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知识与人类学传统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本土知识与人类学传统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本土知识进入当代视野，与人类学传统有着深刻的联系。第一，早期人类学的人文反思为本土视角的出现、本土知识的再发现奠定了基础。第二，战后人类学关注发展问题丰富了本土视角的内涵。照亮了本土知识的价值和意义。第三，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形成本土知识的方法论基础。并使人类学成为沟通本土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桥梁。

关键词：本土知识；人类学传统

作者：张永宏，云南大学出版社副社长，编审。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2-0058-007

本土知识进入当代视野，与人类学传统有着深刻的联系。人类学以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经历了学科内部的人文主义批判(the humanist critique)、战后对发展问题的深切关注两个转折，为本土视角的产生及其内涵的丰富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人类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如文化相对论(theory pof culmral relatiity)、田野调查(fidd investigation)、本位视角(emic perspective)等，为本土知识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同时，人类学在西方文明和本土文化的碰撞过程中，发挥着沟通本土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桥梁作用。正是人类学发展历程中的这些重要贡献，使得本土知识的再发现成为可能，并为本土知识价值和意义的彰显铺平了道路。

早期人类学的人文反思为本土视角的出现、本土知识的再发现奠定了基础

欧洲训练“实践型人类学家”(practitioner anthropologists)和美国政策研究机构雇佣人类学家，是人类学知识被有组织地应用于社会实践的开端。早期应用人类学把培养殖民官员作为主要任务，直接服务于英国、法国、美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对亚洲、非洲的殖民掠夺和统治，大西洋两岸的人类学家都积极效力于西方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的控制这一目的。1801年杰姆斯・霍维森(JalTles Howison，Asiatic Society成员)的《马来语词典》(Dictionary of Malay Tongue)，是最早的应用人类学项目之一，其明确的目的就是把促进与马来人的交流看作是一项为促进殖民贸易服务的重要手段。

从学科内部看，早期人类学基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理解不同的族群，如文化进化的问题，社会制度的平等待遇，种族等级制度的诠释，等等，其显著特征是对科学实证主义的盲从。人类学家往往照搬自然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处理文化和社会，把观察者和观察对象严格分开，对诸如仪式和信仰在调节家庭关系和财产权方面的作用等实践主题产生广泛的兴趣。这使早期的人类学家持一种非常乐观的观点，他们跟在殖民统治者、传教士和各种各样的欧洲冒险家屁股后面，确信他们的立场是处于存在之链的进化的顶端，在他们看来，欧洲以外的世界尚处在正在演化的“婴儿”阶段，这些人类“婴儿”们的知识、思想、自我情感不能被置于欧洲认识论的同一个平台之上加以审视。可以看出，殖民主义的地缘政治权力关系，深刻地影响着早期人类学家的认识论。

但是，关于人类学的价值取向，人类学家的观点发生了分野。一种趋向人文主义的研究立场从完全服务于雇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目标中逐渐确立起来，促使很多人类学家掉转头来批评殖民主义。一些社会人类学家反对殖民者在土地和人力利用方面的立场，以及对当地习惯的不尊重，种下了应用人类学的人文主义种子，为本土视角(indigenous perspective)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观点的转变，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马林诺夫斯基曾号召实践人类学应参与殖民控制，他认为，关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文化的知识，通过相互理解，能创造更加优越的殖民体系；他把人类学看做是人的科学，如同物理学和地质学在工程上的作用一样，人类学对于社会有着同样的潜能。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对殖民主义的不满开始发展起来，甚至包括对整个西方的知识大厦――科学提出了质疑。他提出了应同时研究白种人的野蛮性的论断，由此引发了对应用人类学的批评和反思。他在1930年的一篇题为“人类学和管理的理性化”的文章中，开头即写道，“科学是我们时代最讨厌的事和最大的灾难，它使我们变成了机器人，变成一个巨大的机器上标准化的、可交换的部件，科学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完全的穿透力彻底改变了我们内在的自我。”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类学如果对人的研究完全理性化，那么即去除了人性的本质，如同科学正在抹杀着世界的自然面貌一样。基于这样的认识，马林诺夫斯基把实践和理论进行了专业化的综合，形成了基于自然需求的功能主义理论，并以此号召人们揭穿对殖民官员进行人类学培训的本质。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进化论为殖民主义掠夺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应反对以进化理论为基础的人类学，应根据民族志知识重构本土科学的前殖民形态。

