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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建钢 一代人的影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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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但在文化上的发展不快,甚至是倒退的,任何有责任感的公民不可能不起忧国忧民之心。但我这份心意的表达,要通过我力所能及的手段,这才是一个公民的责任。我不会去谩骂,不会去做愤青,应该拿好作品去影响人,要去扬善。这是我最朴素的价值观。”

—— 阎建钢

“每个人看简历都很简单,但必竟是几十年的过往,回过头来看岁月,很多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走到今天,我的创作个性、倾向都与自己的经历有关。”很平实的一番话,阎建钢说来却倍觉感慨。

16岁在新疆当兵,23岁考入中戏导演系,28岁留校任教;30岁开始独立执导,32岁凭《擎天柱》拿到“飞天奖”最佳导演后投身商海,六年后再度回归,重执导筒,从央视历史大剧《战国》开始,累积出一批风格厚重的作品。

这番起起伏伏的生命历程,似乎很适合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回望。阎建钢作为最后一拨上山下乡的知青,他与同时代的人,大多都有过坎坷的经历,却在命运大潮中掌握了生存智慧。是理想主义者,有情怀却不偏执,也是时代弄潮儿,有狡慧却不失厚道。

有过多次采访接触,印象中的阎导总是忙碌,不苟言笑。大概缘于风华正茂时他有过一段企业家生涯,他的气质里有种偏离文艺的精英气质,让人莫名起信任感。但做为中戏导演系毕业又留校任教的正统学院派导演,他出口成章,口才一流,言谈间流露的正统学者气质更是他的本真。这种气质也反映到他的作品中,《战国》、《秦始皇》、《尘埃落定》、《大祠堂》、《赵氏孤儿》……作品风格浓厚,端庄持重,像是他托着的一只大海碗,碗里盛满中国文化的波澜壮阔。

2011年秋天,阎建钢凭《中国地》再次拿到“金鹰奖”最佳导演,他在观众的认知里,也成为作品有着独具一脉的阳刚热血,又有着浓重人文情怀的导演。从他的作品历程看来,他是一个做好充分准备的导演,他的作品拿奖或大红,都不是撞大运。

他说,“我的职责是向真善美致敬,让大家生活得有信心,有快乐,这是导演的天职,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观。”

最年轻的军旅诗人

人生的每个转折点都是无法预料的。导演这个职业原本在我心里遥不可及,是神圣而朦胧的,如果说文学可以触摸一下,考进中戏导演系,是我人生梦想的一个意外,这个方向有着巨大的吸引和诱惑。”

《影视圈》:赶上了最后一批插队,之后当兵,这对个人的意志是一种难忘的锤炼吧?

阎建钢(以下简称阎):我是最后一批插队的,去河南一个贫困县,在黄河古道边上,紧挨着兰考县,我最深的印象是,每天早上端着一碗红薯蘸盐水吃。那时候农村虽然很苦,但整个社会都很苦,没有贫富差距。插队一年后我去当兵,是工程兵,现在新疆的大多数公路都是我们部队修的。这个兵种非常艰苦,我当兵有个动机,能当上说明我们家政治上没问题了。所以当我穿上绿军装回到家时,全家都震惊了,这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一件大事。我经常说我们要有感恩之心,从我们这代人来说,万万想不到会有今天。

《影视圈》:十六岁是一个人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最重要的时期,工程兵是艰苦的一个兵种,当时这种选择是身不由己吗?

阎:当兵是唯一的一条路,也不管这部队是干什么的,一列闷罐车拉到冰天雪地的新疆。过了半年的新兵训练后,我调到了支队宣传队做创作员。写诗歌、顺口溜、三句半、小合唱、独幕剧,什么都写,宣传队要求你一专多能。我还要吹长号,有时候参与话剧表演。我们部队的建制很大,每年出去巡演两轮,差不多就走一整年,有时候还要下施工连队体验生活。我亲眼目睹了无数施工事故,有塌方有雪崩,一场雪崩可以把一个排砸成肉饼,我看到很多战友在我面前死去。现在想来,一年插队和六年军旅生涯,是我人生中最重要也最关键的一笔。除了经历苦难,所有的生活体验就是与人类劳苦和危险的极限接触。这对个人意志的锤炼,对世界的认识和感受,影响非常大。我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过青春期,部队会磨蚀掉一些东西,把人限定到一个非常高度的强制性的空间内,而且我本人因为家庭原因从没有过年少轻狂的时候。说实话,那时候也没有过多的感觉到痛苦,或惨到什么程度,因为大家都差不多,都是这么过来的,偶尔还觉得蛮刺激的。

《影视圈》:很多人的青春期都是文学萌芽期,宣传队的工作让你离理想更近?

