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狂热信仰与精神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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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仰是人类精神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宗教的或是非宗教的信仰,其中有一些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最终沦为了维持阶级统治或发动宗教战争的工具,成为了麻醉和毒害人民的信仰的鸦片。亚伯拉罕杀子与郭巨埋儿这两个例子正是反映受统治阶级利用的信仰如何毒害和麻痹人民意志的。

关键词:信仰 “杀子”

中图分类号:B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3-0106-02

仰是人类精神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信仰最初借助宗教的形式得以迅速发展,作为一种升华至精神层面的活动,本身是信徒内心自由选择后做出的皈依结果,但是作为时代与阶级的产物,无法避免的是许多信仰,包括宗教的或非宗教的,最终沦为了维持阶级统治或发动宗教战争的工具,成为了信仰的鸦片,给予人民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与麻醉,使人们或憧憬美好虚幻的彼岸世界或安于服从等级森严的现实政权,但实质上却正在从思想上,意志上,行为上毒害着人民。

以下是两个东西方的因信仰而“杀子”的极端案例,二者情节相似,都围绕“杀子”的情节展开。老实的父亲或是为了上帝的信仰或是为了“事亲至上”的孝道忍痛割爱要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痛下毒手。由于信仰鸦片的毒害,父亲要做出令人发指,泯灭人性的“杀子”行为 。

《圣经》中上帝引诱亚伯拉罕杀子献祭,而他听从了上帝的旨意选择将独子作为神的献祭。当他克服内心的重重矛盾,正准备杀子之时,上帝已洞悉其心,派出天使阻止了他。

基督教宣称,人类的善因其自由意志选择而最终堕落成恶,想要重新归回正道,只有信仰上帝。在信仰上帝的过程中处理人与神的关系是核心问题,即人如何爱上帝,信仰上帝,追随上帝。

基督教是主人性性恶论的。人从一出生就具有原罪,人类要得到救赎,是无法依靠自身力量的,只有依靠神的力量。而成为信徒,实际上并不是人选择了神,而是神选择了人作为自己的信徒,这个过程中就存在着神考验人是否真正信仰上帝。

为考验亚伯拉罕是否坚守与上帝所立的约,上帝要求亚伯拉罕将儿子作为祭品献给他,而亚伯拉罕晚年得独子,假如献祭就会使他的传宗接代受到威胁,可信不信上帝,是否对上帝忠诚,又关系到整个犹太民族的兴衰存亡。亚伯拉罕杀子献祭被上帝派出的天使所阻止,最终以一只公羊代替。而上帝真正所要的是信徒衷心所献的忏悔,心甘情愿地献上自己,这才是上帝所要的祭。这位犹太的先祖-亚伯拉罕全身心地信奉神的谕示,通过了上帝的考验。

构建的是一个精神的空中花园。正如《恐惧与战栗》中,“在现实的有限世界中,许多东西都是不可能的。从精神上讲即无限世界中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宗教正是用它描绘的美好的虚幻殿堂与来世天堂去吸引,安慰在现实生活中遭受苦难的人民。脱离了现实的物质生活,把超自然的神灵和宿命来世看作生命价值的最高和最终目标。信徒在此岸世界中无法得到幸福,转而追求的是彼岸世界的解脱。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战栗》中热情赞美亚伯拉罕,赞美他的毫不怀疑,认为这看起来愚蠢实则是智慧。信仰即是美德,信仰不在于理解其内容,重要的是毫不怀疑神的存在的真诚态度。

进入“上帝之城”就意味着抛弃现实的理性,相信宗教的信条,用无限的激情去拥抱信仰,追求非理性的崇拜。基督教的罗马教皇一声令下,长达两百多年的十字军远征拉开了帷幕。在的忠诚旗帜与来世天堂的召唤下,信徒们前赴后继。圣城耶路撒冷血流成河,死伤无数,十字军远征成就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基督教暴行。

的盲目与狂热前,一切伦理道德都失去了应有的作用,无所不可为,只要以上帝之名。忠诚的旗帜前倒下的是信徒的生命,残害的却是无辜的生命。信仰的鸦片可以给予信徒苦难中的自我麻醉与暂时安慰,天长日久毒害的却是信徒的心智与理性,滋生的是盲目与无知。

《二十四孝》中的郭巨为奉养老母选择活埋自己的幼子。郭巨家境贫困,担心养刚出生的幼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便打算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最后在挖坑时,发现了黄金,便回家孝顺母亲,兼养儿子。

