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外销瓷在陶瓷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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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准确、公正地评价清代外销瓷，首先必须能读懂它。我认为，清代外销瓷是17世纪中叶以来200年问世界陶瓷艺术的巅峰——它们曾经征服了世界。
《它们曾经征服了世界》是配合2012年2月至5月在首都博物馆的“中国清代外销瓷展”出的一本书的名字。《清代外销瓷是17世纪中叶以来200年间世界陶瓷艺术的巅峰》是我为本书写的一篇代前言的名字。展览的名字比较中性、温和，之所以温和，主要是考虑到国内外目前对清代外销瓷认知的普遍程度。“它们曾经征服了世界”这一命题是受著名作家张贤亮先生在《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一文中一段话的启发——
“中国”的英文名日“瓷器”，从现在西方收藏的藏品和打捞沉船出水的瓷器看，很多瓷器并非单纯是当作手工业产品出口的。西方人注重的并不完全是它们的使用功能……其实，西方人多半注重的是它们的观赏价值，它们的审美性。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在那时的西方是奢侈品，是为了满足西方富人的精神享受才大量进口的。所以，说到底，瓷器也好，丝绸也好，它们实际上是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征服世界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竟然是用一种文化产品来命名的，可见得文化产品对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有多么重要。
张贤亮先生虽然不是中国古陶瓷的专家，但他的见解是精辟的，远远超出我们不少专业人士的水平。这里的“征服”显然不是指武力的、枪炮的征服。其实讲中国瓷器曾经征服了世界，并不是张先生的发明，本是中外相关专家的老生常谈——或者叫共识。熊寥、荷兰包乐史、日本对中如云都曾提出过这个概念，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张先生的那句话最准确。
理由是，瓷器作为一种文化，内涵包括两个层面；物质的和精神的。在“文化接受中，最容易见效的当然是物质文化。西方人在中国的工艺美术、实用美术中，不仅享受了它们的实用价值，而且赏识了它们的审美价值，随着文化交流的扩大，西方人在对中国物质文化赞叹不已的时候，逐渐又惊喜的发现，中国的精神文化更灿烂辉煌、博大精深。”（《西方人眼中的东方陶瓷艺术》第4页）从物质层面探讨清代外销瓷的地位
瓷器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陶与瓷是两种不同的物质。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地区的先民的专门发明，它为人类所共有。只要具备了足够的条件，任何一个农业部落、人群都有可能制作出陶器。而瓷器则不同，它是我国独特的创造发明，尔后通过海路和陆路大量输出到海外，才使制瓷技术在世界范围得到遍及。直到1708年，欧洲才刚刚烧成硬质瓷——当时中国瓷器已有1500年以上烧造的悠久历史，是世界上生产规模最大、最成熟、最优秀的瓷器。
清代外销瓷是中国古陶瓷装饰艺术与工艺技术高度成熟、集大成时代的产物，是在中国古陶瓷经历了自汉唐以来南青北白，宋代汝、钧、官、哥、定等为代表的单色釉，唐代长沙窑、宋代磁州窑以至元代青花瓷为代表的釉下彩，金、元时期红绿彩为代表的釉上彩，明代青花五彩、斗彩等釉上彩与釉下彩相结合等陶瓷装饰艺术形式逐步发展，不断丰富，陶瓷工艺技术不断改进提高，取得巨大成就后，陶瓷工艺技术和陶瓷装饰艺术都已达到成熟自如的清代产生的。
十八、十九世纪刚刚烧出硬质瓷的欧洲与作为中国古代瓷器装饰艺术和工艺技术高度成熟集大成时代产物的清代外销瓷相比，期间的差距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显然中国外销瓷所代表的中国陶瓷文化在物质文化层面上与欧洲陶瓷相比是一种大大的高势能的文化——高势能的文化自然会向低势能的文化传播——甚至可以说“从16世纪起，欧洲陶瓷史实际上是欧洲在装饰和材料方面努力模仿中国瓷器的历史”。在欧洲中国瓷器由圣物到宝物受到欧洲皇室、贵族、富商巨贾、艺术家、广大民众的珍爱和追捧。因此，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清代外销瓷在物质文化方面曾经征服了欧洲。
欧洲人从物质到精神层面折服于清代外销瓷
