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发倦鸟:何处是归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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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13年4月8日。向春平下了火车，一走出沈阳北站就傻了眼：头一天他从湖南老家出发时，山村内外已是花红柳绿、莺飞草长，没想到20个小时后来到东北，竟会是这样一幅天寒地冻、雪花纷飞的景象。
为了省点儿菜钱，又能吃得顺口些，自忖打工经验丰富的向春平这次出门前往随身的帆布袋子里塞了好几瓶辣子，带了几套换洗衣服，就是没想到带棉衣。一路瑟缩着，向春平跟着带头的老乡到达工地时，感觉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你有60岁了吧？那不行——我们这的活儿岁数大的干不动，要是出点啥事，我们也担待不起！”老乡赶忙赔了笑脸迎上去，指着向春平对包工头解释：“他才50多，就是长得老！”包工头转身走了，已经63岁的向春平手心里捏着身份证，紧张得出了一身冷汗。
确实年岁不饶人啊，第二天晚上，白天和向春平搭档搬砖的老乡也忍不住发出抱怨：“唉，真不应该带你过来，你说你也干不动了，这么大岁数还非得出来做啥？”
那一晚，在外面寒风呼啸、里面冷嗖嗖的工棚大铺炕上，向春平又做了同样的一个梦，梦里他回到了30年前——1983年，向春平成为小山村里第一个外出打工的人。那个鸟鸣啁啾、山花烂漫的早晨，33岁的壮小伙穿着洗得发白的黑背心，沿着迤逦的山路一路南行……
据国家统计局的《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6亿人，其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4.3%，首次突破3600万。像向春平这样30年前走在打工路上、30年后仍然行走在这条路上的“打工一代”，并不在少数。也就是说，那种靠打工赚到钱得以安享美好晚年的例子不是没有，但并不是这一群体中大多数人的常态归宿。
正因如此，在春节后万头攒动的农民工返工大潮中，时不时掠过的向春平们那一缕缕随风翻飞的白发，一张张满是皱纹的脸孔，一双双粗糙无力的手，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50岁以上的“高龄”与“超龄”农民工现象，这3600万人打工生活背后的辛酸，以及他们养家、养病、养老的困局，已拨动了全社会的神经，进入人们深层思考的视线。
还得“衔泥筑巢”的倦鸟
“不打工，哪来的钱供儿子读大学？”面对工友们夹杂着同情的质疑，向春平无奈地如是说。
向春平早年丧父，家庭生活贫困，1980年，已经30岁的他连50元的提亲费都拿不出来。一跺脚，1983年，他仅凭着从广播里听到的一则新闻就走上了外出打工的路，这一走，就打了足足30年工。他37岁才回到老家结婚，婚后育有一对儿女，但每年还是会外出打工。如今，体弱多病的老伴已过世，23岁的女儿已成家，20岁的儿子在湖南株洲读大学。
2010年，向春平就已步入60岁老人的行列，然而30年的打工积蓄仍不足以供儿子读完大学，于是他“咬咬牙，继续外出打工”。
2013年以前，向春平一直在广东湛江、茂名一带的建筑工地。不过，为了每天多赚30元，2013年4月，他从温暖的南方跑到了东北辽宁，尽管“辽宁4月还飞雪，风吹刺骨，刷牙都冻口”。就这样，他用130元一天的苦力钱，为儿子赚取学费和生活费，还口挪肚攒了6800元为儿子买了电脑。
每当提起儿子，向春平全是褶皱的面颊就会挂满笑容。他说现在搅拌混凝土的工作还能“撑得住”，等2016年儿子大学本科毕业，自己就不再外出打工
了。不过他可能忘记了一点，到那时，他已66岁了。
……
59岁的谢国万蹲坐在家门口，嘴里念叨着“我老了，没用了”，但心里却在盘算着再次南下广州的建筑工地。
谢国万64岁的老伴去年得了一场大病还动了手术，如果在家陪老伴不去打工，就断了生活来源。为此，他很纠结。
谢国万是重庆开县团凤村人，36岁开始外出打工。这些年，几乎每年春节他都在纠结“走还是留”，但在吃完元宵节的汤圆后，他最终都扛起行李，坐上了南下广州的客车。
