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思想考古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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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思想考古”？ “所谓思想考古，即是借鉴历史学和人类文化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方法，去思想家生活、求学、家居、从业的地方进行详细的实地考察，以感受和体验研究对象的情感、思绪，把思想家的思想还原为在具体情境中的思想，找到其思想学说或行为的外在根据，并进而印证或质疑某些史书中对思想家的言行记载，对某些语焉不详的史料或有争议的问题做出分析与考辨。”这是郑晓江教授在其著作《八千里路云和月——寻访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的足迹》（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中揭橥的一种新的学术方法，并在《神游千古——寻访历史文化伟人》中得到进一步贯彻和完善。

显而易见，这种学术方法的探索与思考的逻辑起点在于当下学术研究的窘境，并深深植根于古今中外学术研究理论资源的沃土。这种对学术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探索，无疑体现了当代中国学人自觉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术情怀。当它逐渐丰富完善的时候，势必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并成为中国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

一、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令中国学人深感困惑与尴尬的是，整个20世纪的学术研究无可逃避的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研究

从20世纪初期的进化论，到20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再到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中的各种新方法，渐次展开的学术研究景观展示的是“拿来”或“舶来”的姿态。盲目相信一种理论不是理智上的美德，而是理智上的犯罪。

至于90年代，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学人的本土意识开始觉醒，民族主义思潮开始盛行，尤其是“后殖民理论”的“东方主义”的推波助澜，让“天朝帝国”的学界后裔们信心倍增。于是，从反思20世纪80年代浮躁空疏、寄心时政的学风开始，进而追溯和检讨“五四”学人所开创的学术范式，一场具有鲜明民族性的学术转型开始了。

最近十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始回归文献。但是，回归文献的经典重读或解读是否能够“还原历史”和多大程度上“还原历史”呢？回归文献后的分析理论是本土重建的理论框架还是一如既往的沿袭西方的理论话语呢？回归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唯一正途吗？正是在这种“问题意识”的导引下，郑先生开始了对学术方法的反思。

对回归文献的经典重读，郑先生别有会心：“我所运用的方法主要是：先对经典进行解读，之后提升出若干观念进行分类，再就是逻辑的叙述，最后将这些分析出来的东西与思想史的发展作一比较，引申出其优点与缺陷，阐明其影响和地位。这样的方法当然有其优越性，但我后来进行了一些反省，发现：若从人生观与死亡观的角度来看，人们的思想必有一个变化相当大的过程，生死观可以说是个我化色彩最强的思想系统；而且，更成问题的是，人们说出来的与写出来的东西往往与真实的生活、人生的践履有区别，有时区别还很大，甚至完全相反，所以仅仅局限在文献的研究和解读中是很难真正把握中国人生哲学史的全貌的，尤其不能深入地体验思想家的生命情怀和生活意境。”

走出书斋后的他在进行详细的实地考察后深深体会到了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遗训。比如，一个传世文献的陈述，即使明显可信，很多人都相信它，可是它也可能是伪科学的，而一个陈述虽然是不能让人相信的，也没有人相信它，但在科学上可能是有价值的。这里面有一个言意矛盾的问题。言意矛盾在古今中外各种语言中都存在，语言与思想存在着距离，传世文献中保存的东西绝非思想家的思想原貌。第一，存在“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矛盾。有些只可意会的东西，思想家也难以言传。第二，存在“言不由衷”的困境。比如中国古代“为尊者讳”相沿成习，文字狱绵延不断，所以“春秋笔法”实乃中国古代富有特色的写作原则。第三，“思想家思想的变化远远大于其著作中表述的观念，而这种变化往往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具体的生活环境之中。”这后一点在笔者看来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类和人创造的历史都在不断变化中，而在变化中去看待历史和人性本身的发展，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以来就一直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观念和方法。

基于此，郑先生认为，在传世文献中，许多东西被刻意回避，许多东西被有意识地隐蔽起来、深藏起来。因此仅仅从经典的解读入手去研究思想家的思想是远远不够的，至少也是不全面的。所以，他倡导引入“思想考古”的方法。自1999年以来，郑先生前后耗时三年，行程上万公里，对13个中国历史上的学术文化大师如王安石、黄庭坚、周敦颐、陆象山等的遗踪进行了深入的寻访。“他不辞辛劳，走遍很多的偏僻的乡村，走过不少崎岖的山路，从祠宇、碑碣、荒墓之间，从残存的文献和故老的口头上，探得了许多珍贵的典故旧事，厘清了一些存疑的思想关节，显露了若干隐晦的事迹。”

二、“思想考古”方法不仅因其鲜明的针对性而具有充分的解释力，而且由于它植根于古今中外学术研究的理论资源沃土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人坚守本土化立场和中西融合的开阔胸襟而催生的众多学术方法的共同特色。郑先生坦言，其“思想考古的方法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建基于两个方法之上：一是中国历史学研究中具有悠久传统的‘行走历史’的方法……来源之二是出现于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年鉴学派。”

对于“行走历史”，古今中外代不乏人。中国的司马迁、顾炎武、万斯同、朱希祖、翦伯赞、谭其骧等历史学者都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践履者。西方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也同样是在遍历各地历史遗迹、考察各地民俗风情后完成自己的辉煌著述的。古今中外的学者，绝不仅仅在书斋爬梳文字，皓首穷经，他们历来重视游历以增见闻，以证载籍。他们每到一处，无不凭吊历史遗迹，发思古之幽情，在自然山水中寻觅诗歌创作的灵感和安顿自己疲惫的心灵。

对于“年鉴学派”关于“历史只有从叙述的变为解释的，它才能成为一种科学”的“问题史学”，前此后此的西方史学理论也有一以贯之的传统。

其实，“思想考古”的方法，也受惠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闻一多的“三重证据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指出：“吾辈生于今日，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闻一多在此基础上，倡导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这种将现代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要求熟悉传世文献，然后再去关注文化实物遗存。

《八千里路云和月》等著作既为“思想考古”之作，便带有田野调查的特点和游历的性质，但却散发着浓郁的学术气息，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素养，而不像时下有些学者借讲学和学术会议之机，游山玩水，舞文弄墨，发思古之“矫情”之类的“泛文化散文”。他更多的是关注思想家的故居、墓碑、家谱族谱、乡贤的口承传说故事等等，有着更深广的人文情怀和实践精神，而这往往是学院派轻视或匮乏的。

也正因为如此，他说这本书“不知是何文体”。笔者认为，这种无法定位自己著作文体的尴尬，恰好说明这种学术方法的内在张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它势必在“文化散文”和“学者散文”的大潮中独立潮头。无论是“文化散文”还是“学者散文”，都有让知识走向公共化的美好愿望。在这一点上，郑先生这本著作的平民视野以及现场感尤其引人注目。清华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张岂之为该书所作的序认为，“为推进中国哲学的研究及普及化，不但在研究方法上应有所创新，而且在勾勒历史上哲学家的思想亦应力求立体化，使更多的读者能从中受益。”可以说，郑先生这部著作完全达到了这种效果。

考古是为了能发掘传世文献中没有的的东西，思想考古是为了还原历史。我们坚信，沿着这种富有创新精神的学术理路，在进一步的思想考古中，郑先生一定能够丰富、完善和提升这一方法。当它达到一定的理论含量时，势必成为中国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

参考文献：

[1] 季羡林.东方文化与东方文明[J].文艺争鸣，1992，(２).

[2]陈平原.走出五四[M].学者的人间情怀[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70.

[3] 陈平原.史家的位置[J].读书，1992，（7）.

[4] 李泽厚.与陈明对谈[A].世纪新梦[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