不少中国古陶瓷研究者对清代外销瓷的认识（肯定）至多止于上述物质文化层面上的肯定，不少人甚至连在物质层面上对清代外销瓷的杰出地位都没有充分认识到，更谈不上对中国清代外销瓷精神层面的认识了——张贤亮先生论断的英明，就在于他正确地指出了，中国外销瓷是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征服了世界——不但看到了清代外销瓷的精神文化层面，而且看出了清代外销瓷所负载的、所代表的中国精神文化的伟大历史意义。
许多人所以没有看重中国清代外销瓷，看不到中国清代外销瓷的杰出历史意义，就是因为仅仅把中国清代外销瓷当作单纯是出口的手工业产品，以为不过是供外国人日用的餐饮具，顶多算是一种工艺品而已。他们不懂得中国清代外销瓷最重要的是它们还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他们没有看懂中国清代外销瓷上负载的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当然就不能理解为何说它们曾经征服过世界。其实中国清代外销瓷不但在物质文化方面，而且在精神文化方面更令世界为之折服。要理解中国文化对西方世界的深刻影响，必须有点世界史的知识。
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就是：欧洲中世纪的一千年是把追求现世的幸福生活当做万恶不赦的一千年，而在近两千年时间的中国（汉、唐、宋、元、明、清）却是把追求现世的幸福生活当做天经地义的两千年。这之间在物质、文化诸方面所造成的差距可谓十万八千里。
当14世纪在意大利发出文艺复兴的第一束光芒始，到16世纪文艺复兴扩展到了德、英、法等地，在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才刚刚从中世纪的文化遏制中转变过来。此时恰逢世界的大航海时代（15—17世纪），东方新航路的发现，大航海时现了中国。
所谓西方对中国的发现，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看见了原来未曾看见过的事物”，而是一种具有“新的品质”的发现。在“发现中国”以前，中国是一个神秘的所在，人们知道它所出产的丝绸、瓷器等等，此外则是一片模糊。现在，不仅发现了这个遥远的国土，原来这么古老、这么富足、这么文明、这么拥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东西，而且过着一种“另一样的生活”。这后一种发现，更加是本质意义上的发现——原来人类还可以这样来生活，人类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并没有接受上帝的主宰，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现世的幸福生活，他们可以追求美女，他们可以追求夫义妇顺、连生贵子，可以追求丰衣足食，可以追求风花雪月。这些都使刚刚从中世纪黑暗中觉醒的西方人如久早逢甘霖，如黑暗中遇见明灯，黎明时遇到太阳。这才是真正的发现。在深层和本质的意义上，西方对中国的发现，正是这种“另一种模式的文化范畴”的发现。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发现，西方才在文化上有了一个全新的、极度成熟的、活生生的参照系，并从这个参照系中获得刺激、启迪，从而推动了自己文化的提高和发展。明清之际中国文化之所以会被西方接受，正在于它适应了西方历史发展的需要。西方启蒙运动、狂飙运动的那些诗人、作家、思想家、学者之所以盛赞中国文化，正是它适应了西方社会要求变革的历史需要。正如中国早期学者辜鸿铭的结论：“正是中国文明的思想，那些传教士花费毕生精力，在努力教化中国人的过程中，传播过去的思想，曾经成为打碎中世纪文明的有力武器。”（《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第175页）
了解了明清之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再来解读中国清代外销瓷，它们恰恰就是这一中国文明、这一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甚至可以说，几乎每一件中国清代外销瓷都是载体。因为几乎每一件清代外销瓷都有瓷绘，而这些瓷绘是“画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什么是意必吉祥？吉祥就是义无反顾地追求现世的幸福——“福”，五福：长寿、富足、康宁、有德、善终，另一种说法是：长寿、富足、尊贵、安乐、多子孙。“禄”，官禄，加官进爵、升官发财；“寿”是长命百岁；“喜”特指结婚、妇女怀孕生子、得功名；“财”富足有余；“祥”通福；“雅”指心地纯正，风节高亮；“和”与顺的观念深入人心，与人和，与天地自然和，与世和，与时和；“顺”指事情能按照原本希望的那样发生发展；“平安”远离灾病、远离灾祸。…
