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弱势群体”的新闻“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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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弱视”的种种表现

这几年，汉语中出现了不少新名词，概括得非常好，“弱势群体”就是一个。谁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当然是农民。而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由于与城市的近距离接触，他们的弱势又被成倍放大。

何谓“弱势”？顾名思义是指没钱没权没势，但在其背后还存在着更可怕的一种东西――因为没权没势没钱而带来的新闻“弱视”。

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的集体媚俗、偏见等恶习，使得某些传媒在对农民工的相关报道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一种歧视农民、轻视农村的不良观念，对他们的报道要么歧视和冷漠，要么煽情、猎奇，有意无意地造成了农民工在新闻报道中的弱势地位。

这种新闻“弱视”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一） 农民工在大众媒体上信息空间的狭窄。这里的信息空间有两个方面的涵义，第一个是指专门为农民工设立的媒体空间或时段，比如电视台中的某个栏目，或者某种杂志。另一个涵义是指农民工在阅读报纸或者收看电视的时候，能获得的满足自身信息需求的内容，比如招工信息、农民工维权的相关信息等等。从这两个方面考虑，大众媒体都没有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足够空间。从前者来看，以报纸为例，虽然在近20年的新闻改革过程中，报纸数量从1978年的186种增加到了现在的2000余种，但是其中以面向城市居民的晚报、都市报为主流，办给农民工看的、为农民工立言的几乎没有。从后者来看，媒体为了迎合主流受众的需要，多数以市民的需要为标准，而农民工需要的就业信息、生活信息、知识信息以及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政策方面的信息少而又少。

（二）媒体报道存在着比例失当：负面报道多、正面报道少。比如不时见诸报端的农民工为了索要工资以跳楼或者自残为威胁的新闻；农民工打架、偷窃的新闻。而这个群体本身所固有的吃苦耐劳，在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为城市发展所做的贡献，这类正面的东西出现的并不多。这对公众可能会有某种暗示：农民工给城市制造了诸多不和谐，而对城市的贡献却很少。可现实却是，城市只需要农民工廉价的劳动力，而不需要农民工参与城市的正常生活。

（三）新闻“弱视”还表现在用语等无形中的歧视上。在现实生活中，对那些强势群体，人们在称谓上总是敬重有加，什么“老板”、“老总”、“大师”、“大腕”等等，而对那些处于弱势的农民工群体，则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轻视的态度，如“小摊贩”、“盲流”、 “打工妹”、“打工仔”等等。如果说日常口语这样称呼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媒体在公开报道上这样称谓，就显得有失导向上的公正，完全是新闻“弱视”的具体表现了。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

（一）一个尴尬的群体。北京大学的孙立平教授认为，农民工是一群 “无法定位的边缘人”。他说，“外国人也许永远搞不清楚，‘农民工’这样一个相互矛盾的名词究竟指的是什么，事实上这个名词是一种社会身份和职业的结合――其中‘农民’表明的是他们的身份，‘工’则表明他们的职业。”农民工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职业、语言等方面既有别于城市居民，又有别于完全意义上的农民，所以媒体在处理对农民工的报道时，容易忽略这个介于市民和农民之间的特殊群体。

(二）传媒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代传媒普遍以城市人口为主要目标受众，这是传媒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媒体在这一过程中已经树立了受众为主导的新闻观念，但这里的受众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城市市民，媒体也集体倾向于反映都市的市民生活，对于农民、农民工这些群体的关注仍然停留在尴尬的边缘地位。

（三）新闻记者现阶段所处的“中势”社会地位，常常会使相当一部分记者在面对主流社会成功人士时，不由自主地处于仰视的状态，而面对作为弱势人群的农民工时，又会流露出居高临下式的怜悯，缺乏平等的视角。

改善的方法与对策

在各家媒体激烈竞争的今天，倘若新闻人的眼光忽略了社会上这些沉默或“挣扎”的一群，那就有失公正。因为弱势群体最容易受到伤害，特别是容易受到权力的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应该是新闻媒体不可忘却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首先，要为农民工留出更多的版面和频道、时间。为农民工做好有关政策的宣传和解读、为农民工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信息。如各地对农民工的需求状况、农民以怎样的形式进城、政府对农民进城的态度等，使农民有个详细的了解。

其次，对农民工的报道角度不能太单一，应该有一个全面综合的观察角度。关注农民工的焦点不能总是集中在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等几个有限的领域，应该全方位关注农民工的整个生存状态，如婚恋问题、乱收费问题、劳动条件恶劣问题、劳动安全问题、法律纠纷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而这些方面的问题几乎成了媒体报道的“盲点”。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媒体要给农民工留出空间，让农民工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第三，讲求人格平等，尊重被采访者。农民进城打工成为民工，作为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却并不真正属于城市，对城市文明，他们有一种天然的疏离感甚至恐惧感。在这种情况下，记者更要以“平静”的心态、“平视” 的角度来对待农民工，只有站在与他们相互平等、相互理解与尊重的视角上，才能获得真切和坦诚，才能赢得心心相印。

采访的人格平等，关键是记者要充分尊重他们，关注他们的情感、兴趣、爱好、价值观念，理解他们的苦衷，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只有这样才能使对方信任记者，把记者当成可以无所不谈的真心朋友，把他的内心世界一展无余地“掏”给记者。比如《南方都市报》的“千里背尸还乡”系列报道中，如果不是从关注弱势群体，不是站在真正的关心农民工、理解农民工、尊重农民工立场上进行报道，就只会让报道仅仅停留在背尸举动的轰动性、异常性和不合法性上，或当事人的纠结等肤浅层面上，永远都不可能上升到诸如中国农民的品行、生存状态及对工业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冲突的反思等人文观照的层面上。7天的追踪采访和深入报道，报道在法律之外赋予他的不仅是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心，更是在理解了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和民俗之后产生的尊重，这种尊重包括对农民人格的尊重及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尊重。这种尊重和平等意识由始至终都渗透在整个报道过程中，标题避免煽情，不附带任何褒贬和道德或法律审判，在结束了多日的跟踪报道后，李邵为和记者分别时，揽住记者的肩膀说：“来世我们还要认识。”记者在尊重农民的同时也获得了农民的尊重。

多年实践证明：关注农民工时，传媒应该尊重他们的个性、尊严和情感，中国的农民工处于中国社会的底层，也是最需要被关注、理解和尊重的群体。传媒应该真正地把对农民工和市民的尊重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样才能最广泛地代表公众利益，才能真正彰显人文关怀精神。

(作者单位:农村大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