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济怎样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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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曾在碧空如洗的夜里，从太平山顶俯视过香港岛那恍如繁星的灯火；如果你曾在恬静而墨绿的维港边，面对着摇曳的亦真亦幻的波涛光影，感慨过那些金钱永不眠的商业传奇；如果你又曾在中环、在尖沙咀、在上水、在旺角、在大澳、在南丫岛，面对着不息的脚步、花哨刺眼的灯箱、寂静古老的渔村和如画的欧洲小镇而咀嚼过这座不夜之城的急切、欲望、优雅与丰富；如果你一日日一夜夜地走过，观察着，真切地体验过她，那么你一定知道，要在一篇文章里回答好这个问题，委实不易。

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加最近有一篇演讲，可谓切中要害：“我觉得香港这块宝地是中国发展的核心价值所在。我们今天能不能够穿越噪音，穿越情绪，穿越标签，真正理解香港到底在中国发展过程中，过去起了什么作用，现在起什么作用，今后有可能起什么作用。”

相比于过多的噪音与词不达意的关切，我想，这可能才算得上真问题：香港之于中国，未来还能起到什么作用？

我们不妨先从她最显著的标签――资本谈起。

互联互通之“筑桥者”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里，香港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找准了自身的定位，借用李小加的话说，在这期间，香港就做对了三件事情：第一，转口贸易；第二，直接融资；第三，资本市场大发展。

这三点我是同意的。如其所言，转口贸易给中国带来了第一桶金。FDI（外商直接投资）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而从1993年H股、红筹股上市开始，香港的资本市场又把内地的电信公司、银行、保险公司、能源公司变成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同行业公司，等等。这三个大潮全部是从香港做起来的。

对香港资本市场有较长经验的投资者，一定都体会过“红筹”二字的意义。而如今，经过几轮改革与经济爆发式增长，内地积聚了高达30万亿美元的银行资产，8万亿美元的股票资产，以及7万亿美元的债券，承袭改革开放之势，这些资产在未来必将接受更多国际投资者的参与。

与此同时，内地的投资者也已加快布局海外投资。从数据上看，过去十年间，内地投资者参与境外证券投资的规模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当平稳的水平，总量在2000亿～3000亿美元之间，并未呈现爆发式增长。我相信这一格局将很快改变，原因在于内地投资者、内地企业对于分散投资、降低风险的全球化布局，正面临急速的扩张需求。

一言以蔽之，在资本全球化的格局之中，香港当前面临的是何种情势？

不妨这样描绘：随着资本流动的双向开放、内地市场深化改革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全球市场与中国内地市场及投资者之间的互动，无论在规模还是深度上均在不断演变。许多内地企业开始进行全球化布局，大量内地投资者亦开始大规模地进军全球金融市场，寻找财富多元化配置及投资机会。与此同时，内地大宗商品市场“实体化”与国际化的需求日益迫切。

在此情势之下，香港能做什么？她能否筑成一座“资金之桥”？在这方面，我认为香港交易所“当家人”李小加的思路是十分清晰的。

就在2016年来临之前，香港交易所做了一个大动作――更改了公司标志，明晰而坚定地提出了“通”的定位。互联互通，在港交所《战略规划2016～2018》中，成为唯一的主题。

简言之，香港交易所在未来三年里要做什么呢？那就是紧随着中国与全球市场的融合提速，尽快打造一个为内地投资者与国际投资者参与对方市场的互联互通平台，同时在股票、商品和货币产品的汇聚与深化中，培育本地市场的价格发现能力，树立产品基准价格并开发相应的风险管理工具。

再概括之，即在这场内地资本与全球资本波澜壮阔的相遇之中，香港将成为一个更加丰富的通道，不仅如此，它还将致力于定价权的确立。

香港为什么能做到？或者说，为什么我愿意相信香港可以实现这样的梦想？简单说，一方面，我毫不讳言，在中国内地经济快速崛起的大势之下，香港依然如其过往一样，拥有“背靠大树好乘凉”这一国际其它任何竞争者均无可比拟的优势――巨大而纵深的内地市场，文化、地理上不可替代的一脉相承；与此同时，她又有几十年来作为全球贸易及金融中心而积攒的国际化标准、专业精神、法治环境、企业治理框架和人才积累，这一切，均非一日之功，亦不会瞬间消散。