清代外销瓷的纹饰充分展现着魅力无穷的中国热潮——娇娆永驻，中国传统花卉纹饰；生灵百媚，草虫翎毛走兽纹饰；平安祈福，平安吉祥纹饰；人间仙境，山水楼阁纹饰；佳丽可人，百美图纹饰；母子情深，仕女婴戏纹饰；亲亲和悦，合家欢纹饰；农家乐趣，耕樵渔读等纹饰；盛世华章，“满大人”纹饰；独钟西厢，西厢故事纹饰；经典名著，小说戏剧题材纹饰；美胜天成，色釉加彩和单色釉瓷器；奇纹异饰，特殊题材纹饰。显而易见中国清代外销瓷的数量巨大、传播广泛、画面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在中国文化启迪西方的过程中起到过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正如《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武斌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一书所说：“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以中国文化大规模西传、以西方效法中国为其显著特征的文化交流史。
虽然近代西方文化具有先进的时代性，但在当时还属于正在生成和发展的初级阶段，正处于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一切还都不完备、不成熟、不那么强大，虽然它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而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已经步入苍老之境，日呈沉暮气象，但在当时还没有到达全面崩溃瓦解的阶段，而是出于漫长发展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高峰，一切都还显得那么成熟、完备和强大，显得那么气度恢弘和辉煌灿烂。
在这一时期的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无论是就发展的成熟程度来说，还是就创造的文明成果来说，中国文化都明显高于西方文化。所以，关于当时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态势的判断，恰恰是高势能的中华文化向低势能的欧洲文化圈的流灌，虽然并不排斥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流动与传播。但两者无论是在深度、广度、速度上，还是在对人类文化发展进程的影响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费正清等《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因此，明清之际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西传的中国文化成为一种时尚，部分地改变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结构。不仅如此，中国的儒家伦理思想给启蒙思想家们以新鲜的思想材料，在批判基督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中国文化成为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和参照系。当时的欧洲文化正处于由中世纪神学文化向近代科学文化蜕变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而在这时大量西传的中国文化为这一转折和演进过程，提供了新鲜的思想源泉和刺激力量。简单地说，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大规模西传，对西方文化的结构性演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也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是历史的机遇造就了中国清代外销瓷的伟大历史功业。
正确认识清代外销瓷的影响力
这些闻名世界，被西方宫廷贵族、上流社会视若珍宝竞相收藏的中国瓷器不是别的，就是清代（包括明代）外销瓷。1860年以前，除中国皇帝在中外交往中赏赐的极少数量的礼品瓷外，应该说西方人并没见过几件中国官窑瓷器。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烧毁圆明园，掠夺了大量包括历代官窑在内的中国文物，这才是西方人认知中国官窑瓷器的开始。
中国官窑瓷器大量流入西方则更晚，甚至要晚到20世纪初。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中，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不仅紫禁城，而且皇家在京的所有建筑物：宫殿、离宫、庭园、庙、坛、公署和寺院、陵墓等皆被列强占据，“八国联军”掠夺了中国皇家大量文物。
