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举达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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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特别的“赏金猎人”活跃在宝岛各地。

只要一台摄像机，他们就能让乱扔垃圾的人避之不及、哀求“高抬贵手”。在岛内，检举他人破坏环境、偷逃漏税等不法行为都能依法获得奖金，通常是遭检举人罚金的5%到60%不等。由于赏金丰厚，月入破10万（新台币，下同）的人比比皆是，更有不少人因此发了财，被称为“检举达人”。“你越不守法。我越有钱赚”

家住新竹市的杜先生当“检举达人”两年了。每天上午9点，他会带着赖以为生的DV（数码摄像机）准时出门“上班”。他的工作是跟拍那些向车外扔烟蒂、吐槟榔渣的车主，再以此向环保部门检举来获得奖金。他的妻子是越南人，经常在外籍劳工圈子走动，只要发现非法外籍劳工就会叫丈夫检举。台湾目前有上万名非法外籍劳工，每检举一人就能获得“劳动委员会”发给的5000元奖金。

杜先生曾是业务员，两年前偶然尝试跟拍，小赚一笔后辞工成为“检举达人”。2011年9月，新竹市检举奖金提高到罚金的6成，他便花4万多元买了高画质DV，每天“朝九晚五”，平均可拍到1 5件违法事例，累计下来月入不下10万元。

岛内的检举奖金制度由来已久。早在时期，检举“共谍”便能获得奖金。针对保护环境的检举奖金制度，则是近年来的产物。

台北市交通发达，由于管线铺设问题，马路经常被各类维修工程挖得体无完肤，引发民怨。2009年，市府推出针对违法道路施工的检举奖金制度，检举认定后每案裁罚3至15万元不等，检举人可领取罚金50%的奖金。

制度实施后，台北市内违法道路施工日渐减少，引发各县市纷纷效仿，检举范围也从施工扩大到诸如环保、交通安全等方面。这些制度不仅降低了各县市的管理成本，还额外催生了靠检举奖金维生的职业检举人。

家住新北市的周先生也是“达人”之一，无奈当地同行太多，竞争之下他月入仅有6万元，只得另辟蹊径，自行研发偷拍设备。

他在安全帽上钻洞，将针孔摄像机置入其中，再在电源线上安装手控按钮，就可以边骑摩托边跟拍，对方难以察觉，这也让他安心许多。“有一次偷拍时被摩托车车主识破，我吓得猛加油门离开，对方还追过来大骂脏话，差点被打。”

除了“偷拍神器”，周先生还有跟拍要诀：“看到车主叼根烟快抽完了，或者刚朝嘴巴丢槟榔嚼，就要跟过去，也许下一秒他就会丢烟蒂或吐槟榔渣。”

他说，身为“检举达人”，平常一定要做好功课，比如他骑摩托时都会留意哪些路段摩托车较多，等红灯时间较长，哪个角度偷拍效果最佳等，要观察一阵子再“工作”。

为了拓宽收入，周先生还开设“偷拍补习班”，一天速成班学费7000元。“要教的很多，比如违规车主要整个人入镜，车牌也必须可以辨识；车主丢烟蒂等要连续画面才算完整；送交警察局时，得附一段动态影片及一张截图。”

他说，拜近期岛内高失业率所赐，至今已有50多人“学成出师”，正在街头争夺奖金。

“达人”太多。当局很头痛

因“达人”越来越多，无处不在的偷拍让民众不堪其扰，“达人”为了检举时而引发官司。

2012年10月，新北市的陈先生被指控因为偷拍机车骑士点烟被发现后不甘心，硬挡在机车前方，结果被对方控告妨害自由。

当地人透露，两人冲突地点在一家便利商店附近，这名“达人”每天都会到此拍照，先寻找吸烟民众，再以针孔摄像机跟拍搜证。由于陈先生的行为时常引发争执，附近店家不堪其扰，特地贴海报提醒客人“有人检举搜证”。

此外，“达人”多了，要支付的奖金也日益增长，让各地管理机构颇为头疼。

合媒报道，花莲县有一名“达人”专门检举尾气排放过量的“乌贼车”，2012年1月至10月，他一共检举了3573件事例，奖金累计达107.19万元。由于花莲县目前对“乌贼车”仅劝导不罚款，奖金要从预算中支付，而花莲县环保局同年编列的检举奖金预算才97万元，根本不够付奖金。最终，县环保局只好申请追加预算105万元，才把众多“达人”的奖金付清。

不仅花莲县付不起奖金，岛内诸多县市也面临类似问题。台北市议员刘耀仁据此质疑，认为检举奖金制度与原本鼓励保护环境的初衷已背道而驰。

刘议员说，检举奖金制度名目繁多，涵盖面广，但近期以来检举案件都集中在“好检举、奖金高”的项目。如乱丢烟头一次处以6000元罚金、罚金5%归检举人，有民众两年检举7000多次，扣除税款后150万奖金落袋，却不见控烟情况有实质性好转。

“检举制度上路以来，近几年奖金总额均超过500万，个人单一年度最高检举奖金单次甚至上百万。”刘耀仁指出，目前检举奖金多集中在特定人士上，把市府和民众“当提款机”，对维护环境清洁并无太大协助，市府有检讨政策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