美国民族学局(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BAE)同样孕育过这种转变。BAE是美国政府建立的第一个人类学机构，本土人和白人之间不断增长的冲突是其成立的背景。至1870年代，土地权力丧失正威胁着美国本土人的存在。当时，鲍威尔(Powell)告诉国会，“现在已没有地方安置印第安人，……他们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要么保护他们，要么就毁灭他们。”BAE早期的观点是同化本土人，其保护美洲印第安人，主要是从人类学家的殖民主义观念出发，而不是考虑美洲印第安人自身的保护需要。在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进化人类学派和基督教人道主义(Chris，tian humanitarianism)的影响下，BAE的人类学家认为，虽然土著似乎自私，对外来带有敌意，但异教的、未开化的美洲印第安人必将进入一个文明化、基督教化过程；同时，借助上帝的智慧，这一过程必将有助于净化白人观察者的无知和偏见。1897年，BAE人类学家卡什(Frank HamiltonCushing)在一篇题为“为教育印第安人，应当研究印第安人”的报告中说，要让本土人明白他们何以是他们自己，然后学习如何使他们不同于他们自己。1898年美西战争后，为获取前西班牙领地，BAE开始关注白人与黑人、土著印第安人、亚洲人的通婚问题，不同种族的资质、社会福利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博厄斯(Franz Boas)首先直面白人至上主义失落的情绪，指出，决定人类行为差异的因素是文化，而不是基因；是培养，而不是天资。

总的看来，虽然，早期奉行殖民主义、科学人类学的人类学家，都普遍认为土著人应当从原始的阶段转化到文明的阶段，人类学应借助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的理念，探索社会规律，使社会理性化，并治愈那些原始的社会，但是，在人文主义对进步的渴望这种理想的牵引下，人类学家很快即发现，土著人普遍反对西方式的变化。这是对进化主义的当头一棒，间接指向了文化相对主义。随着对西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反思，反西化的本土阻力逐渐强盛起来，加之对非西方人民的研究和理解

不断加深，形成了应用人类学转向人文传统的时代背景。正是应用人类学的这一转变，奠定了本土视角产生的基础，而本土视角是发见本土知识的前提。吉尔茨(Geertz)指出，真正的人类学应主张本位的视角(emic perspective)，而不是把人类学作为科学检验的对象。当然，这要等到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进一步使本土权力关系获得一个更加明晰的比照，本土视角方可能真正发挥出指导人类学自觉地去获取本位知识(emic knowledge)的作用。

战后人类学关注发展问题丰富了本土视角的内涵、照亮了本土知识的价值和意义

一战时，人类学家普遍持和平主义态度。但日本袭击珍珠港、德国入侵俄罗斯后，人类学家们普遍认为，日本和德国破坏了西方的政治理想，纳粹主义践踏了“人类心灵统一”(psychic unity)这样一个文化人类学的思维范式。这种范式植根于比较民族志的传统之中，并支撑着人类学的人文主义理想。因此，广大人类学家，包括那个时代的著名人类学家，如柏特森(Gregory Bateson)、夏普勒(Elliot Chapple)、米德(Margaret Mead)、弗兰克(Lawrence Frank)和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都愿意为他们的政府服务。二战中人类学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敌国和盟国的文化知识，为基于文化类型的政策制定提供知识判断基础。除直接服务于战争外，人类学家主动参与一些与战争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如民族关系的调整、战时粮食供应问题和营养标准问题等。人类学家在二战中的努力，大大促进了人类学的发展，使人类学在人口研究、食品和营养、语言学、技术转移等方面取得多方面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跨文化研究资料。∞

二战结束，现代化和对外援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首先，美国以强大的工业基础从二战中胜出，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取得成功，工业资本主义全面获胜。其次，20世纪中期的去殖民化运动，在非洲、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催生了大量的新的、贫弱的国家。这些国家虽然领导层缺乏经验，但都孕育着新的期望和力量。美国以援助和控制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些国家实行促进稳定的帮助。第三，1960、1970年代，是跨国公司膨胀的时期，廉价的劳动力和增长的海外消费，迎合了美国的第三世界工业化政策。这些因素在冷战思维的支配下，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支持的现代化项目和对外援助误导甚至破坏了第三世界的内源性发展。在此背景下，人类学开始关注发展问题。