打工所得占谢国万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在攀升，2012年已高达90%，若停止打工的脚步，每年就只剩下960元养老金、1000元低保，外加500元的土地收益，这些钱根本难以维持夫妻俩的生活。为此，年近六旬的他，还是想咬牙再赚几年100元一天的苦力工资。
然而，“卖苦力”终会有枯竭的一天，谢国万也不知道自己的身子骨还能坚持多久。4年前还行动敏捷、看不出是55岁的他，如今虽未及60岁，但走路已略显蹒跚，头发落了大半。23年的打工生涯似乎压垮了他的身体，只有在与人握手时，他的手掌才传递出“还有干活的力气”。
“体力活现在还撑得住。”谢国万抡了抡臂膀说，“你看，我的体格还过得去。”不过，他还是承认自己“已经老了”，并注意挑些轻活干。2011年他就想返回开县务工，但连续两年走访了开县数家建筑工地后，还是发现自己不适合返乡打工。原因只有一个：开县工程队配备的机器设备不全，很多活儿需要拼真力气。
团凤村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有300多人，其中55-60岁的就有50多人。岁月徒增，不变的是，这些逐年变老的人像候鸟一样，每年还是会外出打工。
也有年轻人问，老板对你们的年纪不介意吗？
57岁的陈四九提起这个问题直皱眉头：“唉，我就在烦恼这个事儿，工头老是说我年龄大了，跟我说到了60岁就不让我做了。”
“老板当然介意你的年纪，”谢国万说，“不过，老板选人也看人品，那些干活认真、肯吃苦的人，即使年纪大点儿，老板也喜欢。老板最怕招进那些干几天就跑路的年轻人。”
不幸的是，还是有“超龄”农民工倒在了异乡。2012年，团凤村62岁的陈昌全在新疆突发脑溢血，医疗费“花光了打工的所有积蓄”。如今虽已基本康复，但他26年的外出打工生涯也宣告结束，家中重返多年前一贫如洗的状态。
谁为冒死返乡的病人买单
56岁的老谢在午休的间歇，辛酸地给工友们总结了几句打工族看病秘籍：“不怕挣钱少，就怕身体不好——头疼发烧自己抓药，胃炎肠炎诊所省钱，工伤大病直拨120。”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分析显示，目前在我国两亿多农民工中，有医疗保险的还不到一成，农民工群体健康医疗保障出现了巨大的“真空”。
日前河南省商丘市一家医院收治了一名工伤患者老徐。他本在海南一家私人工厂打工，在操作机床时，其右手拇指、食指、中指被轧成粉碎性骨折。老板把他送到当地医院进行简单的处理花了2000多元后，当听说还要拿8000元住院费和手术费，老板借故离开了，再无音讯。无奈，老徐只得回河南老家治疗。虽然后期治疗只花了3000多元，但他几个手指头的功能再也没能恢复。
61岁的欧元凤来自河北农村，在北京海淀区做家政陪护工。由于有护理患者的经验，当她发现自己有突发性失明、半边脸麻木，还有头晕、站立不稳的症状时，意识到自己可能患了中风。想到卧床后的巨额花费，为了节省开支、不给子女添麻烦，欧元凤连夜坐火车赶回河北。可惜等她赶到家时，已经出现休克症状，浑身发凉，意识模糊。虽然家人将她紧急送医，仍未能将其从死亡线上拉回。
据河南省商丘市人民医院介绍，2013年他们先后收治了29个返乡看病的农民工，其中一半以上是老年人。
这些老年打工者为什么非要冒着生命危险返乡看病？说到底，就一个字：“钱”。由于他们前往打工的往往是一线城市，医疗费用要比家乡高出不少，在难以承受的“天价医疗费”面前，这一弱势群体中的最弱一层不得不选择返乡看病这样冒险的方式。
在福建泉州的制鞋、树脂、石材、矿山等行业中，职业病危害作业点超过一万个，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工人达到七万多人。据泉州市总工会调查，当地有些企业劳动安全措施长期处于空白状态，有的企业甚至连最基本的防护措施——口罩都不发放。实际上，不少农民工是以透支自己的健康为代价来赚取有限的工资报
酬，有些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从表面上看，农民工返乡看病与医院收费的高低有关系，实际上，这种现象背后反映的却是一个社会问题：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致使在遇到工伤或自身突发重大疾病时，也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返乡看病。于是，在这个被医疗保障“遗忘的角落”，就有更多老徐和欧老太们的悲剧在重复上演着……
