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春芬:渔民正走向弱势群体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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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渔民是一个以捕鱼为生的群体，从整体来说，他们的收入比农民要高。然而近些年来，渔业发展面临着资源衰竭、环境受损、生态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在一些制度的限制下，渔民的利益不断受到损害，有专家表示，渔民正走向弱势群体的边缘。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渔民已经分化为股东和雇工两个群体。年过60的渔民，在退休后每月只能依靠政府发放的92元补贴为生。
海洋渔民的弱势现状因何所致？具体有哪些表现？如何遏制他们的下滑状态？就此，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同春芬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显异的内部分化
《中国扶贫》：海洋渔民包含哪些群体？与农民相比有哪些区别？
同春芬：海洋渔民主要是指居住在沿海渔村、从事海洋捕捞、海水养殖等相关产业活动的群体。传统渔民与农民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没有享受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法从土地上取得生存保障，而是以海为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法》规定，国家拥有对海域的所有权，使渔民不像农民拥有集体所有的土地那样拥有海洋。
《中国扶贫》：在改革开放初期，渔民的收入是远远超过农民的，但是近年来，渔民的收入在不断下降，而且在内部产生了分化，有哪些具体表现？
同春芬：改革开放初期，渔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渔业也越来越成为促进农村经济繁荣的重要产业，渔业劳动者的收入显著增加。1978年，我国渔民年人均收入为93元，到1993年增长到2681元；而同一时期的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33.6元增长到921.6元。
进入市场经济后，渔业生产过程中出现了分工明确、阶层分化明晰的各种职位。据相关资料显示，2005年以来，渔民已分化为30%的股东和70%的雇工。这两者的收入悬殊，前者一年家庭收入有50万到150万，后者年收入可能在2万以下。
《中国扶贫》：导致这种分化的原因是什么？
同春芬：这首先与我国为了控制海洋捕捞强度，自1979年实施的“双控”制度有关，即控制渔船数量和主机功率。当时的基本办法是将“控制”指标层层分解下达到县（区）政府。而渔民作为这一政策的主体却不清楚他们应该或者可以拥有的渔船数量或主机功率，因此在实际执行中，也就变成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双控”。
当时正逢我国开始了市场经济，特别是由于水产品价格的放开和渔业股份改革以后，渔业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根本无法应对因渔业效益相对较高，而出现的造船（大量的非法无证渔船）热潮，这也导致了大量的非渔劳动力和工商资本进入渔业领域。在当时渔业股份合作制不断兼并、重组等的影响下，渔民群体不断分化，并呈现一种向“两极”扩散的形式，即一部分渔民在分化过程中成为股东、船主、养殖企业主等，成为了所谓的“富人”；而另一部分、占大多数的渔民分化成为个体小渔船船主、长期或短期的雇工，甚至无业和失业者。
弱势的“三无”人群
《中国扶贫》：倘若失业，渔民是否拥有再次谋生的能力？
同春芬：很难。首先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因此无法进行农业生产。其次，多年来，渔民一直从事海洋捕鱼，因此没有太多时间、精力，以及机会去接受其他技能的培训。如此一来，他们若是想要成为城镇居民，往往会因为没有能力而无法在城市谋得一份适合的工作，更不要说购买高价的住房。
同时，渔业生产相对于农业生产和其他产业来说，危险系数更高、技术性更强、退休年龄更早。渔民一旦失去海洋就意味着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他们既没有建立类似农民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那样的海域征用补偿机制，也没有类似城市居民那样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更为严重的是，渔民的老龄化趋势加重。据调查，海洋渔业比较发达的舟山市现有老年退休渔民近4万人，且每年都以3000人的数量增加。由于尚未建立渔民养老保险机制，这部分渔民每月只能领取92元的养老补贴，生活非常艰难。渔民被长期排斥在社会保险体系之外，有些甚至成为“上岸无土、下海无船、生存无路”的“三无”人群。
《中国扶贫》：他们的弱势还表现在哪些方面？
同春芬：还表现在社会地位比较低，主要是职业地位和权力地位等较为低下。首先，从职业声望上来说，据相关调查显示，在81种职业声望的排列顺序中，渔民排名第73位，而种田农民为第72位，可见，渔民的职业声望比种田农民要低。其次，从公民享有的权利上看，渔民赖以生存的海洋资源属国家所有，对其使用必须经过国家批准。在国家所有权观念的指导下，任何对海域处置的行为，都由政府作出决定，没有听取民意的要求和渠道，这使得传统渔民的合理权益被“合法”剥夺或侵蚀。 再次，从参与社会事务上看，渔民的社会参与明显不足。我国海洋渔民都难以像城镇居民那样享受和行使更多的政治权利，切实有效地参与政府决策、享受政治权利等政治生活。 最后，从享有的社会福利看，渔民的社会保障严重缺失。由于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批海域被征用、填没等，海洋渔民世代谋生的传统渔场不断被破坏、侵占。另一方面，股份制改制、转产转业政策使渔船这一重要的生产工具集中到少数的船主、股东手中。对渔民来说，渔船就是他的土地，他拥有多大的渔船就拥有多宽的土地，如果没有生产工具，那么广阔海洋中的丰富资源对个体渔民来说，就没有了任何意义。
政策保障至关重要
《中国扶贫》：目前很多渔民已不希望自己的后代从事捕捞工作，您如何看待这个局面？
同春芬：这个结果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海洋环境恶化、无渔可捕，使得渔民在海上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舒适、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了价值观念的转变。青年渔民在职业选择上更加重视个人利益，也更加关注个人的主观感受。正因如此，从事海洋捕捞的渔工很大一部分都是外来打工的劳动力，祖祖辈辈从事渔业的人已经很少了。
《中国扶贫》：目前渔民的这种生活困境该如何缓解？
同春芬：对这个正在沦落为社会边缘的群体，相关部门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并给予相应的支持。即使目前渔民的现状不算太遭，但是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境遇很令人担忧。因此，应从三个方面着手解决：一是尽快将海洋渔业互助保险纳入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加快建立稳定的渔业风险保障机制；二是加大对海洋渔业和渔民的政策扶持力度，提高福利性、保障性救济金、抚恤金等补贴力度，增加渔民的福利性收入；三是设立渔民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对渔民进行各类行业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拓宽其转产转业的视野和技能，提高渔民的人力资本素质及应对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