1960年代由美国军方特别行动研究办公室(US Army's Special 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SORO)设计的卡米洛计划(Project Camelot)引发了人类学对西方强权主导的发展的反思。此计划旨在评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国内)战争的可能性，并提出解决的建议方案，形成预案机制。被雇佣参与该计划的人类学家对军方的影响十分有限，并招致同行的严厉批评，但却使人类学家看清了在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的危险性，更加关注人类学的道德立场和与科学的结合。到1970年代和里根时期(Reagan era)，西方主导的现代化问题不断暴露出来，贫困依然普遍存在，阶级之间的隔阂加大，社会问题如和暴力犯罪非常突出。于是，多边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把注意力转向贫困、健康、营养、小规模经济计划和计划生育等主题。1975年，世界银行乡村发展政策文件(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Paper)首先阐明对发展失败的认识，开始寻找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新方法，并力图把其整合进世界经济。人类学家以本土视角为主导，广泛参与了相关的行动。

从文化的普遍性看，每一个群体都把他们自己的知识系统看作真理。同样，西方因科技的优越性而获得了霸权。这使得人类学既要适应科技的优越性，又要适应一同而来的工业资本主义规则，同时去实现自身的人文理想和去中心化的文化相对主义。很多人类学家认为，步马林诺夫斯基的后尘批评科学，在走人文化和走自然化的十字路口空谈，只会滥用机会；人类学应有自己的立场：在本土和西方之间，人类学家应做出选择，是以本土的视角促进地方自治还是作为霸权进步的。事实上，马林诺夫斯基早就主张人类学应从本土的视角出发，充当知识保护和利用的中间人，以达成对人文和自然的重塑(re-humanization and re-naturalization of nature)。当然，“重塑”的困难是多方面的，不同阶级和社区的利益，知识解释上的争议，知识在解决问题上的无力，交流的政治、文化障碍，发展结果的不可预期性，道德上的两难，等等，使人类学在发展上裹足不前，但是，经历二战，人类学在反纳粹的历程中进一步塑造了本学科的丰富性和人文内涵，科学应当独立于政治和国家利益的淡泊理想以及科学应治疗而不是伤害人类的信念，成为二战的宝贵遗产，加上对新殖民经济统治以及美国政府在执行卡米洛计划中的两重性的醒悟，引发了人类学家对强权政府的普遍不信任，从而把人类学从狭窄的国家利益园囿中解救出来，催生出人类学的一片崭新天地：发展人类学。

发展人类学出现于1970、1980年代。这一时期，南方国家的贫困和相关的债务危机不断加重，随着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强调和对里根时代主流价值观的不信任，应用人类学重新获得了发展的环境，其一，区域经济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和人文技术学的认识，推动着人类学的发展；其二，人类学学术地位下降，大量的人类学家转入应用人类学领域，参加到发展之中，为发展人类学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其三，发展人类学的产生，与美国国际发展机构(the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o，ment，AID)的“新方向”模式直接相关。AID认为，发展专家和机构对技术的推力微不足道。自上而下的投资干涉成效十分有限，因此应在发展项目中提高基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新的敏感性。同时，AID认识到，穷人应当主动地参与进发展项目，这是成功的重要条件。其四，人类学对不同人群的文化和历史研究的尊重和1960、1970年代本土(indigenous／folk／local)人的去殖民化斗争蓬勃展开，为发展人类学的迅速兴起奠定了基础。

发展人类学诞生的年代，是一个充满社会危机、社会批评勃发的时代，爆发过美国的文化革命、法国和墨西哥的大规模学生反抗，越战讨论、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去殖民化运动是这一时代的主题。前殖民地关注从人类学家的知识和观念中寻找发展的方式和道路，人类学家们也开始参与了对西方的全面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土权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地方性知识系统应用于发展计划被认为应包含对殖民霸权历史的批判。人类学家鲍定(Boulding)即认为，西方文明产生了大量的破坏性陷阱，如大规模战争、人口增长以及技术的滥用等。这种对西方的批评促使社会科学家更加关注非西方人的视角，并深刻影响了人类学的发展取向，使之得以摆脱早在

