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诗人多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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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李白墓》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七律，诗的中间两联，千百年来更为人们所传诵：“可怜荒垅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这首诗除对李白的诗予以极高评价外，还对李白坎坷不幸的遭遇寄予无限的同情，读后令人欷歔不已。白居易指出的“但是诗人多薄命”，在封建社会几乎是一条规律。

其实，在唐代著名的诗人中，杜甫的遭遇更比李白凄惨。虽然李、杜二人在临去世前的两年，都居无定所，四处漂泊，贫病交加，生活困顿，但是李白在被唐玄宗召为待诏翰林时，毕竟风光过两年。高力士脱靴、杨贵妃研墨之类的传说，绝不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杜甫一生不得志，在长安求官时，“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辛酸至极。在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携妻带子四处逃难，历尽艰辛。当过的官也是从八九品的芝麻官。流寓西南成都时，如果不是老朋友、剑南节度使严武在政治上经济上关照他，可能被活活饿死！“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就是他当时生活困境的真实写照。杜甫活了58岁，李白活了62岁。与李白、杜甫相比，白居易当过京官，也外放当过地方官，握有实权，晚年又过着半隐半仕的优裕生活，所以他的寿命较高，活了74岁！

但是像白居易这样“善终”的诗人并不多。俗话说，案有琴书家必贫，我国古代诗人大部分都是在怀才不遇、历尽坎坷、穷困潦倒中度过一生的。李白就曾慨叹过：“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孟郊在《送淡公》一诗中说：“依诗为活计，自古多无肥。”杜荀鹤曾说：“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穷人。”宋代诗人刘克庄则干脆指出诗人中位高权重的达官贵人极少：“直从杜甫编排起，几个吟人作大官。”这可是真应了杜甫那句传诵千古的名句所概括的真理：“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宋朝诗人黄庭坚在《戏呈孔毅父》中，嘲讽自己“管城子无封侯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极其形象、深刻地写出自己的窘态。陆游在《贫甚戏作绝句》中说：“行遍天涯等断蓬，作诗博得一生穷。”从陆游的诗题和诗句中，我们可以想象他在做诗自我调侃时是多么无奈与凄凉，令人心酸！这不仅是陆游的自画像，还概括了历朝历代诗人的尴尬处境和可怜的地位。虽说诗穷而后工，但诗人当初写诗并不是为了“穷”，而是为了“达”。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从小即受到四书五经及诗教的熏陶，五六岁起就学对对子。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观”“群”“怨”，诗是言志抒情的得力工具，所以在写诗上格外下工夫。“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一诗千改始心安”都是诗人苦吟的写照。写出好诗，才能声名远播，受人垂青。读书人的社会理想，就是在效命皇上匡扶社稷的同时，改善自己的处境，即“事君”和“孝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外出仕或归隐两条路。进入仕途的路径，除参加科举考试外，还广泛交游，以自己的诗文提高知名度，或者“干谒”当朝豪门权贵，希望通过引荐，能获得一官半职。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即是典型的干谒诗，不过写得委婉曲折罢了。但是能晋升到最高权力机构中的诗人毕竟极少，大部分都怀才不遇，或落魄江湖，或归隐山林，或在默默无闻中死去。即使当了官，也会因为官正直清廉或敢于直言犯谏，经常遭受排斥打击，抑郁而终。这是封建社会的死穴，也是诗人的宿命，难以摆脱。能及时从勾心斗角的权力纷争中全身保命退出的，像白居易这样的极为罕见。

当然，也有极少数诗人乐天知命，豪迈豁达，敢于直面贫穷，高唱出“死犹未肯输心去，贫贱其能奈我何”“自古贤士多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这样的诗句，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