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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惨淡的“标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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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惨淡的标王”:胡志标

人们对胡志标的记忆停留在1999年1月18日,138万响鞭炮,18辆车牌号码连在一起、前后押阵的白色“奔驰”花车和1辆“劳斯莱斯”古董车,以及1000多位身份显赫的贵宾构成的胡志标奢华的婚礼现场,而现在,胡志标的奢华正在以惨淡收场――在度过了漫长的三年零两个月看守所生涯之后,胡志标终于等到了判决:20年的刑期。

胡志标的企业“爱多”曾以2.1亿的天价取得了中央电视台1998年“标王”,一举成名,成为中国VCD行业的龙头老大。这2.1亿的价格满足了其虚荣心和不可预知的市场广告。在处于垄断地位的媒体刺激下,许多新兴企业梦想一夜成名,这就是当时中国商业氛围的生动写照,而胡志标只是“猎物”之一。但随之即来的是胡志标事业上的步步滑落

现在,许多胡志标的同乡还对他的东山再起充满期待,“胡志标还有四个舅舅在香港,他们都很有钱,胡志标一旦出来,借助他们的力量再次兴盛是有可能的。”显然这是不大可能的――代表胡志标辉煌时期的那个年代已经渐行渐远了。

最为难的决策:辽宁省

据报道,原中国“第三富豪”仰融,在美国联邦法院以个人名义辽宁省政府,指辽宁政府以非法手段侵占属于仰融的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该案以当时的市值计算的标的约为8.3亿美元。方还另外要求3亿美元的赔偿。此举令辽宁政府陷于两难境地。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认为,如果应诉,那就开启了在美国法院控告中国地方政府的先例;如果不应诉,美国法院将会“缺席审判”。但如果辽宁省应诉,则是“既不能胜诉又不能败诉”:如果胜诉,则可能打击民企的信心;但又不能败诉,因为随后类似的案件将接踵而来。因此对辽宁省而言,上上之策应是避免在美国上法庭打官司。辽宁省目前也有着千载难逢的机会,能成为中国第一个通过“独立第三方”解决民企“原罪”问题的范例。而所谓“上上之策”,则是通过独立第三方的协调,达到一个“三赢”的结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仰融的第一张诉状,并不是投送到美国法院,而是送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但却被驳回了。据悉,之所以驳回,理由是辽宁警方已经对仰融发出了逮捕令。依据规定,刑事案应优先于经济案。专家指出,依据逻辑,辽宁警方既然怀疑仰融有刑事犯罪嫌疑,就应该要求引渡或者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但辽宁警方似乎并没有追究下去,反被仰融以经济案在美国告了一状。

如按郎咸平所说进行庭外调解,专家指出,则涉及到原来辽宁警方对仰融的“刑事”的定性,因为依法辽宁政府是不能对一个刑事犯罪嫌疑人搞什么经济上的“庭外调解”。但如果辽宁警方撤销对仰融的逮捕令,则无异于承认辽宁省政府在处理仰融问题上有以“刑事”压“经济”之嫌,有损于其法治形象。所以有专家认为,辽宁方面真正之两难,恐怕还是难在这里。

最危险的征兆:中国“拉美化”?

在北京,70%的利润来在转售土地和项目批准的过程。国有土地资源提供的数据表明,土地出让和转让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最保守估计每年也达到100亿元以上,比走私造成的损失还要大。地产业人士潘石屹说,北京有开发商通过关系拿到1000亩地,每亩地原来是50万元,转手后涨到70万元,可以获利1亿元。房地产投资的平均收益率是15%――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如此暴利刺激之下,城市的拆迁改造史,就变成了居民的辛酸史、血泪史。而这些比起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来说,仍然不足为奇。事实上,土地之战,已在中国从南到北的农村地区呈现愈演愈烈之势。

据学者推算,最近十多年间,通过廉价征地,城市从农村也就是农民手中“积累”了2万多亿元人民币。很多城市发展规划,堂堂正正就以打农民土地算盘为基础。城市化需要道路、住房等的建设,资金从何而来?土地的出让成为主要的手段。以浦东开发为例,向农民征地时,以2.3和2.8万元每亩争得,出让给开发商时,已经高达每亩20、30万元。

作为城市化的基本部分,高速公路和机场对耕地的占领规模不下于城市圈地。以高速公路为例,一般以低廉的每亩1万元左右的(甚至几千元)从农民手中征得,使之成为中国带来巨额利润的又一行当。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社会保障能力的丧失,据统计,浙江省1999年~2001年征用耕地57.7万亩,造成87.8万人失地。截至目前,失地的农民在全国大概有8000万左右,而且属于既失地又无恒业者。

在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过程中,这些失地农民基本上可以通过在城镇打工获得起码的就业状态,但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在于,没有人能够保证中国经济特别是世界经济保持非周期性的繁荣昌盛。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环境十分脆弱,假如在家乡已经无地可守,后果很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出现“拉美化”:

经济发展――城市化加快――农民永久离开土地――城市容纳力崩溃――经济发展出现波动――新兴工人成为城市失业群体――后退无路和城市贫富分裂――持久动荡――国家和城市经济回天乏术。

最大悬念:谁将成为奥运会国产顶级赞助商

截至目前,已有9家跨国公司签约,成为奥运会2005年至2008年的顶级赞助商,也就是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TOP计划)成员,而通常每期计划会有11个成员。

剩下的席位将属于谁?中国“国产”企业有没有机会成为奥运会顶级赞助商?舆论在纷纷猜测。

据报道,北京奥组委正在对汽车、银行、啤酒、白色家电等19个行业的排头兵做调查,希望国内的龙头企业成为国家级赞助商。记者就此询问奥组委新闻处工作人员,得到的答案是不知道。工作人员对记者说,赞助计划将于今年第4季度启动,具体工作还没有开始。

据了解,近几年奥运会赞助商的赞助金额逐年提高,预计北京奥运会顶级赞助商的赞助额将达6500万~1亿美元。国家级赞助商的赞助金额至少也在1000万~3000万美元。

高额的赞助费只是开发奥运市场的入场券。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奥运项目总监彼得・富兰克林介绍,赞助奥运不是给钱就完事,企业要想真正获得赞助收益,除了竞标时的一掷千金,还要有大约4倍~10倍的资金去支持市场开拓,进行一系列的主题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