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建钢 一代人的影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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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但在文化上的发展不快，甚至是倒退的，任何有责任感的公民不可能不起忧国忧民之心。但我这份心意的表达，要通过我力所能及的手段，这才是一个公民的责任。我不会去谩骂，不会去做愤青，应该拿好作品去影响人，要去扬善。这是我最朴素的价值观。”
—— 阎建钢
“每个人看简历都很简单，但必竟是几十年的过往，回过头来看岁月，很多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走到今天，我的创作个性、倾向都与自己的经历有关。”很平实的一番话，阎建钢说来却倍觉感慨。
16岁在新疆当兵，23岁考入中戏导演系，28岁留校任教；30岁开始独立执导，32岁凭《擎天柱》拿到“飞天奖”最佳导演后投身商海，六年后再度回归，重执导筒，从央视历史大剧《战国》开始，累积出一批风格厚重的作品。
这番起起伏伏的生命历程，似乎很适合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回望。阎建钢作为最后一拨上山下乡的知青，他与同时代的人，大多都有过坎坷的经历，却在命运大潮中掌握了生存智慧。是理想主义者，有情怀却不偏执，也是时代弄潮儿，有狡慧却不失厚道。
有过多次采访接触，印象中的阎导总是忙碌，不苟言笑。大概缘于风华正茂时他有过一段企业家生涯，他的气质里有种偏离文艺的精英气质，让人莫名起信任感。但做为中戏导演系毕业又留校任教的正统学院派导演，他出口成章，口才一流，言谈间流露的正统学者气质更是他的本真。这种气质也反映到他的作品中，《战国》、《秦始皇》、《尘埃落定》、《大祠堂》、《赵氏孤儿》……作品风格浓厚，端庄持重，像是他托着的一只大海碗，碗里盛满中国文化的波澜壮阔。
2011年秋天，阎建钢凭《中国地》再次拿到“金鹰奖”最佳导演，他在观众的认知里，也成为作品有着独具一脉的阳刚热血，又有着浓重人文情怀的导演。从他的作品历程看来，他是一个做好充分准备的导演，他的作品拿奖或大红，都不是撞大运。
他说，“我的职责是向真善美致敬，让大家生活得有信心，有快乐，这是导演的天职，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观。”
最年轻的军旅诗人
“人生的每个转折点都是无法预料的。导演这个职业原本在我心里遥不可及，是神圣而朦胧的，如果说文学可以触摸一下，考进中戏导演系，是我人生梦想的一个意外，这个方向有着巨大的吸引和诱惑。”
《影视圈》：赶上了最后一批插队，之后当兵，这对个人的意志是一种难忘的锤炼吧？
阎建钢（以下简称阎）：我是最后一批插队的，去河南一个贫困县，在黄河古道边上，紧挨着兰考县，我最深的印象是，每天早上端着一碗红薯蘸盐水吃。那时候农村虽然很苦，但整个社会都很苦，没有贫富差距。插队一年后我去当兵，是工程兵，现在新疆的大多数公路都是我们部队修的。这个兵种非常艰苦，我当兵有个动机，能当上说明我们家政治上没问题了。所以当我穿上绿军装回到家时，全家都震惊了，这对于我们家来说是一件大事。我经常说我们要有感恩之心，从我们这代人来说，万万想不到会有今天。
《影视圈》：十六岁是一个人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最重要的时期，工程兵是艰苦的一个兵种，当时这种选择是身不由己吗？
阎：当兵是唯一的一条路，也不管这部队是干什么的，一列闷罐车拉到冰天雪地的新疆。过了半年的新兵训练后，我调到了支队宣传队做创作员。写诗歌、顺口溜、三句半、小合唱、独幕剧，什么都写，宣传队要求你一专多能。我还要吹长号，有时候参与话剧表演。我们部队的建制很大，每年出去巡演两轮，差不多就走一整年，有时候还要下施工连队体验生活。我亲眼目睹了无数施工事故，有塌方有雪崩，一场雪崩可以把一个排砸成肉饼，我看到很多战友在我面前死去。现在想来，一年插队和六年军旅生涯，是我人生中最重要也最关键的一笔。除了经历苦难，所有的生活体验就是与人类劳苦和危险的极限接触。这对个人意志的锤炼，对世界的认识和感受，影响非常大。我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过青春期，部队会磨蚀掉一些东西，把人限定到一个非常高度的强制性的空间内，而且我本人因为家庭原因从没有过年少轻狂的时候。说实话，那时候也没有过多的感觉到痛苦，或惨到什么程度，因为大家都差不多，都是这么过来的，偶尔还觉得蛮刺激的。
《影视圈》：很多人的青春期都是文学萌芽期，宣传队的工作让你离理想更近？
阎：任何事情都是冥冥中注定的。我去新疆当兵的时候从未想过未来要怎样，心里有个模糊的理想是我一定要提干，这样就可以留在部队里。我从小就养成一种天生的责任感，知道没有人能帮你，只有靠自己争口气，做出成绩改变命运。在部队的文学创作时期，我非常刻苦，除了排练演出就是读书，几块钱的津贴费，生活上不舍得花一分钱，就是买书，存着钱探亲用。我记得当兵三年后去探亲时，我还存了一百多块钱，这在当时是一个大数目。
