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年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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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的提高，使人们失去了对年夜饭丰富菜肴的渴望；爆竹炮仗的禁放令年的氛围越发冷清；串门拜年的传统礼俗渐被短信网络替代；圣诞节情人节的大肆庆祝甚至盖过了春节的风采……“年味”越来越淡，是人们的心劲儿在变淡？还是过年方式在改变？回首寻觅，我们发现“年”其实一直潜伏在内心深处。
磕头意味对先人、长辈以至传统的敬畏，冻梨意味一种简单的幸福。
春节：1/365
文/林少华
一个人可能忘记银行有多少存款，忘记信用卡密码，甚至忘记同恋人幽会的时间，但有一个数字绝不可能忘记，那就是过了多少个春节即过了多少个年。由幼年而童年而少年而青年而中年而老年，人生途中的每一站每一段都是由这一数字的不断叠加来确认和区分的。最后之和便是“享年”多少或“终年”几何――数字就此定格，再无变化。
我小时候盼过年。盼长一岁，盼好吃的，盼热闹。如今回忆起来，感触最深的，一是吃冻梨，二是磕头。冻梨好像是秋子梨冻的，大的大不过桔子，小的也就如乒乓球，黑黑的圆圆的硬硬的。那时一般人家是买不起香蕉苹果的，冻梨是春节唯一的水果。一定是在除夕子夜吃过饺子后吃。吃之前要放在盆里用冷水泡好大一会儿，把冻梨里面的冰泡出来。泡出来的冰全都均匀地包在梨的表面，光溜溜亮晶晶的。用小铁锤咯嘣一声敲掉或用手咔嚓一声剥去冰壳，里面的梨蛋儿就乖顺地蹦了出来。这么着，一家老小围着一盆冻梨坐在热炕头，耳听外面稀疏的爆竹声，在昏黄的烛光中或在不很亮的电灯泡下吃着冻梨。别看梨的外表又黑又丑，里面却白生生的，真个黑白分明。一咬，酸酸甜甜的梨汁忽一下子涌满口腔，继而刷一下子挤过喉咙凉瓦瓦兵分两路，一路向上直蹿脑门，一路向下顺肠胃冲往脚跟，顿时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淹没在漫无边际的酸酸甜甜的梨汁里。那一刻真是舒坦极了幸福极了，觉得人世间的幸福无非一颗冻梨。
再说磕头。记得有一年春节是在爷爷奶奶家过的。林姓是那个大屯子里的大家族，我的辈份又最小，见了谁都要磕头。光是太爷辈就有五位，爷爷辈有十二位，叔叔辈简直就数不清了，有的还光着屁股翘着小我都得管他叫叔了。磕头有顺序。先给家谱上的老祖宗磕。然后，由爷爷领着按家磕。受礼的长辈夫妇在炕正中正襟危坐，地正中置一蒲团。进门后我面对长辈跪在蒲团上，口说给大太爷磕头了，磕一个，又说给大太奶磕头了，再磕一个。接着二太爷二太奶三太爷三太奶……再往下是爷爷辈：二爷（我爷爷是老大）、二奶、三爷、三奶……。一路磕将下去。若非叔叔辈因人太多而免了，磕到日落也磕不完。即使不磕得头破血流，也磕得头晕眼花。实际上我也晕了。磕头是有赏钱的。因为晕了，也不记得赏钱给了没有、给了拿了没有。
后来“”来了，别说磕头，连家谱也被视为“四旧”，吓得爷爷赶紧藏进屋顶。冻梨则是我离家上大学后不见的。几十年来，几乎每到春节就想起冻梨，也留心找过冻梨，但再也没见到它那不起眼的、黑黑小小的身影。
有时细想，觉得冻梨和磕头的失去在现代中国是颇有象征意味的。磕头意味对先人、长辈以至传统的敬畏，冻梨意味一种简单的幸福。人没了敬畏之心，也就少了发乎内心的虔诚和道德自律，而代之以简单的幸福的，无疑是繁杂的幸福。
