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舟陶小好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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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舟不是一条船，它是一个小地方，小到在地图上很难找到。据牙舟人说，他们那里是个山窝窝，中间有一座小丘，是船的模样，所以叫了牙舟。查史料，这种说法并不可靠，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这片土地蕴藏着优质陶土，釉料配方得天独厚，上天注定般，这里要生发陶的故事，绵延陶的历史。

牙舟陶从这里名世，在这里失去方向，也在这里重新起航。数百年来，不变的只有美丽。

落地生花

上世纪50年代，全社会都在忙着炼钢铁，就连布依族、苗族人聚居的小小牙舟镇也决定砍掉镇上的那棵巨大的枫树，用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枫树需要六个成年男子才能合抱，人们砍了很多天。当树根也被拔起的时候，树下面的遗迹逐渐呈现出来。男女老少都睁大眼睛围着看，窑基、碎瓦片、制陶工具历历在目，虽然蒙尘，但是依然向他们传递着一个信息：古枫树大概有500多岁，那么先祖烧制陶器的历史少说也有500多年了。

据史料记载，明朝为了扫荡元朝残余势力，大量屯军进驻贵州。外族人和本地人相互融合的生活逐渐展开，制陶技艺也随之传入。

如前所说，陶艺进入牙舟有某种必然性，因为这里有制陶所需陶土和釉料。此外，这里的人们从来不乏对自然和美的感知，刺绣、蜡染等艺术源远流长。最初，当汉族人把陶土塑成各种器形，浇上釉料，放入窑内，再次开窑的时候，之前灰扑扑的罐子呈现出令人心动的光泽和神秘莫测的颜色，原住民张大了嘴巴。就像《百年孤独》所描述的——很多年前，霍塞·布恩迪亚·奥雷良诺上校跟随父亲见识冰块的那个下午，一切就从那时开始。

陶艺很快落地生花，牙舟人把自己的记忆，对自然的认识，对生活的理解，做成罐子、盘子、烟斗、香炉瓶子等生活日用，浇上不同的釉料，小心翼翼地放入柴窑。期待窑变的过程十分漫长，他们多想知道这个被烈火熏烤的土窑会带给自己怎样的结果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种敦厚、朴实、粗犷、莹润的陶器逐渐名扬千里，牙舟、平塘、贵州都因此增色不少。

清朝末期，牙舟陶产品远销东南亚国家；民国时期，牙舟陶靠人背马驮大量辐射四川、云南、湖南、广西等地，并被传教士带到欧洲。当时，镇上有100多家制陶作坊。现在，牙舟镇只有两万多人，想必100年前，牙舟镇家家都在用陶吃饭。

迷失之痛

衰落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直接原因是一次迁移。

张禄麒，1970年出生，牙舟陶制作技艺传承人，幼年的很多记忆都跟牙舟陶有关。“小时候，冗平街家家户户都在做陶。”他说，上世纪70年代是牙舟陶最辉煌的时候，小作坊被政府聚拢起来，以国营企业的方式进行生产，48只柴窑炉火熊熊。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成本低、不易损坏又可以批量生产的塑料制品潮水般涌入普通人的生活，陶器再美，也抵不住实用主义的冲击。

但是，市场的淘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速，人们对市场趋势的预判也略显迟钝。1984年，平塘县政府按照规划，在县城组建“平塘县工艺美陶厂”，作为牙舟陶瓷厂分厂。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多一个厂进行生产，加入一些机械化的环节，尝试使用倒烟窑、推板窑，以此打造牙舟陶技艺和销售的新局面。

一切堪称完美，但是政府忽略了牙舟陶制作最重要的环节——人。600年来，牙舟陶一直不用模具，采用手工拉坯、手工刻花、施釉烧制，所有技艺都在艺人心里、手中。有多少陶土，多少只窑，与之相应的是多少个制陶师傅，这些浑然天成的状态是岁月造就的。县城到牙舟镇并不算远，26公里而已，就是这短短的距离验证出人们想当然的愚昧。

县城分厂缺人手，就把镇上的师傅调过去。县里的厂的一切新鲜又陌生，老师傅无从适应；镇上的厂的生产节奏被打乱，一片萧条。就这样，不到10年时间，两个厂双双走到了穷途。返回镇上的陶艺师傅，多数继续做家庭作坊，但陶器日用品的时代已经大江东去。

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制陶家族的年轻一代，和大多数乡邻一样，张禄麒并没有留在家乡，选择南下深圳打工。每次回家，他都能看到牙舟陶老厂布满灰尘的厂房和孤零零的烟囱。曾经傲然耸立的家乡地标，落得这般模样，张禄麒每次都被刺痛。

