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走越窄的道路:谈张爱玲晚期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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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张爱玲（1920—1995），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而又传奇的女作家，也是中国作家中少有的双语写作者之一，她家世显赫，经历坎坷，作品繁多，文采纷繁，风格独特，语言时而辛辣时而温婉。她早期的作品一经问世就引起巨大轰动，迅速声名鹊起。然而，张爱玲在1952年离开了大陆赴香港后旅居美国，在异乡坚持写作，也涉及英文翻译和创作。自1957年始的近40年可称之为张爱玲创作的晚期，此时她的文学创作主要是改写自己早期及他人作品，有《半生缘》《海上花列传》等，或是断断续续完成一些中、短篇小说与散文，如《色·戒》《五四遗事》《郁金香》《重访边城》等；写自传体小说和散文是她旅美写作的重头戏，作品有小说《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 ） 、《易经》（The Book of Change）、《小团圆》及散文《对照记》。1957年以后张爱玲的写作大多选取她最熟知的素材，即个人早年生活，她渐渐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回顾自己的人生上，虽然1957年时她才38岁，但正如她在《小团圆》中写的：“过三十岁生日那天，夜里看见洋台上的月光水泥……她三十年已经太多了，墓碑一样沉重压在心上。但是她常想着，老了至少有一样好处，用不着考试了。” 心态上开始呈现一种老迈迹象，创作上也好似走在一条越来越“狭窄”的路上。题材选定相对狭隘可能是暮年心态致使，也可能与她文学观念有关。与其创作早期大为不同，生活的环境、状态等外部因素多多少少也影响了她的创作思路。

学者们对张爱玲晚期的评论可谓是毁誉参半，更有学者指出：“熟知张爱玲的人，读《雷峰塔》与《易经》，初初会有些失望（大致不出《私语》《童言无忌》和《对照记》内容）。”[1]后期的文本既重叠早期文本，也与后期其他文本有颇多雷同之处，张爱玲自己似乎也有察觉，在1976年给宋淇的信中她将此解释为：“《罗生门》式的角度不同。”[2]张爱玲究竟有没有从不同角度解读同一事件？其晚期自传作品创作的成败与之紧密关联。

二、语言的不同也摆脱不了形式上的复制

张爱玲晚期开始用英文写自传小说，这也是她在写作形式上的一种创新。用英文创作中文故事看起来似乎是为了解她本人以及她的早年生活提供了新的素材。然而，从《雷峰塔》与《易经》这两部英文小说来看，她并没有突破以前的创作模式，只是在换一种语言讲述过往的故事甚至是曾经讲过的故事。李欧梵（2010）曾评述《雷峰塔》更像是一部创作与翻译合一的作品。[3]事实上，她的这两部英文自传小说并没有被美国读者广泛接受。究其原因应该也是多方面的。张爱玲在她的英文自传小说中过多地使用中国元素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语言的差别使得表述又往往达不到一一对应的效果，如张在小说中大量地采用英文表述汉语惯用语，正是沿用了她中文写作的方式，结果使得不懂中文的英语读者体会不到字里行间所暗含的中文表达艺术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三、青春的流逝与创作视野的变化

胡兰成曾在《杂志》上发文《评张爱玲》，他从“青春”角度论述张，主要谈及青春时期张爱玲的创造力，更认为张“以洋溢的青春之旖旎，照亮了人生”[4]180。然而胡又认为张爱玲的“青春是要消失的，她对于人生的初恋将有一天成为过去，那时候将有一种难以排遣的怅然自失，而她的才华将枯萎”[4]185。对于胡来说，张爱玲身上有“希腊”男性的创造力与“基督”女性的慈悲胸怀，并断定它们是张的成功之源，倘若张爱玲丢失悲悯之心，即放弃对待一切事物的宽容和慈悲态度，张的创作难免陷入困境。实际上，张爱玲在旅美时期是非常封闭的，思维仍然停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对于她来说，她的家，她的灵魂始终在那里，她的晚期自传作品都流露出浓郁的上海情结，将她所熟知的上海故事一遍遍照搬到她的后期作品中，于是在故事、主题、人物乃至细节、语言上多有互相雷同之弊病。语言与细节上相同到只是换了一个人名，她的两部英文自传小说更像是在翻译。早年的傅雷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里就张承袭旧小说词句做过严厉的批评，而张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解释道：“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5]在晚期的自传中张忘记了这一点，语言与细节上的似曾相识随处可见。