说实话，近些年来，只有外面汹涌澎湃惊天动地的鞭炮声提示我春节到了，过年了。没有冻梨，没有磕头，只是又长了一岁。我知道，春节之于我基本成了同昨天与明天没有区别的日子，成了大体寻常的1/365。
到了傍晚，外婆和彭嫂就带着我在门口玩，实际上我们在等家人回来，我家的亲人都是我们这么一个一个等回来的。
过年最大的享受是家
文/洪晃
我怕冷，不喜欢过年。然而，最好的童年记忆全在这个时候。
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是限量的，粮食每人一个月20斤，要用粮票才能买到；油每个月一人半斤，有油票，做衣服还有布票。临近过年，要买的东西就多了好多，虽然是定量，大家还是非常兴奋。我小时候每到过年都要和我家的保姆彭嫂一起去干面胡同口一个叫“黄门”的副食店买花生，那里总是排着长长的队，彭嫂生怕排到柜台的时候东西卖完了，所以每两分钟就派我跑到柜台旁边看一眼，还有多少货。除了瓜子、花生，还有外地捎来的年货，比如年糕、豆豉等等。我外婆是个比较小气的南方人，她把年货囤积在一个上了锁的小黑屋子里面，我听话的时候，她就让我进去跟她一起盘点年货，这也是过年的一大乐子。
过年滑雪永远是件大事，首先，胡同就成了滑冰场，我们一帮孩子，先把雪踩平做个滑道，然后跑老远起跑，到了滑道上收步，两腿稍微叉开一点，看谁能滑得最远。小时候的棉鞋都是白色塑料鞋底，一下雪我们就忙着把鞋底在石头台阶上磨平一点，为了滑得更远。
能与家人团聚也是小时候过年最期待的事情。我的童年正值，我爸在江西干校，我妈在湖北干校，跟我一辈的都插队去了。要等到冬天，农村没活了，大家才陆续回家。有时候我们会突然接到电报，特别简单几个字――几月几号哪班火车到。有的时候也没有电报就突然出现了，给我和在家的老人一个大惊喜。一般到了穿棉袄的时候，我外婆就开始惦记大家什么时候回来，到了傍晚，她和彭嫂就带着我在门口玩，实际上我们在等家人回来，我家的亲人都是我们这么一个一个等回来的。
大年夜，人到齐了，就热闹了，这时候，我外婆会非常慷慨地把小黑屋里的年货全部用光。
记得我妈去世前，我和小平从外面散步回到四合院门口，看见我妈牵着我女儿的手在门口东张西望，等我们回家吃饭，就像我小时候的情景在我眼前重演一遍。
所以，对我来说，过年最大的享受是“家”。
我们乘一切可乘之机，惊心动魄地偷一块糖果，一股惊心动魄的香甜在嘴里爆开一个味觉的爆竹，年就从那时开始过了。
怀念年的滋味
文/严歌苓
过年现在就是怀旧的同义词。
小时候的年是从秋天就开始过了，一直到三月，年才过完。一入深秋，家里的老人就开始腌咸肉、制风鸡、晾霉豆腐。糯米、山芋干、花生都是早早买来，收藏好，在好太阳天摊在大筛子里晾晒。我们总是在这些大筛子旁边打转，在老人们的高声斥骂中一次次偷嘴。其实并不是真贪吃一口生花生之类，快乐在于这一偷吃就提前过年了。随着年的逼近，家里的铁皮饼干箱里开始储起了糖果；半人高的火油筒里，盛满炒米麦芽糖的“欢团”；风干的板栗也被摘了下来，除去了灰尘，放进了大盖篮。我们乘一切可乘之机，惊心动魄地偷一块糖果或一个“欢团”，一股惊心动魄的香甜在嘴里爆开一个味觉的爆竹，年就从那时开始过了。
年夜来的时候，胃口已被吊到了极限，从多日前就开始的菜刀剁在砧板上的声音，“咚咚咚”地把我们敲睡着，敲醒来，成了紧敲不开幕的前奏锣鼓。接下来是锅铲敲打铁锅，食物落进滚油，我们对于过年的期盼在这喧闹高潮中一触即发，一发不可收拾。