因为舟小

在深圳陶瓷企业打工，张禄麒获益良多，却始终是个异乡人。2006年回家的时候，张禄麒发现家乡在发生一些改变。“平塘开发旅游景区，顺带发展旅游纪念品，做牙舟陶的话，机会很好。”4个月后，张禄麒办起牙舟镇历史上第一座私营制陶厂。

过去，日用坛坛罐罐是牙舟陶的主打产品，尤其是烟斗，“一年生产100多万个没问题。”流水线上的各种日用器皿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再生产传统的产品，只有死路一条，张禄麒将手艺好的艺人集中在一起，精心打造精品陶、工艺陶。

牙舟陶辨识度极高，整体上呈黄、白、绿、紫、棕、褐色等基调，釉色光亮莹润，釉层形成各种和谐的裂纹，并且随处可见蜡染、刺绣等元素。在张禄麒的心里，创新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牙舟陶之所以是牙舟陶，就是因为它骨子里有这些民族的东西，所以他的创新很谨慎，“只是器形上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其他遵照传统。”

牙舟陶采用祖传的釉料配方，烧制的时候，釉料流淌下来，会粘在窑里，出窑的时候很容易损坏。张禄麒想解决这个问题，父亲说：“几百年都没解决的问题，能在你手里解决吗？”张禄麒心里有渴望，就到景德镇取经。

在瓷都，他看到钧瓷在烧制的时候，釉料也在大肆流淌，工人们会在陶瓷底部涂一层镁粉，这样会有效阻止釉料粘在窑上。把这个小秘诀带回牙舟，牙舟陶的成品率大大提高。

此外，张禄麒发现景德镇作为陶瓷重镇，是因为行业内部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有人负责泥巴，有人专门雕刻花样，有人专门负责拉坯。只需要租一间房子，连设备都不用买，拿出图纸，找雕刻师，翻个模，满街都是卖釉料的，打个电话，烧窑的人自然把你做的东西安全挑走，最后连包装都可以由合作方完成。“在景德镇做陶，就这么简单，但是在牙舟就不同了。”张禄麒说，在牙舟做陶，从挖泥土到销售的整个流程都需要涉及，做起来很是不易。不过，正是因为没有产业链，所以牙舟陶一直留存着自己最独特的东西。

牙舟陶从来不是阳春白雪，600年来，它就那么小着，毫无野心，质朴无华。所谓“舟小好调头”，小有小的好处，牙舟陶在遭遇市场冲击和导向错误的重创后，依然可以在萧条20年后顺利转型，依靠工艺品继续名列中国十大名陶之列，大概就是因为它的“小”。

驶向何方

单单四五十厘米高的陶艺品，一年就能生产10000多件，而且供不应求。“现在根本就不用出去找市场，有人上门来收，只怕做不出来。贵阳、甘肃、香港的客商都有。”摸索了6年，张禄麒的忙碌很有成效。可是，他依然眉头紧锁。

刚做厂子的时候，牙舟镇上还有八九个技术很好的陶艺师傅，6年后，这些师傅只剩下两三个了。镇上的年轻人为了更高的薪水，往往外出打工，何况做陶需要时间和技艺，浮躁的人也做不来。提到这些，张禄麒特别羡慕景德镇，“那么多拉坯高手，没一个在牙舟……”

在张禄麒的记忆中，牙舟陶最闪耀的时候跟一批知青有关。因为他们的到来，牙舟陶艺术品横空出世，这就像老树发新枝一样，意味着一种让人兴奋的可能性。可惜知青来去匆匆，他们一回城，“新枝”随即凋落。

2006年，首届多彩贵州“两赛一会”举办，著名旅游商品产业规划专家申敏对牙舟陶尤为关注。著名陶艺家、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张尧针对牙舟陶的现状，建议走“艺术品”的方向。于是，工艺专家们开始集结起来，对牙舟陶的制作工艺、艺术造型进行深度挖掘和扶持，申敏则从旅游商品开发的角度提出很多宝贵意见。不久以后，镶银牙舟陶珍品呈现在世人眼前，“那绿绿的釉色如此滋润，如此厚重，在白银的映衬下，如青铜器般的造型愈加古朴而生动。”

此后，牙舟陶备受艺术家垂青。他们来到牙舟镇，设计造型，调配釉料，尝试创新，在古老技艺和文化的基础上浓墨重彩，将牙舟陶的发展带入了另外一个辉煌的时期。与此同时，政府以及相关商家也开始发力，牙舟陶五年保护计划，牙舟陶传统工艺作坊、牙舟镇牙舟民族传统工艺生产一条街、牙舟陶瓷博物馆等提法，让沉寂多年的牙舟镇又热闹起来。

不过，做大做强似乎并不是最适合牙舟陶的道路。喧哗多年，牙舟陶的每一步路其实都是民间探索出来的。如今，这条路还将一如既往地向前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