“雇佣”人类学时代(the era of“engaged”anthropology)即打下的政治烙印。法当(Fardon)指出，人类学应抓住意义和翻译这两个哲学问题，重新找回人类主观的自我定义的本质价值，反思以往的失败，废除决定其意义的外部权力知识。

同时，马克思主义因为与第三世界和本土人的斗争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一直备受学术界的关注。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开始盛行，民族主义也在新兴国家中高涨起来，整个殖民大厦包括其知识支柱，都面临着重建的问题。在人类学领域，吉尔茨的著作使解释人类学(hermeneutic anthropology)在美国发展起来，增强了文化相对主义理论(the theory of Cultural relativism)的影响，提出了人的解放的观点，主张本土人应在其文化意象中构建自己的世界，并在方法论上借助民族科学(ethnoscience)的理念，高度关注特殊的行为事件的深层含义，力图揭示族群的内在意义。

上述社会和知识的走向，进一步丰富了本土视角的内涵，并使之成为人类学的认识论基础。从而为彰显本土知识的价值和意义铺平了道路：人类学对发展的关注，对因数世纪欧洲扩张和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而边缘化的本土人的知识和权力的关注，延展了对西方知识在全球发展中的作用的重新评价，深化了本土知识在西方知识霸权中的长期生存问题及其与全球危机问题的关联性的认识。使学术界、政府的以及非政府的发展机构广泛认识到，本土知识根植于原住民社区的社会理想和实践、制度、关系、习惯和器物文化之中，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土知识是特定地理区域内原住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创造生存手段，获取生存条件，维护社区食品安全，开展教育和自然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决策基础；本土知识特别与农业生产、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资源管理以及教育和知识创新密切相关，是穷人生存的重要资本，是发展不可或缺的知识财富。这样，人类学为形成本土知识概念的基本内涵奠定了观念基础和理论基础。

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形成本土知识的方法论基础

1970、1980年代，为破解“什么知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有效的知识“这一难题，学者们开始着手把知识从文化中分离出来加以考察。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转向探究本土知识和制度为什么具有更多的文化适合性、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这样的问题。早期开创性的工作集中在农业和环境实践等与生存直接相关的领域。人类学家的工作基于一种基本认识，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化威胁着地方社区和生态系统，因而，是非可持续的；本土人比外来的发展专家更深切地感知到他们的需要，而且。其需要带有深深的文化烙印，要求给出文化相对主义的界定；大多数被争夺、被威胁着的资源，如土地资源和健康的环境，是本土人、本土知识的存在所依。于是，两种倾向日益清晰，一是强调对本土知识本身的研究和应用，一是强调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视角。

本土知识研究的先锋之作是由布洛肯夏(Brokensha)、沃伦(Warren)和维纳(Wemer)于1980年编辑的一个选集：《本土知识系统与发展》。作者包括大量的民族志专家，他们来自拉美、非洲和亚洲，有着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立场，但主题基本集中在探讨知识和经验与地方生态、人文地理、人口结构以及阶级条件的协调变化上。此后的一些典型研究包括安第斯马铃薯种的分类及其与土壤类型、季节、人力组织、营养等适合性的关系研究，在秘鲁开展的土壤管理和利用研究，肯尼亚植被知识与发展的直接相关性研究，等。早期研究的方法基本是经验的和民族志的，重视收集原住民的自然知识。这些方法以知识研究和专家系统研究为基础，通过在经验方法上的提炼，以应用于决策。后来，随着对本土知识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潜在价值的认识不断丰富，促使人类学家采取大量的民族志解释方法研究本土知识，内容涉及农业和森林知识：生态、环境知识以及生态政治，资源管理和财产权，健康和医疗，等。

一些研究方法，如《拉美研究评论》(LatinAmericanResearchReview)中大量的图片评论，超越了经典解释性民族志的边界，包括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方法。例如，对耕种方式的研究。即包括耕种要素间相互和总的关系的研究，传统建筑和家庭关系研究，本土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冲突研究，等。另外，从早先的文献看，本土知识已不局限于以祖先领地定义的本土身份所联合着的人群的知识系统。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殖民主义者把本土人赶出家园，似乎同时把他们的知识系统根除了，但是，本土知识系统却适应并在新环境中存留了下来。因此，考察本土知识，应包括对地方文化和其作用的总体考察，这正是人类学文化与发展关系研究的主要领地，很多人类学家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别开生面的贡献，例如，帕塞尔(Trevor W.Purcell)和吉尔茨即研究了加勒比海地区的民间协作经济制度：循环信贷联盟(the 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RCA)。帕赛尔认为，这种制度在现代草根发展的实践中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吉尔兹最早把这种制度解释为一种传统联谊会，有助于对现代性的适应。