郭巨在故事中即是“父”又是“子”,“母”与“子”的生命一下被划分到了不可兼容的两极。而“谁存谁亡”实则并非郭巨一人可决定。儒家的“孝”从“百善孝为先”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事亲至上”的标准,郭巨埋儿确实是无奈之举,应当说是其所处的封建时代注定的悲剧。

儒家一直宣扬“仁者爱人”,“仁”即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亲共处之道。人只要一出生就有父子的“亲亲”关系,父子关系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的原始基本。可见“孝”为“仁”之本,即“亲亲,仁也。”

而“孝”作为人伦的基本准则,之所以能够推广普世,是伴随着汉朝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的推行。统治者将儒家思想作为维护自身统治秩序的有力武器,由上及下,由近及远,层层推进。由孝悌而修身,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由治国而平天下。

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统治者移“孝”为“忠”。统治者对于政治等级关系作出了一套伦理化的解释,而“亲亲”的父子人伦关系也被转移投射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君臣”关系之上,并最终由统治者掌握评判标准,由上至下对百姓具体的孝行加以陟罚臧否。

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多数没有,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是缺乏信仰的。之于西方是国民宗教,可谓伴随其一生。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儒家“孝”的观念深入人心,“孝”之地位犹如。“孝”是儒家“仁者爱人”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外化以及基本准则,对于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孝”之信仰成为中国人的普世信仰的同时,也逐步在统治者手中演化为教化愚弄控制百姓的统治工具。儒家主性善论,认为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儒家倡导以此为核心的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就是建筑在人性基础之上的,就是最符合人性的。既然人的道德本性是善的,人就要自觉地修养自己,克服自己的欲望,发挥自己的天赋善性就应该是必然的。遵循仁孝等社会伦理道德,完成变成为一种自己为了实现自己本性的行为,如此就完全掩盖了儒家伦理学为封建宗法等级制服务的社会本质。

郭巨做出“杀子”的选择,更多是由于“孝”背后站着君主这位古代封建家长制中最大的家长。孔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孝子”就从单纯的家庭内部伦理关系衍伸为忠君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并在统治者的推崇鼓吹下不断神化。“忠”成为了最大的“孝”,当忠孝难以两全时,统治者往往要求臣民保全忠而舍弃孝。而当“孝”的内部中“孝子”与“慈父”的角色出现矛盾时,受到统治阶级的政治伦理与伦理政治的双重压力胁迫,郭巨注定只能选择做一个“孝子”。

在百姓苦难贫困的生活中,平日里的“父慈子孝”的温情维护了家庭,宗族,乡里与朝堂的稳固,彰显的是封建家天下的其乐融融,上下有序,各安其位。而“孝”之信仰在封建统治者手中却实则是孕育催化天朝顺民的鸦片,它培育的是盲目与服从的奴性,毒害的是人民的理智与人性。

基督教宣扬的是“爱人如己”的思想,儒家宣扬的是“仁者爱人”的思想,二者都体现了普世爱人的情怀和对人的生命的重视。

当站在信仰的祭坛前,“爱人” 的口号沉默了,人的生命与尊严不再被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不见血便不能称之为“祭祀”。

在这盲目而血腥的信仰祭坛前,亚伯拉罕与郭巨都是“父不父,子不子”,人伦的父子之情不再,连儿子的信命都将随时休矣。父亲被这信仰的鸦片毒害成了冷酷无情的刽子手,而儿子被残害成为了祭坛前待宰的祭品羔羊。“杀子”的行为之所以能够以杀人未遂,皆大欢喜收场,恐怕并不能感谢天使的降临或是上天恩赐的黄金。真正能够拯救儿子生命的恐怕是由于它们问世的年代已经超越了“杀子献祭”的尚属“合法有效”的远古人类的历史阶段。

狂热信仰的不断膨胀是对人类真正的理性思辨能力的压制,是对人性的压迫与残害。只有尊重人的生命,升华人性的信仰才能够体现出人的最高生活价值,才是人民始终不移的信赖与矢志不移的追求。只有通过人类理性思辨后做出的信仰选择才是科学与明智的。真正的信仰应当是人类追求物质与精神的美好生活的钥匙,而不是沦为麻醉安慰人民的精神鸦片。

参考文献

[1]刘继译.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刘建军.马克思主义信仰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