香港要为自己拼出一张上船的船票

香港交易所的战略只是我们管窥香港资本市场变革之一例。除去以其定位调整为代表的资本市场战略，在更大的层面上，我也希望谈一谈当前我国与国际化相关的重大战略，如“一带一路”、自贸区，以此再探讨香港角色的未来空间。

目前，随着高层外交、亚投行成立、多边对谈合作等机制的推动，“一带一路”在资金、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一直在顺利推进。那么，在“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新格局上，尚未正式加入亚投行的香港又如何战略自处？

诚如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认为，“一带一路”之于香港，一则是喜，一则是忧。喜者是“一带一路”所包含的商机，可能为香港带来脱胎换骨的机遇。忧者是“一带一路”所可能引发的划时代变迁，香港如果不加以振作，可能有被边缘化之忧。

事实上，“香港被边缘化”这一命题，并非自今日始。早在上世纪80年代，香港大量制造业北移内地，已有“产业空洞化”之虑，其后随着国内开放，贸易、物流等中介行业又再度面临“非中介化”的威胁。结果呢，香港在每一次经济模式的更迭中，老旧行业极速“空洞化”，但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且更高增值行业如设计、金融、市场推广等商业服务的高速兴起。

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认为，从表面看，“一带一路”战略中，香港的劣势有二：一是地缘，带路沿线国家有不少是与香港联系不强的地区，如中亚、西亚、中东欧等；二是行业，基础设施如高铁、资源开采、冶炼等也非香港业界的强项。而香港的强项是金融、航运物流、商贸推广、跨境投资。换言之，香港可以在加强与东南亚、南亚和中东，特别是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迪拜等与香港商贸关系紧密的国家和地区联系的同时，对联系不强的中西亚和中东欧地区则应集中开拓官方和民间的交流渠道，提高签证、交通、通关、认证、税务等旅游、贸易和投资便利程度，为更广泛的经贸交流打好基础。并且，从行业的角度，在上述四大领域发挥其优势，为“一带一路”项目提供专业支持服务。

除了上述地区和行业重点，香港在“一带一路”的发展还有两个不可忽略的角色：一是对国际市场规则的掌握，二是与带路以外地区的联系。

毫无疑问，香港凭借市场规范、国际通行准则，与全球主要市场如欧、美、日等主要工业国的联系紧密等优势，在当前，仍然可以“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参与到“一带一路”战略中去。当然，这种参与并非水到渠成。香港之于内地的“超级联系人”功能，如果暂时看确属“不可替代”，但在未来，也必须意识到此中危局，必须在巩固旧有优势之余，加速产业转型，摸准内地战略与市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脉搏，以更彻底的洞察力、执行力和应变力，为自己拼出一张上船的船票。

挑战与未来

客观而论，城市如人，皆有其成长、繁荣、力衰之更替；但城市又不尽如人，人生虽可几经沉浮，但终归要遵循必然的生物规律而走向衰亡，而城市的生命力则可往复轮替，一再迸发生机。

就当下的香港而言，在经历了如日中天的辉煌之后，她的确也迎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诸如常为人诟病的创新乏力、成本高企、地产霸权、产业结构失衡、制造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等，更有甚者，有人在将香港与内地几大一线城市进行各种横向纵向比较后认为，香港一度拥有的地理优势、制度优势、经济基础优势已全面丧失，香港的没落无可挽回。

此等言论，我认为哗众取宠多过理性批判。问题当然不可忽视，但如今的香港，依然有着健全的法治环境、完善的市场制度，依然汇聚着全球最顶尖的专业人才，拥有稳健却又不失活力的金融创新力、变革意识乃至危机意识，也有着相对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中，香港仍然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连续21年不曾失落。

可以说，当外部对于香港边缘化的“唱衰声”四起之时，也正是香港自身对于其转型之路进行深刻反思与未来空间探寻之际，这种努力，从未停止。

更重要的，我建议，香港，从决策者到任何一个香港市民，都应该对中国经济和国际地位的崛起抱有更加理性的认知，也不应讳言这种崛起可以给香港带来更高层次的发展机遇。这其中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不是此起彼落，而是你中有我，发展共赢。

还是李小加最近在回应香港交易所未来三年战略是否过于聚焦内地的质疑时说的那句话：“我们只有聚焦中国，才能真正国际化；我们只有国际化，才能更好地为中国创造价值。”也许，这句话多少可为香港经济如何破局，带来些许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