一个群体的养老困局
大多数50岁以上的农民工，是因“经济压力大”才选择外出打工的，他们或没职工养老保险，或无儿女，或子女的日子也过得紧巴。像前文所述的团凤村，谢国万膝下无儿女，“趁着还能干得动，就多攒点儿积蓄养老”；李家定说儿子只是保安，女儿闹离婚，“根本指望不上他们”；而50岁的李先福在惆怅，女儿17岁、儿子才11岁，“日后需要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64岁的陈龙源说，儿女们现在日子都过得紧巴，“我能多干一点儿是一点儿”……
自201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已连续3年了我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2011年），其中一项数据引人注目：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已由2009年的4.2%飙升到2011年的14.3%，暴涨了近3倍。然而，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总人数仅为4140万人，所占比例只有16%。
今年67岁的轩元城是河南省太康县独塘乡轩庄村村民，算是第一代农民工，在外一干近20年。5年前，再也干不动的轩元城回到老家，但生活变成更艰难了。
“手头没钱，地也种不动，老伴还得看病买药。”轩元城头些年打工挣的钱都花在了孩子们身上，没有任何积蓄。在外打工时，老两口生活基本能自足。回村后，老轩没有了收入来源，开销却越来越大。“政府每月给俺发80元养老金，但明显不够，养老还得靠儿子。”轩元城和老伴两个人每月一共160元养老金，在农村也只够买油盐交电费，他跟老伴现在带着孙子和孙女生活，生活费则全由在北京打工的儿子负担，每月能收到1000块左右的汇款，但这对于两老加两小的四口之家来说，仍是捉襟见肘。
第一代农民工回乡后，年龄渐长，劳动能力慢慢消退，老年生活基本靠子女。“养儿防老”的观念和“以儿养老”的现象仍占主导。没有子女或者儿女指望不上的，就只有望天悲叹了。
农民工最期待的当然还是享受社会养老保险。但农民工进城务工，要办个养老保险挺难的。
很多年轻时就出去打工的农民工，自身没有养老意识，而用人单位为节约用工成本，不为他们投保。“厂里没给买养老保险，俺也没往那方面想过。”自17岁就去温州打工的轩慎杰说，他在箱包厂做了多年，老板一直没给买养老保险。
“买养老保险，每月都得交钱，不如工资高点儿实在。”在郑州一家工地打工的赵安平说。54岁的他家里两个孩子都在上学，他的工资根本不够用。老赵所在的建筑公司让农民工自愿选择是否参保，他没参保。尽管也想在老了以后能有份生活保障，但现实的经济压力迫使他只能选择多拿点儿钱回家。
而在全国第一劳务大县——重庆开县团凤村抽样调查的72人中，有19名50岁以上的农民工，只有用工单位曾给其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2013年7月后每月可领700多元的养老金，其余18人选择了新农保缴费标准中的最低档即每年缴纳100元，每月只能领取养老金80元。
缺钱少地没保障，“打工一代”回乡养老正面临困难，而与土地变得陌生的第二代中年农民工所面临的养老困境也在步步逼近。“我最大的心愿是等我老了，能跟城里人一样，就近领到养老金。”不少打工者最朴实的想法，就是等自己老了不给儿女添负担。
对此，不少专业人士深表忧虑——农民工“退休”后的养老困局，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前，因欠薪、工作环境差等问题突出，其养老困局并未得到普遍重视，而随着农民工年龄的递增，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日益凸显，中国30年来农民工福利拖欠所累积的问题，必将在未来5年内集中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