慢慢接触创作，写了很多诗歌小说，发表在我们部队的报刊和文艺，当时我被称为“最年轻的军旅诗人”，可以说风华正茂。我当兵的后期是八十年代，那是中国文化繁荣复兴的时期，我作为部队的创作骨干每年要到北京培训，在北京学习的时候结识了很多朋友，一批优秀的文学青年。慢慢地，我觉得自己有了更高的目标——北京大学中文系。
《影视圈》：从北大中文系到中戏导演系，这中间以发生了什么转折？
阎：我当兵的最后一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来我们部队拍电视剧《天山深处的大兵》，我那时候是文化干事，被委派协助拍摄，在剧组里结识了很多朋友。在我来北京准备考大学时，中心一个演员跟我说你从来没进过考场，应该先适应一下，艺术院校每年三月招生，你报个名试试。那时中戏导演系三年招一届，我就报了，也没报什么希望。可能因为轻松没负担，结果过了三试了榜上还有我的名字，我才觉着这事有门儿了。这时中戏的书记跟我透了个口风，说学校不招现役军人，我听出自己是有希望的，就想办法退伍，进了导演系。后来我才知道，能考进导演系也是因为我的文学基础。紧接着又是一个五年的历练，这是我一生的饭碗。那五年几乎没有周末，每个星期天都在街上观察生活，排演了大量剧目，扎扎实实奠定了专业基础。
差点成了“地主”
“表演是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感悟，不仅仅是技巧，生活经历对人的一生可能是财富，也可能是灾难，关键看你有没有感悟力，有没有发酵和提炼能力，成为滋养你生命的养分。一个人价值观的形成，是路途上一步步的叠加、并行。”
《影视圈》：中戏导演戏五年毕业后，正是中国文学、电影、电视剧兴起的好时期，你选择了留校，没有出来独立拍片。
阎：长达十多年青少年时期形成的轨迹是一条正向的路。中戏毕业是1987年，28岁当了班主任，90年以后开始出去联系拍片。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市场化，都是各电视台自己拍戏。大家也没想着赚钱，就是要创作，要实践。我们拿着6000块钱就可以拉起队伍去新疆拍戏，主演是师兄陈宝国。从骨子里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创作型的导演，学院给了我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功。
《影视圈》：90年你就拿到了电视剧最高奖项飞天奖，你的创作风格从这时候开始有了脉络？
阎：天津电视台的八集电视剧《擎天柱》，让我和高明老师分别拿了飞天奖的最佳导演和主演，也建立了我们一生的友谊。这部戏对我的导演生涯是一个强力支撑点，赢得了专业领域的肯定，从此一部一部拍到今天。现在常常有人把我看成历史剧导演，其实这部剧就是现实主义题材，在《战国》之前，我的作品轨迹从来不是按即定的路线来走。飞天奖是唯一的一个电视剧奖，整个创作氛围是蓬勃的。记得当时我们有个青年艺术评论协会，我是协会的干将，正是风华正茂，挥斥方猷，每个人都很热血，什么都敢干敢想，这种惯性影响我几十年，成为创作的基本根基和审美倾向。当然这也有一定的禁锢，在整个市场商业化的时候有点拔不出来。所以我的作品里有个人审美的印迹，也有个人性格的印迹，比如文学情结，比如硬朗和阳刚，比如注重专业。到今天为止，不管怎么样，我个人走向成熟，知天命了，对整个社会形态也有了新的认识。创作要把民众的需求认真对待，但给他们什么，是导演的责任，贴近观众不代表取悦，我会拿我对生活的理解和认知，用他们喜欢的题材来跟他们交流。
《影视圈》：在大多数人眼里，能在艺术创作的初期拿到电视剧界的最高奖项，应该前程似锦了。但92年以后市场经济大潮汹涌，也促使您做了职业上的改变。
阎：在中戏当老师期间我谈恋爱了，认识了邓涛，她跟我到了北京，92年我们结婚后没有房子，中戏只分了一个宿舍，我跟刘心刚一屋。那时候邓涛想洗澡，我都得骑自行车带她去“华清池”，一个星期洗一次。这时侯奖也拿了，但面临着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个人对家庭和亲人的责任。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丈夫了，得养活人，得让他们过好，如果光是去搞艺术，支撑不起这个责任。这样的想法加上一个偶然因素，导致了人生的又一次转折。
90年代初，商业化氛围渐渐起来了，有人开始走穴了。有朋友请我去广东中山市给“乐百氏”拍一个企业专题片，说这是个赚钱的机会。最初还看不上这种活儿，碍于朋友的关系，对方把火车票都买好了，还是卧铺，我就去了。到了乐百氏集团，见到了集团老总，他跟我同龄，他的五个合作伙伴都是年轻人，从一口大锅熬饮料起家做到年产值六千万。我了解创创业过程后很受震撼，原来人生还有这样一种活法。因此很激动出了很多创意，把专题片当成电影来拍，并让他们亲自出镜来展现创业过程。后来何总说，阎老师希望您能来我们的企划部，专门为我们的产品做宣传，并开出很高的酬劳。我那时工资才几百块，这笔钱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了，诱惑很大。但还是婉拒了，我说影视艺术只能在北京搞，我不可能到广东来。何总特别看重我，后来他决定由他出资，在北京做一个文化公司，由我来做总经理，这就是当年的“今日文化传播”，此后我就做了六年的总经理。
