羞答答，现在毫不隐晦。如果白毛女嫁给黄世仁，她会瞬间异化到另一阶层。这表明人们由1940年代对群众疾苦的同情，演变成而今对权钱的膜拜。”
青年更要追求真理和智慧
《中华儿女》：文学作品中“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是一种倒退吗?
熊元义：1940年代不能说没有白毛女嫁给黄世仁现象，也不能说90年代白毛女都嫁给了黄世仁，问题是1940年代的作家占主导的价值趋向不认可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肯定了白毛女的斗争和反抗，特别是到了80年代90年代以来，白毛女嫁给黄世仁的这种倾向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至于影响到现在，人们可以公开坦率地谈论。当代“白毛女”嫁给黄世仁，实质上就是取消了反抗，取消了斗争，取消了底层的人捍卫自己尊严、理想的努力和抗争。
我认为1940年代贺敬之等所塑造的白毛女对黄世仁的压迫是反抗的，对奴役她们的黑暗世界是反抗的。而到了1990年代，当代中国作家所反映的不傻的“白毛女”对她们所处的屈辱世界是屈服的。对于屈辱和压迫没有多少反抗和抵触，甚至越来越有点自得其乐了。当代中国作家对这种“奴者在心”的生存哲学并未进行坚决的批判，而是予以肯定。与贺敬之等相比，当代中国作家的这种价值取向恐怕很难说是进步的，其思想认识绝不是前进的。
《中华儿女》：为何会出现很多作家和作品公开鼓吹“白毛女嫁给黄世仁”现象?
熊元义：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句流行颇广的话，“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这种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不认爹和娘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当代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大多背叛了他们的社会出身。
当代中国有些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无根”和“失语”状态在目前愈来愈严重，在人格上精神萎缩，而且在精神创造上缺乏底气。
这种精神上的退却和背叛，实际上是他们背叛社会的结果。而这种背叛，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社会不少的社会问题。
《中华儿女》：中国作家应如何引领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熊元义：2006年2月，中央电视台邀请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参与《对话》节目。其中，美国的12名高中生都是该年美国总统奖的获得者，国内的高中生也是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等著名大学录取的优秀学生。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别给出了“智慧”、“权力”、“真理”、“财富”和“美”几个选项。美国学生几乎惊人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而中国高中生除了有一人选择了“美”外，有的选择了“财富”，有的选择了“权力”，竟然没有一个人选择“真理”和“智慧”。人类文明是追求真理和智慧的，人文素质发生如此大的滑坡，以至于人们公开支持和鼓噪白毛女嫁给黄世仁。因而，1990年代出生的中国女大学生十分大胆地肯定了白毛女嫁给黄世仁这种现象就不奇怪了。而“白毛女”嫁给“黄世仁”就是这种不劳而获思想的集中而典型的表现。
如何遏止“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象，是当前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文学上中国作家要致力于社会平等，推进公平与正义。中国作家想要创作出有生命力的伟大文学作品，他们的精神的根必须牢牢扎在土地上，扎在基层民众中。要为基层民众说话，维护和捍卫他们的根本利益。通过他们的优秀作品来帮助广大青年正确对待以钱权为代表的各种诱惑，帮助广大青少年追寻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