辛亥革命后，大量紫禁城旧藏和宫中传世品流失。民国以后，清室为了弥补岁入不足，内府进行了古董拍卖。此外，清室在银行借款的担保抵押以及种种方式的盗窃也造成了官窑的大量外流。这时，这些以前在中国本土以外几乎不为人知，甚至一般中国人自己都不很了解的中国官窑瓷器才不断展现于世。因此，有些旅游者，甚至包括对中国外销瓷的历史缺乏认真研究的业内人士，参观了几家外国博物馆，见到馆藏有一些官窑瓷器，就想当然，张冠李戴地误以为西方历史上对中国瓷器的崇高评价是针对官窑的。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更是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的一个严重的误解。极而言之，20世纪之前，西方，包括日本，对中国陶瓷的所有美誉都是针对通过贸易而来的大量舶来品——中国外销瓷，17世纪末以后，尤其是针对清代外销瓷。
16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各大名窑仿制的也就是中国清代外销瓷。所谓“当时，中国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康熙、乾隆年间的精美瓷器是迈森瓷器生产的范本”（《西方人眼中的东方陶瓷艺术》第137页）的断言是缺乏依据的，在认识上也是非常有害的。宫廷官窑瓷器作为皇家用品有着极森严的规范，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尚且不能轻易染指，何以在康乾盛世被流失海外，去做欧洲陶瓷的“范本”？在这里官窑瓷器不能“贪天之功”。事实是：20世纪之前，作为欧洲陶瓷生产范本的并不是“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官窑瓷器，实实在在就是中国清代（包括明代）外销瓷。上述认识上的错误其实是源于概念的错位，在欧洲历史上曾经大量仿制过“中国瓷器”这一命题中的“中国瓷器”，并不是“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而是景德镇民窑和广州民窑生产的中国外销瓷。
甚至20世纪之前，欧洲对中国瓷器的赞誉都是针对中国清代外销瓷（包括明代外销瓷）。对清代外销瓷的错误认识和观点
1.有一种具代表性的观点是：清代外销瓷中的外国风格不适合中国人的欣赏口味。
现在，微软的计算机、奔驰的汽车、好莱坞的电影、西方现代派的绘画、西方的踢踏舞都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了？怎么偏偏老祖宗精心制作的畅销全世界的外销瓷，反倒不适合中国人的欣赏口味了呢？岂非咄咄怪事？
清代外销瓷尽管是中西合璧，但绝大部分纹饰题材内容还是中国的，装饰技法也以中国技法为主。如果说在清代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愚昧地以为“洋人的膝盖不能弯曲”的时代，人们墨守所谓“中国人口味”尚可理解。那么在21世纪，改革开放已经几十年后，中国已经大大融入世界的今天，再把外销瓷——这些曾风靡世界，对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化精华拒之门外是难以想象的。
首先，清代外销瓷的中西台璧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是中西合璧才产生了清代瓷器的主流——粉彩。在这里中西合璧的开拓者正是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中国皇帝。正是他们引进西方艺术、西方美术、西方技术，甚至聘请西方专家，大力倡导，研制开发，创烧出珐琅彩瓷器，而且恰是在珐琅彩御制瓷器中生产出了清代最具西方风格的西洋人物纹瓶。可见中西合璧非但没有不适合康熙、雍正和乾隆的口味，反而格外受到三位中国皇帝的青睐。由此看来，如何能凭空断言外销瓷就一定不适合中国人的欣赏口味呢？正是在此影响下景德镇相继发明了粉彩，此后广州又应运而生了广彩，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中西台璧促成了清代中国陶瓷生产的蓬勃发展，使中国清代外销瓷得以独步世界，领先于世界陶瓷之林。
所谓“中国人的口味”并不一定能作为评价中国外销瓷学术价值的标准。中国陶瓷自古就有中西合璧的传统，例如，六朝青瓷中的典型器物——青釉狮形插座、南北朝时期的青瓷莲花座、唐三彩中的胡人俑、凤首壶等，这些现在都是我们著名的国宝。“中西合璧”中最著名的就数元青花了，就现在的研究来看，元青花就是外销瓷，就是为适应西亚需求而生产的，当时也被认为不适合中原人的口味，所以至今最大量的、最高档的元青花瓷器都还留在西亚。时至今日，元青花早已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古陶瓷珍宝，又有谁还会以元青花是外销瓷，曾经并不迎合中国人的欣赏口味而否认它呢？不就是这种在元代并不适合中国人口味的青花瓷，在明代却成了中国陶瓷的主流。
