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主导中国经济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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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现了持续超高速经济增长，年均增长率接近10%。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拐点，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外贸红利、环境红利等均已走到尽头。十报告提出的“新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给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和新思路。
我们认为，通过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新四化将作为2013年，乃至未来5-10年内推动中国经济战略转型，成为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抓手。
在这之中，城镇化将作为未来发展经济的抓手之抓手，主导中国经济战略转型。
四化一体，城镇化是
新四化的龙头
在四位一体的新四化中，城镇化处于核心位置，是新四化的龙头。
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互为保障。改革开放30多年、建国60多年、甚至上溯到自洋务运动以来，我国走的都是工业化路线。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而无论从同一收入的常态城市化水平、工业化水平还是非农业化水平来看，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仍然滞后，有待进一步推进。工业化为城镇化提供经济支撑，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实现“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城镇化建设。同时，城镇作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缓冲地带，城镇化为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提供空间支持和劳动力支持，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
城镇化与信息化相互配合，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信息化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提高经济效率的必经之路，也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离开了城镇化，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将受到极大制约，新型工业化也就无从谈起。
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为依托、息息相关。一方面，农业现代化为推动城镇化提供剩余劳动力。离开了农业现代化，当前低效率的农业生产方式难以提供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农民转化为市民的基础。另一方面，城镇化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保障。而城镇化建设可以吸纳过剩农业劳动力，保证农业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多题一解，城镇化主导中国经济战略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处在战略转型关键时期，面临着居民消费不足、产能过剩、收入差距过大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而加快城镇化建设可以有效应对这些难题，帮助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首先，推进城镇化建设有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城镇化建设不仅可以增加居民消费，改善居民投资结构，同时可以增加投资机会，消化过剩产能和过剩社会资本。如果按每年城镇化率增加1.2个百分点测算，未来十年城镇新增人口将接近5亿。新增城镇人口将大大增加居民消费，实现消费替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城镇化将带来巨大的公共服务需求，包括交通、建筑和医疗服务的智能化等诸多领域会涌现出大量的投资机会。按照日本的经验来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城镇化率到达70%之前仍可以缓慢上升，但投资结构会从“铁公机”转向城市轨道、废弃物处理、生态建设、管道铺设以及保障房等市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层面。
其次，推进城镇化建设有助于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13：1。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民会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工作。新市民的增加会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缩小当前巨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椭圆形的收入结构。稳定而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有助于社会稳定，更可以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防止中国经济出现“拉美病”。另一方面，城镇化建设与当前构建起的高铁网相互促进，促进一批新兴城市群的崛起。新兴城市群将成为吸纳大量农村转移人口的主力军，为城镇化的推进提供有力保障。
言简意深，城镇化不是
单纯提高城镇化率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3%，首次出现城市人口大于农村人口的情况。
但是，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化率的测算方式是城镇人口除以总人口，此处城镇人口是指常住人口，即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同时，还有学者认为用城市非就业人口加上全国非农就业人口之后，再除以总人口，才是中国当前真实的城镇化率，而按照这一计算方法测得的城镇化率高达60%。当考虑到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时，按户籍制度计算的城镇化率（城镇户口人数除以总人口）却只有35%左右。
我们认为，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其核心在于进城农民市民化，享受市民待遇，而不是单纯的让农民离开平房、住上楼房，离开土地、走进工厂，成为所谓的“城镇常住人口”，从而实现城镇化率的增加。
从城镇化主体来说，我国城镇化主要涉及两类人群，一类是当前存在于各大城市的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俗称农民工，另一类则是未来即将由农村走向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截至2011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超过2.5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6亿人，产业工人大军中70%以上都是农民工。这些人在城市工作，却没有充分享受工人阶级和市民待遇，是城乡之间的“夹心层”。中国的农民是一种身份，而不是一种职业。当中国的农民成为一种职业的时候，现代化就实现了。农民工是生活在城市里的最庞大的弱势群体。为何叫做民工？是因为他们的职业是工人，身份是农民。他们面临着“住房贵、看病难、孩子教育跟不上”等诸多现实问题。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所谓的城镇人口总数在这个意义上要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而对于另一部份未来即将进入城市的农民来说，在没有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的情况下“被城镇化”，他们就会面临既不能安居又无法乐业的困境，最终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因此，城镇化并不是单纯提高城镇化率，而是要实现没有水分的城镇化，让未来的新市民“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城镇化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统一化，要让进城务工农民真正成为市民，能够安居乐业，活得有尊严、有保障。
知易行难，多项制度改革
需尽快破题
虽然城镇化作为政府发展经济的抓手之抓手，在新四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城镇化的推进不能仅靠财政投入和政策引导。要实现没有水分的城镇化，让进城农民真正成为市民，享受市民待遇，关键在于推进包括户籍制度、财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多项与之相关的制度改革。
首当其冲的是当前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城乡二元化社会保障制度。自1958年起，我国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建立存在城乡差异的社会保障制度。现存的社保制度无法给进城务工农民提供必须的社会保障，农民工享受不到市民待遇。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卖地维持财政支出的财政制度必须改变。当前，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已经习惯于先廉价征用土地，然后拍卖土地使用权获取高额出让金的方式，来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如果这种土地财政不得到彻底改革，城镇化将成为政府随意征用农村土地的绝佳借口，最终沦为新一轮的“圈地运动”。
此外，城镇化意味着大量农村人口将进入城市工作，并且安家落户成为市民。这就要求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和住房来保证新增城镇人口能够安居乐业。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始终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力军。然而，我国中小企业平均存在时间只有3.7年，各种税费使得中小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因此，为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政府必须要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减少中小企业的各项税费，鼓励个人创业和中小企业发展。与住房对应的则是保障房分配制度改革。要通过保障房建设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首先要保证保障房保障的是真正有需要的中低收入群体，保障房分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总而言之，新四化是未来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要抓手，城镇化则是抓手之抓手，主导中国经济战略转型。未来5-10年内，中国经济可以通过推进城镇化建设带动诸多领域的发展和转变，从而实现新一轮的持续增长。然而，由于许多改革尚未破冰，许多共识也未达成，中国的城镇化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