长大后老是问自己，什么是幸福。现在看来，幸福就是你最想被满足的时候得到了满足。当老辈将童年的我搁在垫了枕头的椅子上，吃到第一口蛋饺粉丝汤时，那份满足啊！一个长长的期盼被满足了，下一个期盼又开始了。年夜饭尚未结束，外面就响起爆竹。老辈拿出新衣新鞋新袜子，从里到外给我换上，为了让我在体面上绝不输给任何一家的孩子。新絮的棉触在身上，暖洋洋的如同随我移动的襁褓。这就是孩子从上一个春节结束后就开始翘首以待的时刻了：鲜的艳的尽穿戴出来比赛；还有手上提的纱绸灯笼，鲤鱼、蝴蝶、莲荷，各色图案应有尽有；一年只有一次的玩火，使大片欢乐中总有一丝的忐忑。对于孩子，极致的快乐都应有那么一点不安全。
在汤圆的甜香味里醒来后，就是对压岁钱的期盼了。那是我一生第一个帐户，后来期间，我这个小帐户里的积蓄贷给了母亲，做为父亲工资冻结后的家庭支出。物资最贫乏的时刻，过年主要是靠气氛。“霉干菜烧肉”里没什么肉，用过量的猪油和糖色使它照样色香味俱全，至少在那种情形下是色香味俱全的。我照样期盼新衣，尽管新衣是母亲的旧衣改制的，棉袄面子是祖母的绸旗袍，里子絮是弹松的旧丝棉，毛衣更是好办，拆了再织，翻新花样的空间自然很大。结了很多疙瘩的毛线，织成毛衣却是崭新，原料越旧，母亲和祖母设计得越大胆，成果便愈发别致，愈发引出我的狂喜。
所有的年货吃完，就是三月了。我也该脱下长久以来舍不得脱的新棉袄、新棉鞋。用报纸包起纱绸宫灯，存放到高大柜子的顶上。一个年这才徐徐的、徐徐地收尾。
一回回飞过太平洋，着陆北京，就因为念旧，因为年曾经是那样过的。
春节“编年史”：集体记忆
50年代：过个“翻身年”
1949年12月23日，中央《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每年春节放假三天，以示庆贺。再也没有旧社会的“年关难过”的苦楚，春节家家供上像，大年初一第一件事是给拜年。
60年代：过年在公共食堂
大街小巷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家户户贴春联、像，大街上挂着五颜六色的标语，除夕夜各生产队集体食堂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大家放开肚皮拼命吃，想将一年来亏空的油水，都一下子吃回来。
70年代：春节也要干革命
“高门儿大嗓干到腊月二十九，大年三十不歇脚，吃完饺子，初一早上再动手。”典型的过节场面是，一家人在昏黄的灯光下吃年夜饭。桌上，一块砖用红纸包着，上面端放着一尊半身像和左右两只摇曳的红蜡烛，还有素菜和一盘白菜包的饺子。
80年代：看春晚过春节
1983年春晚的诞生被称为一个奇迹，晚会上李谷一演唱了《乡恋》。春节前“抢购”彩电是80年代的一景儿。1987年的春晚，想上厕所的人忍了又忍，生怕错过了《冬天里的一把火》以及节目间穿插公布的有奖谜语。
90年代：春节变成黄金周
1994年，北京禁放爆竹，家家吃了年夜饭就躲在房里看春晚；1996年的春节有了最长的假期，从初一到初七；1999年春晚最流行的歌是《常回家看看》――“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就盼个团团圆圆”。
21世纪：春运潮之外，寻找年味
到饭店吃年夜饭的人越来越多，年夜饭的规格越来越高；春节旅游成了潮流，更多人涌向新马泰、欧美；除了选购传统年货，很多人奔向汽车交易市场，将中意的小车开回家。年根底下，还是有如潮的人群奔向车站和机场，要赶在大年三十前回家团圆。更多的人一边留守城市一边慨叹：年味真是越来越淡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