2.清代外销瓷存世量大，先有说上百万件，后又有说上千万件，意思是物以稀为贵，多了就不值钱了。
多了果真就不值钱吗？您家里存折里的钱多了也不值钱吗？各国国库干么积累那么多美元，难道也是多了就不值钱了吗？清代外销瓷也是人民币，也是美元，而且多了不会面临通胀的威胁，不会面临贬值的风险。
3.清代外销瓷的价格低，没收藏价值。
其实未被人们普遍认同的艺术精品，正是有眼光的收藏家的天赐良机，其实现在清代外销瓷的价格比前几年已经翻了几番，2010年1月23日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一件品相并不太好的清中期直径22.9厘米的耶稣复活纹饰的粉彩盘，拍到了10万元人民币，相当一辆中等价位的汽车。其实一件瓷器的价格并不等于它的真正的价值，你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买一件赝品，价格不可谓不巨大，但真实价值不过是零。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4.外销瓷的质量不如内销瓷。
甚至国外的一些对中国古陶瓷深有研究的专家也抱有这种看法，除去我在《它们曾经征服了世界》一书中例举的——连一些研究中国外销瓷的西方学者，也难免不受这些说法的影响。比较典型的如英国著名学者保罗·阿特伯里和拉斯·夏普在他们1994年版的《世界古董百科图鉴》中也说“国内市场为迎合中国人口味制造的瓷器，其学术水准和精细标准要求较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销瓷器多饰以浮华艳丽的色彩，装饰稍显随意之风”。原来持这种观点的，还有我的老朋友，瑞典的著名古陶瓷专家雅尔·万斯维克先生，当年故宫博物院举办《瑞典藏中国瓷》展览时在故宫有一次电视采访，当时谈到清代外销瓷时，他就认为外销瓷的质量不如中国内销瓷。此后的几年中，我多次向他指出了此种认识的不公正性，我想现在他会同意我的看法了。
5.外销瓷是批量生产的日用瓷，成批的重复性大。
其实不论外销内销，还是民窑官窑，中国陶瓷都是成批生产的，不过批量有大小而已。不只是外销瓷大多数在当年都是成批生产的日用瓷，即使内销瓷、官窑瓷，在当年大多数也都是成批生产的日用瓷。连乾隆时期最为珍贵的官窑洋彩瓷中，也有不少碗盘、杯碟、火镰盒、牙签筒、渣斗、痰盂等日用瓷是批量生产的。应该知道，不论外销内销，还是民窑官窑，从不曾有过一项瓷器生产只单独生产陈设瓷。
外销瓷研究亟待加强
尽管清代外销瓷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我们的研究却相当薄弱。首先是作为研究对象的藏品，我国各大博物馆中清代外销瓷收藏都相当稀少。如清代著名外销瓷广彩产地的广州博物馆，也是国内收藏外销瓷最多的一家博物馆为例，据2005年的统计，馆藏外销瓷不过700余件，广彩不过409件。北京故宫博物院此类收藏也不多，其他博物馆的相关收藏更是凤毛麟角。研究对象的匮乏必然会制约研究的进展，因此中国古陶瓷研究在这方面比较薄弱。
有机会出国考察的人员毕竟数量不多，即使考察也不可能旷日持久，多为走马观花，道听途说，难以深入。由此对外销瓷的认知就难免肤浅和片面，甚至错误。知识和认识既已不足，又受到以“牟利”为时尚、以“市价”论短长的影响，很多轻视外销瓷的、非学术性的说法应运而生，流行一时。
我们对中国古陶瓷的研究历来侧重于官窑和考古，业内相关研究得多，研讨会开得多，著述也就多，看起来似乎学术水平就高。外销瓷由于未被重视，馆藏稀少，相关研究少，研讨会开得少，著述也少，看起来似乎学术水平就不高。就现在的清代内销民窑瓷器遗存来看，由于欣赏趣味比较守旧，内销民窑似乎仍以青花瓷多见，至今并未见有多少馆藏清代内销民窑粉彩瓷精品，况且对清代内销民窑瓷器的研究也并不比对外销瓷的研究具更多优势。大体上看，内、外销瓷器因为都是商品，自然会有三六九等的区别，就同等瓷器比较而言，就目前所知并未见在精细度上外销瓷比内销瓷有何明显的差距。
官窑瓷器与曾经风靡世界、叱咤风云的清代外销瓷相比，未必艺术水平就更高些。清代外销瓷还有数不清的题目正等待我们去考察、去探究，现在不是清代外销瓷本身的艺术水平低，应该承认是对它的学术研究水平还低。
官窑瓷除极少数像珐琅彩瓷和一些陈设瓷外，因有固定模式，往往不但某一纹饰在一朝是成批生产，而且同一种纹饰可能延续本朝十几代皇帝，几百年不变，图案重复性更高。而外销瓷是商品，商品就必须不断更新求异，追随变换不休的不同国别、不同阶层、不同时尚、不同客户的需求、订货调整生产，因此早有所谓“岁无定样”的记载。即使保守地估算，清代外销瓷纹饰的多样性也会高于同期的官窑百倍之上。以从纹饰上所能反映的各种信息考量，清官窑瓷器与清代外销瓷相比恐怕不过仅是沧海一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