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与排斥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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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爱情三部曲》中，巴金对女性的塑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投射了作家理想的天使型女性，一类是反映现实的符号化女性。作家对作品中的女性流露出温情态度，和其受母亲、时代潮流、外国革命女性和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有关。而作品赞美女性又排斥女性的矛盾姿态，则是作家强烈的理想信仰和早年接受的自我牺牲、独身主义导致的结果。

关键词：《爱情三部曲》；女性形象；赞美；排斥；独身主义

中图分类号：D44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一、 女性形象两型

在《爱情三部曲》中，巴金描写出了性格各异的一众女性。纵观整部著作，根据女性的精神特质，笔者将其概括为两大类：天使型理想女性和符号化现实女性。

天使型理想女性源自于老舍对李佩珠的评价“简直就是一个天使”。在《电》中，巴金创作了一个完美女性：李佩珠。她是一个女革命家，博闻广识、沉着冷静、充满激情、坚毅勇敢。在她身上，投射了巴金对女性、对革命、对未来的理想，如同他在《新生》中借李静淑之口写的那样：“我底手不再擦脂抹粉了，它如今要握着笔，要在丝车旁边工作；我底嘴也不再说那些讨人欢喜的话，它如今要发出使人战栗震恐的演说，说出使人感动流泪的话。而且有一天我会看见整个旧社会在我底打击下面粉碎。”

和这类理想型女性相反的，是巴金对现实女性所做的粗略概括。他在《爱情三部曲》中，刻画了几类各具代表性的女性，主要可以被分为两类：附有中国传统气息的“淑女”和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开放女性。第一类以张若兰和熊智君为代表。她们善解人意，体谅和抚慰男性，对爱人忠诚，必要时愿意牺牲自我。第二类以玉雯和慧为代表。她们热情、奔放，作风大胆，男性是她们的享乐对象，属于魔女型女性。

巴金对待《爱情三部曲》中的女性，感情上通常是赞美的，比如对待李佩珠，完全是用一种崇拜的口吻在描写她。而对待另两类女性，无论是温婉的淑女还是新时代的魔女，也皆是不否认。巴金这种对待女性的赞美态度构成了他早期作品中最大的特色。作家这种赞美态度来自何处？是什么影响着他早期的女性形象？

二、 女性形象生成论

笔者认为，赞美的态度来源有四。考察巴金的青年时期，和女性的实际接触较少，因此对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形成重要影响的，主要是他的母亲、时代潮流、外国革命女性和中国传统小说里的女性。

母亲影响着巴金对女性的第一认知，他亲切地称母亲为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先生”。母亲教会巴金的是女性的柔情和爱，“忠实地生活，忠实地爱人，帮助人”，进而“把我和这社会连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巴金母亲的形象和《爱情三部曲》中一些传统女性有共通之处。母亲“一张温和的圆圆脸，被刨花水泯得光光的头发，常常带笑的嘴”，正如张若兰“丰腴的脸，嘴角露着微笑”，而张若兰也是“如母亲般温柔地、爱怜地望着”悲伤的周如水。在这些柔情女性身上，闪现着母爱的影子。

新文化运动后，各种外来思潮传入中国，女性解放问题也提上了台面。五四的女性解放，不仅是在思想领域批判封建婚姻，倡导恋爱自由、男女平等，而且将其真正地加入到了社会运动的行列中。在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潮流激荡下，一大批觉醒的知识女性受时代感召，率先冲出闺房，投身社会革命运动。《爱情三部曲》中，一批和男性并肩作战的女革命家正是这类女性的代表。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潮的传入，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性解放也成为一些时代新女性的追求，《雷》中的慧宣扬“恋爱至上”“自由”就表现了当时这种潮流。

青年时期的巴金，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和改造社会的愿望，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国外先进的理念，而其中俄国民粹派女革命者的英勇事迹，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他还只是十一二岁的孩子的时候，就为苏菲亚的故事“流了不少的眼泪”，认为“世界中最可敬爱的人就是她一个”。到了巴黎求学时期，“俄罗斯十女杰”的故事使得巴金在当时寂寞痛苦的环境下找到了力量之泉，其中薇娜・妃格念尔更是巴金最为崇敬的对象。其后巴金与被宣称是自己“精神上的母亲”的爱玛・高德曼的通信，更是为迷茫的巴金点亮了心灯。

这些被巴金称为“象火一样点燃了我底献身的热望，鼓舞了我底崇高的感情”的女性，使他对女性的认识又进一步升华，因此他早期作品中出现了众多的伟大的女革命家。

除却外国女革命家的影响，巴金从小熟读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文学造诣也颇为丰厚。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见民族传统女性观的渗透。《电》中的李佩珠身上有着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侠女”气质。而其它如《雾》中的张若兰、《雨》中的熊智君等，更是与中国古代小说中占据半壁江山的美丽温柔、宽厚贤淑的“淑女”颇为相似。

三、 赞美女性与排斥女性共生

如上分析，巴金在《爱情三部曲》中，殷勤地赞扬女性。但与此矛盾的是，《爱情三部曲》中的男性在面对女性问题时，却表现出排斥的态度。陈真面对秦蕴玉的示好极力躲避，吴仁民失去了玉雯和熊智君后，发出自己“完全自由了，爱情本来是有闲阶级玩的把戏，我没有权利享受它”的感慨。女性给男性带来的，仿佛是痛苦和折磨。笔者认为，这种矛盾的姿态来源于巴金青年时期所接受的庞杂的思想。

无政府主义、俄国民粹派、左拉等对青年巴金的影响很大。受信仰的影响，他并不反对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关于独身、为事业而自我牺牲的主张。巴金曾引述过左拉在《萌芽》中的那段话：“我们不应该相爱，我们相爱，我们就有了罪。”而他自己也是对独身主义身体力行，年轻时代一直和恋爱保持距离，因此被称为“独身党”，直到四十岁才结婚。

巴金说过：我的生活里不曾有过鸣凤，我的幻梦中也没有安定的生活与温暖的家庭。这确实是巴金早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巴金的独身主义，不是出于对女性的厌恶，而是源自于他需要将自己满腔的爱与憎放到事业中去。在青年巴金看来，一个完美的革命者对爱情应该像一株枯树那样没有感觉。他说，我宁愿一个人孤独地去经历人世的风波。陈真常说的“我把我的爱，我的恨，都放在我的工作上，将来有一天我会看见我的成绩，我的爱和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正表明了隐藏在抗拒女性背后的自我牺牲精神。

而巴金赞美女性，向往完美女性，也正是出于内心对理想未来的憧憬，所以把白日梦投射到了女性身上。根据上节的讨论，巴金感受到女性不再局限于闺房，而是可以和男性一样投身于革命事业。于是他把自己对革命者的期盼和憧憬、对未来美好的白日梦放在了女性那。巴金这种看似与抗拒女性相互矛盾的对女性的赞扬，其实正反映出他焦灼、热烈的内心里对一个如无政府主义者所描述的美好社会的渴望。他希望可以有像苏菲亚、妃格念尔、高德曼这样的杰出女性出现，来引领革命走向成功。这和其作品中男性革命者排斥个人生活，欲通过自我牺牲来实现革命理想构成了互补关系，二者对立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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