第二种趋势即强调生态可持续发展，这在应用人类学来看，并非新生事物。但是，这种趋势从1980年代后，却迅猛发展。早在1969年，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v Act of 1969，NEPA)即有力地促进了人类学知识在本土生态问题上的应用。该法案要求任一项目计划都需要对其环境影响进行研究并加以陈述，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参与了这种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在后来的20多年里，为拯救不断退化的雨林，生态自由主义思潮发展起来。这种思潮深刻影响到学术界，形成了所谓的生态自由主义学派，其观点是力图通过把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糅合在一起，寻求缓解环境恶化的经济学途径；其理论预设是，资本主义的快速扩张的事实，注定要破坏地球上一些重要而关键地区的生态。与激进的环境主义者在生态问题面前不准动其毫毛的立场不同，生态自由主义者致力于把自然条件整合进资本主义市场，把本土生态系统的要素看作是可提取出来的资源，目的是根据地方文化可支持的自我依赖的经济原则，调动对全球化适应的所有形式，使文化和经济杂交以帮助当地人，使他们领地上的产品市场化。一些民族植物学家持生态自由主义观点，例如美国民族植物学家培西(Dattell Posey)即希望这种观点能使资本主义长盛不衰。当然，应当看到，生态自由主义的逻辑指向是促进需要自立的人们实现最大限度的自治，这与全球发展的结构和进程是不和谐的。但不管目的如何，人类学方法的广泛应用，促使发展不得不关注本位和客位的关系，强调知识不仅需要研究，而且更应被置于执行之中，因此，很多人类学研究需要本土／地方人自己去做，或者有他们的全面的合作。

同时，把本土知识和西方科学知识放在同一个层面上加以比较，为人类学的中间人身份提供很多重要内涵，使之成为沟通本土知识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手段。

本土人的文化权力问题和学院话语、实证科学的霸权问题。促使人们把处在二者之间的历史斗争看作是政治事务和民族事务，引生诸多的对立和矛盾。人类学把本土知识和西方知识的分裂当作发展中的经验主义方法论事项加以处理，并逐渐发展为一种观念形态的集体伦理认识论，这有助于在方法论和意识形态之间搭建桥梁。同时，人类学的认识论表明，人类学不仅是文化研究，同样重要的是，人类学承担着文化批评和文化变革的使命。这种视角为本土知识和现代知识的沟通创造了一个公平讨论的平台。人类学家逐渐认识到，自然科学的进步不仅不能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情感问题和智慧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多的不适应、不理解以及社会不安，结果是产生更多的战争和革命，西方仍然没有学会控制社会力量；人类学的应用是解决这类历史和现实问题的一条路径，将有助于平衡西方知识和本土知识，增进对地方性知识的适合性的认识，以弥补西方知识在发展背景中的不足。一般说来，由于本土实践与当地人的文化价值紧密交织在一起并代代相传，本土知识大多都适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渐变。但是，由于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变化，改变了本土知识发生效用的支持环境，普遍导致本土知识的消失。本土知识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于本土知识有助于保护社区有价值的技术、技能、工艺和解决问题的策略，本土知识的消失给那些发展这些知识的人和依靠其生活的人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南方国家大量的现代技术推广实践表明，离开本土知识的参与，科学知识往往无功而返，而人类学能有效变革本土知识的消极因素，促进本土知识与现代知识的结合，在动员本土知识，改善科技应用质量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总之，随着二战后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批评、反抗，以及对逐渐呈现的全球性问题的高度关注，人类学也前所未有地把文化相对主义与西化、现代化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搁置起来，以文化研究为基础，借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丰富本土文化、本土知识的研究手段，并为本土知识和科学知识的链接提供有效的路径，其基本观点和方法构成了当代本土知识研究的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