事实上，张爱玲在美国一直无法适应，“离开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后，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监禁了四十年，与外在环境全然无涉，连与赖亚的婚姻也不能改变这事实。她聚精会神反复改写那没人看的童年往事……在絮絮叨叨问候宋淇与邝文美的琐碎里，直到生命的终结”[1]。异乡旅居生活使得张爱玲脱离了她所熟知的社会和生活，使她没能像40年代一样立足自身关注大众，使她无法放飞心灵、放纵才情。美国心理学家克雷奇认为：“早年的经验成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定势，会给审美直觉以强大影响，实际上是一种限制。”张爱玲也曾在《对照记》中坦诚：“这些记忆都静静地淌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张孤僻、内向，曾经经受的伤害使得她无法走出记忆的阴影。在暮年心态的制约下，她晚期的创作道路十分狭窄，沉溺在回忆中的她忙于反复改写，已丧失向外开拓的动力。在累累伤痕的昭示之下，她失去了往日的宽容。在自传小说中，整体上渲染亲人的无情与暴虐以及来自亲人的压迫或压抑滋长着内心的仇恨。所以，在《雷峰塔》中琵琶再三强调她要复仇。而过于纠结自己的心理创伤使她难以拓展文学新视野，其创新能力与对人世的悲悯和宽恕的情怀也随青春的消逝而渐行渐远。在漫长的岁月里她封闭着自己，细数着曾经的伤痛，于是，艺术视野越缩越小，最终导致艺术创造力萎缩。

四、女性主义的强化

与前期的创作相比，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在张爱玲晚期创作中浮现出来——作家强化了女性身份，这是张越来越关注极端女性自我所致。在《小团圆》中，张爱玲进一步强化女性主义立场，她更加重视女性人格的独立。九莉在对自己与邵之雍之间非妻非妾关系深刻自省的同时，读者也看到了九莉在恋爱中内心保持的一份冷静与自私。文本中这些关于女性清醒、自私与自怜的叙述都显示出了令人战栗的心理真实，这说明了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更为鲜明。《雷峰塔》与《易经》中女性书写凸显前卫母亲杨露的同时，对传统女性的批判也是深刻而有力的。而《对照记》更是浮现了极端女性主义，这是一本以女性为核心的家谱。作品中有大量的老照片及解说文字，可集子中几乎没有男性的单独照片，哪怕是张生命中无法回避的男人，祖父、父亲也只出现在合照中，胡兰成、赖亚则完全缺席，男人被逐出主角的位置。张在照片的附记中提到，幸存的老照片都被收集进来，表明男人的照片遭到遗弃。无论是她有意还是无意丢弃那些男人们的照片，都可以推测出她不愿意他们的形象出现在文集中，这种选择性遗忘都表明她带有极端女性主义立场，她极力排除男人的传统权力。与照片一样，在其所有的文字说明中，女性也是主角。在以往写作倾向上，张也偏爱女性，如她以勇敢、先锋来概述母亲，却认为父亲的保守有选择性，以维护个人权益为限。而如果说早期张的女性意识尚含混的话，后期的她则发展了早期思想，无论从《小团圆》中九莉的独立到《雷峰塔》《易经》中的琵琶等，还是在《对照记》中，她都始终确立女性中心的思想，男人游走在女人的边缘；较之于早期作品中的七巧、流苏、霓喜等的压抑焦虑而备受男权社会的摧残，晚期的女人们则逃逸出男人的势力范围，她们在开拓与创造自己的世界。张在创作衰退期强化了女性作家身份，拓展了个人早期的女性主义文学并将其推向极致，这是张的自传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然而，这种强化了的女性主义同样也暗示了张已渐渐陷入对自我女性身份的极端关注，从作品中她对男性从表到里的昏庸猥琐的描述到越来越排斥，也显现出她也逐渐将自己封在女性世界中，通过强化的女性主义来忘却或抚慰自己的伤痛。

五、结语

对于张爱玲的晚期自传研究者也有着颇多争议，褒贬不一。在《小团圆》出版后，有学者评论：“《小团圆》 为中国文学的自传体小说增加了新的一章”[6]，“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系谱看，张爱玲的《小团圆》，接续的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小说‘自叙传’的传统”[7]。《雷峰塔》《易经》的问世虽然曾给读者带来很多期望，但是情节的细琐与重复、文化的差异以及中文版语言翻译的问题等原因，使得这两部自传小说的受欢迎程度远远不及张早期的作品。临近人生谢幕的《对照记》也难改一贯态度。对张爱玲晚期的自传写作，不论怎样零碎和挑剔地评论，但如果不是说仰慕的话，至少反映出研究时带有的尊敬。张爱玲的晚期风格类似于后一种，叙述的跳跃性，故事的重复和记忆片段随意出现，她勇于面对生活的真实以及生活带给自己的感受，她主张真实而不屑或不善于虚饰。诚然，她晚期的自传作品不能和早期作品中的精华相提并论，但多多少少也为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她的写作及传奇人生提供了一些依据。

[参考文献]

[1] 张瑞芬.童女的路途——读中文版张爱玲《雷峰塔》与《易经》[J].书城，2011（04）.

[2] 宋以朗.前言·小团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3] 李欧梵.张爱玲的英文问题——张爱玲英文作品中融入中国元素的尝试[J].董诗顶，译.现代中文学刊，2010（06）.

[4] 胡兰成.评张爱玲[A].张爱胡说[C].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5] 张爱玲.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19.

[6] 许子东.张爱玲晚期小说中的男女关系[J].文学评论，2011（02）.

[7] 杨联芬.《小团圆》：张爱玲的“忏悔录”[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03）.

[作者简介]

孙萍（1982—），女，安徽池州人，硕士，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助教，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