阎:任何事情都是冥冥中注定的。我去新疆当兵的时候从未想过未来要怎样,心里有个模糊的理想是我一定要提干,这样就可以留在部队里。我从小就养成一种天生的责任感,知道没有人能帮你,只有靠自己争口气,做出成绩改变命运。在部队的文学创作时期,我非常刻苦,除了排练演出就是读书,几块钱的津贴费,生活上不舍得花一分钱,就是买书,存着钱探亲用。我记得当兵三年后去探亲时,我还存了一百多块钱,这在当时是一个大数目。

慢慢接触创作,写了很多诗歌小说,发表在我们部队的报刊和文艺,当时我被称为“最年轻的军旅诗人”,可以说风华正茂。我当兵的后期是八十年代,那是中国文化繁荣复兴的时期,我作为部队的创作骨干每年要到北京培训,在北京学习的时候结识了很多朋友,一批优秀的文学青年。慢慢地,我觉得自己有了更高的目标——北京大学中文系。

《影视圈》:从北大中文系到中戏导演系,这中间以发生了什么转折?

阎:我当兵的最后一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来我们部队拍电视剧《天山深处的大兵》,我那时候是文化干事,被委派协助拍摄,在剧组里结识了很多朋友。在我来北京准备考大学时,中心一个演员跟我说你从来没进过考场,应该先适应一下,艺术院校每年三月招生,你报个名试试。那时中戏导演系三年招一届,我就报了,也没报什么希望。可能因为轻松没负担,结果过了三试了榜上还有我的名字,我才觉着这事有门儿了。这时中戏的书记跟我透了个口风,说学校不招现役军人,我听出自己是有希望的,就想办法退伍,进了导演系。后来我才知道,能考进导演系也是因为我的文学基础。紧接着又是一个五年的历练,这是我一生的饭碗。那五年几乎没有周末,每个星期天都在街上观察生活,排演了大量剧目,扎扎实实奠定了专业基础。

差点成了“地主”

“表演是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感悟,不仅仅是技巧,生活经历对人的一生可能是财富,也可能是灾难,关键看你有没有感悟力,有没有发酵和提炼能力,成为滋养你生命的养分。一个人价值观的形成,是路途上一步步的叠加、并行。”

《影视圈》:中戏导演戏五年毕业后,正是中国文学、电影、电视剧兴起的好时期,你选择了留校,没有出来独立拍片。

阎:长达十多年青少年时期形成的轨迹是一条正向的路。中戏毕业是1987年,28岁当了班主任,90年以后开始出去联系拍片。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市场化,都是各电视台自己拍戏。大家也没想着赚钱,就是要创作,要实践。我们拿着6000块钱就可以拉起队伍去新疆拍戏,主演是师兄陈宝国。从骨子里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创作型的导演,学院给了我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功。

《影视圈》:90年你就拿到了电视剧最高奖项飞天奖,你的创作风格从这时候开始有了脉络?

阎:天津电视台的八集电视剧《擎天柱》,让我和高明老师分别拿了飞天奖的最佳导演和主演,也建立了我们一生的友谊。这部戏对我的导演生涯是一个强力支撑点,赢得了专业领域的肯定,从此一部一部拍到今天。现在常常有人把我看成历史剧导演,其实这部剧就是现实主义题材,在《战国》之前,我的作品轨迹从来不是按即定的路线来走。飞天奖是唯一的一个电视剧奖,整个创作氛围是蓬勃的。记得当时我们有个青年艺术评论协会,我是协会的干将,正是风华正茂,挥斥方猷,每个人都很热血,什么都敢干敢想,这种惯性影响我几十年,成为创作的基本根基和审美倾向。当然这也有一定的禁锢,在整个市场商业化的时候有点拔不出来。所以我的作品里有个人审美的印迹,也有个人性格的印迹,比如文学情结,比如硬朗和阳刚,比如注重专业。到今天为止,不管怎么样,我个人走向成熟,知天命了,对整个社会形态也有了新的认识。创作要把民众的需求认真对待,但给他们什么,是导演的责任,贴近观众不代表取悦,我会拿我对生活的理解和认知,用他们喜欢的题材来跟他们交流。

《影视圈》:在大多数人眼里,能在艺术创作的初期拿到电视剧界的最高奖项,应该前程似锦了。但92年以后市场经济大潮汹涌,也促使您做了职业上的改变。

阎:在中戏当老师期间我谈恋爱了,认识了邓涛,她跟我到了北京,92年我们结婚后没有房子,中戏只分了一个宿舍,我跟刘心刚一屋。那时候邓涛想洗澡,我都得骑自行车带她去“华清池”,一个星期洗一次。这时侯奖也拿了,但面临着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个人对家庭和亲人的责任。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丈夫了,得养活人,得让他们过好,如果光是去搞艺术,支撑不起这个责任。这样的想法加上一个偶然因素,导致了人生的又一次转折。

90年代初,商业化氛围渐渐起来了,有人开始走穴了。有朋友请我去广东中山市给“乐百氏”拍一个企业专题片,说这是个赚钱的机会。最初还看不上这种活儿,碍于朋友的关系,对方把火车票都买好了,还是卧铺,我就去了。到了乐百氏集团,见到了集团老总,他跟我同龄,他的五个合作伙伴都是年轻人,从一口大锅熬饮料起家做到年产值六千万。我了解创创业过程后很受震撼,原来人生还有这样一种活法。因此很激动出了很多创意,把专题片当成电影来拍,并让他们亲自出镜来展现创业过程。后来何总说,阎老师希望您能来我们的企划部,专门为我们的产品做宣传,并开出很高的酬劳。我那时工资才几百块,这笔钱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了,诱惑很大。但还是婉拒了,我说影视艺术只能在北京搞,我不可能到广东来。何总特别看重我,后来他决定由他出资,在北京做一个文化公司,由我来做总经理,这就是当年的“今日文化传播”,此后我就做了六年的总经理。