在这六年里，我积累了第一笔个人财富，买了车买了房。无论做导演还是做企业，从我内心来讲，我有个信条，不搞乌七八糟的事。“今日文化”的广告业务涉及全国，比如跟建设部合作搞中国小城镇包装，在中央台开了栏目叫“今日小城镇”，节目的顾问是费孝通，他带着一个研究生团队来为我们做策划。这六年，也的确做了几件大事。
《影视圈》：有没有发现自己做市场也挺有一套的？
阎：我也很意外（笑）。做公司时从来没有亏过钱，当时社会环境也好，大家都很守规矩，做生意讲诚信。我们公司银行帐号上经常趴着几千万。我也是一天到晚西装革履的，虽然自己很别扭，但做总经理要有个职业的样子。如果顺着这个轨迹走下去，我会是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个人财富也会远远超过今天。但有时候想想，我的初衷是改变命运，一旦改变后我必须回归，而且回归也是充满戏剧性。那年在山东东营买了十万亩滩涂地，我想做一个现代化的农业园区，费孝通帮我做得规划。原由是当时小城镇建设司的杨司长去东营挂职，说咱们能不能一起做个大事，把这十万亩滩涂地用起来种芦苇，芦苇是高级纸桨原料，把种子撒进去几乎不用管，长大了割倒在地头就有人来拉，头一年投入第二年就可以回收，预估的产值有几个亿，这事如果做下去，我就是最大的地主了。但就在这时候，中央台的独立制片人，拍过《唐明皇》和《努尔哈赤》的靳雨生找到了我。
触摸得到的梦想
“现在这个时代人的价值观受到了冲击，改革开放三十年，但在文化上的发展不快，甚至是倒退的，任何有责任感的公民不可能不起忧国忧民之心。但我这份心意的表达，要通过我力所能及的手段，这才是一个公民的责任。我不会去谩骂，不会去做愤青，应该拿好作品去影响，要去扬善，这种人多了，世界才会一天一天好起来。这是我最朴素的价值观。”
《影视圈》：一座可望的金山，一个触摸得到的梦想，这样的选择对谁来说都很艰难，但你最后还是回归了？
阎：跟靳雨生一聊我才知道，我拿飞天奖那一年他已经关注到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他来找我时我离开圈子已经六年，他要做一个历史长剧《东周列国志》，分春秋篇和战国篇。我正把全幅心思放在如何做十万亩地的地主上，这个邀约让我特别矛盾，但央视大戏的机会对我又太有诱惑力。我的本意是回去拍戏，但责任告诉我要把事业完成。但这个老头他很执着啊，前后找过我三次，各种动员说服，终于让我下定决心回来拍《战国》。
《影视圈》：其实你的内心早已有答案，只是需要一个回归的机会或理由。
阎：我对财富的理解是，家庭生活处在小康水平以上就好。如果这个责任我已经实现，那另一个目标就是艺术责任，做为导演一定要有说得过去的戏。财富对我构不成真正的诱惑。直到今天，稿酬也不是让我拍戏的动力。
这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人，中央电视台的台长杨伟光。我作为一名年轻导演，虽然拿过奖，但必竟六年没拍过戏，中央台敢用我，并且把钱打到我的公司来让我拍戏，除了靳老师的制片理念与时俱进，也跟央视的用人理念有关。
在《战国》的停机宴上，杨台问我，小阎你下一部想做什么？我特别激动的说想拍《秦始皇》，他扭脸看我一眼说，今天就立项！他就这么果断的一个人。我当时可以直接去他的办公室汇报戏的进度，他问我需要什么，我说要最好的日本产的新型拍摄设备。哪想到就这么一说，一个月后，台里的总工打电话给我，说你要的设备到了。他就是这样说一不二的一个人。《秦始皇》我是全身心投入，剧本做了一年，实拍八个月，演员阵容囊括今天所有的一线实力派演员。当时特效不发达，所有的镜头都是实拍，千军万马硝烟滚滚的，拍摄极苦。但这部戏让我的导演素质，个人能力意志有了一次质的飞跃。
《影视圈》：在金鹰奖颁布奖典礼上，你说要感谢好人让你交了好运，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吗？
阎：曾经有个演员也这样问过我。我觉得从大的方面来说，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份幸运是时代给予的。从插队、当兵到今天，时代的变化给予了我们个人命运的变化，做为得益者，要感恩生存的时代。记得我女儿出国的时，我在家举行了一个小型聚会，请了很多朋友。我对女儿说，爸爸能养得起你，给你出国的学费，也是在场朋友的帮助走到今天，你以后也要常怀感恩之心。虽然这个时代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除了咒骂之外，还要有一个改善的心态。做我们这行的，没有惩恶的能力，但我们可以扬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