在这六年里,我积累了第一笔个人财富,买了车买了房。无论做导演还是做企业,从我内心来讲,我有个信条,不搞乌七八糟的事。“今日文化”的广告业务涉及全国,比如跟建设部合作搞中国小城镇包装,在中央台开了栏目叫“今日小城镇”,节目的顾问是费孝通,他带着一个研究生团队来为我们做策划。这六年,也的确做了几件大事。

《影视圈》:有没有发现自己做市场也挺有一套的?

阎:我也很意外(笑)。做公司时从来没有亏过钱,当时社会环境也好,大家都很守规矩,做生意讲诚信。我们公司银行帐号上经常趴着几千万。我也是一天到晚西装革履的,虽然自己很别扭,但做总经理要有个职业的样子。如果顺着这个轨迹走下去,我会是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个人财富也会远远超过今天。但有时候想想,我的初衷是改变命运,一旦改变后我必须回归,而且回归也是充满戏剧性。那年在山东东营买了十万亩滩涂地,我想做一个现代化的农业园区,费孝通帮我做得规划。原由是当时小城镇建设司的杨司长去东营挂职,说咱们能不能一起做个大事,把这十万亩滩涂地用起来种芦苇,芦苇是高级纸桨原料,把种子撒进去几乎不用管,长大了割倒在地头就有人来拉,头一年投入第二年就可以回收,预估的产值有几个亿,这事如果做下去,我就是最大的地主了。但就在这时候,中央台的独立制片人,拍过《唐明皇》和《努尔哈赤》的靳雨生找到了我。

触摸得到的梦想

“现在这个时代人的价值观受到了冲击,改革开放三十年,但在文化上的发展不快,甚至是倒退的,任何有责任感的公民不可能不起忧国忧民之心。但我这份心意的表达,要通过我力所能及的手段,这才是一个公民的责任。我不会去谩骂,不会去做愤青,应该拿好作品去影响,要去扬善,这种人多了,世界才会一天一天好起来。这是我最朴素的价值观。”

《影视圈》:一座可望的金山,一个触摸得到的梦想,这样的选择对谁来说都很艰难,但你最后还是回归了?

阎:跟靳雨生一聊我才知道,我拿飞天奖那一年他已经关注到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他来找我时我离开圈子已经六年,他要做一个历史长剧《东周列国志》,分春秋篇和战国篇。我正把全幅心思放在如何做十万亩地的地主上,这个邀约让我特别矛盾,但央视大戏的机会对我又太有诱惑力。我的本意是回去拍戏,但责任告诉我要把事业完成。但这个老头他很执着啊,前后找过我三次,各种动员说服,终于让我下定决心回来拍《战国》。

《影视圈》:其实你的内心早已有答案,只是需要一个回归的机会或理由。

阎:我对财富的理解是,家庭生活处在小康水平以上就好。如果这个责任我已经实现,那另一个目标就是艺术责任,做为导演一定要有说得过去的戏。财富对我构不成真正的诱惑。直到今天,稿酬也不是让我拍戏的动力。

这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人,中央电视台的台长杨伟光。我作为一名年轻导演,虽然拿过奖,但必竟六年没拍过戏,中央台敢用我,并且把钱打到我的公司来让我拍戏,除了靳老师的制片理念与时俱进,也跟央视的用人理念有关。

在《战国》的停机宴上,杨台问我,小阎你下一部想做什么?我特别激动的说想拍《秦始皇》,他扭脸看我一眼说,今天就立项!他就这么果断的一个人。我当时可以直接去他的办公室汇报戏的进度,他问我需要什么,我说要最好的日本产的新型拍摄设备。哪想到就这么一说,一个月后,台里的总工打电话给我,说你要的设备到了。他就是这样说一不二的一个人。《秦始皇》我是全身心投入,剧本做了一年,实拍八个月,演员阵容囊括今天所有的一线实力派演员。当时特效不发达,所有的镜头都是实拍,千军万马硝烟滚滚的,拍摄极苦。但这部戏让我的导演素质,个人能力意志有了一次质的飞跃。

《影视圈》:在金鹰奖颁布奖典礼上,你说要感谢好人让你交了好运,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吗?

阎:曾经有个演员也这样问过我。我觉得从大的方面来说,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份幸运是时代给予的。从插队、当兵到今天,时代的变化给予了我们个人命运的变化,做为得益者,要感恩生存的时代。记得我女儿出国的时,我在家举行了一个小型聚会,请了很多朋友。我对女儿说,爸爸能养得起你,给你出国的学费,也是在场朋友的帮助走到今天,你以后也要常怀感恩之心。虽然这个时代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除了咒骂之外,还要有一个改善的心态。做我们这行的,没有惩恶的能力,但我们可以扬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