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幸福感来自藏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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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身书香门第却于岁月沉浮间体验过最清苦的日子；他是工科专家却在知命之年转行研究经济学并成为这个领域德高望重的知名人物；他的处事原则是“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哪怕一片赤子之心招人非议却也胸怀坦荡不改初衷。
――茅于轼，这位82岁高龄仍坚持讲学写作、心系民生大计的经济学家给这个物质膨胀时代下的我们树立起了一座精神财富的丰碑。
早在八十年代，时为铁道部工程师的茅于轼自我摸索出第一本经济学著作《择优分配原理》，揭示了经济最优分配的真理，启蒙了学术界；斗转星移三十余年，他研学不止诲人不倦，讲学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更是笔耕不辍地著文，向大众普及经济学知识与财富理论；茅于轼亲率创办的富平家政学校和乡村小额贷款项目帮助中低收入者走向了富裕，期间几多辛劳几多甘苦……
在记者采访前几日，茅于轼刚从外地参会回京，老人家不惧舟车劳顿，鞠躬尽瘁地践行自己的“富民”理想。
经济界的“鲁迅”
鲁迅弃医从文为疗治民族的灵魂，茅于轼从工科转到经济领域的研究，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
一切要从茅于轼书香名门的家世说起，祖父茅乃登是清末的武官，曾参加辛亥革命；父亲是国内著名铁路运输专家茅以新，而他的二伯父便是享誉中外的著名桥梁学家茅以升。浓郁的家庭文化熏陶之下，茅于轼子承父业攻读了机械专业。毕业后做了火车司机、工程师，后被调到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
“当时我参与两个项目的论证与评估工作：青藏铁路线的立项论证、铁道部淘汰蒸汽机机车改用内燃机车的评估。”就在这两个项目的论证过程中，茅于轼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变得富强，更需要经济学。”从此，茅于轼放弃工科开始发奋学习经济学知识，他的人生新篇章也由此写就。
1979年茅于轼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1981年，他参加了计量经济学研讨班，研读西方经济著作，不断完善自己的构想。1984年，茅于轼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1985年，《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问世，一时间人们口口传颂，业界轰动。1993年，退休后的茅于轼与拥有共同理念的经济学家盛洪等人创办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这所非盈利的学术机构贡献着针砭时政、问诊经济命脉的重要力量。
立著作于不朽,树威望于天下。或许，我们失去了一位诸如茅以新、茅以升优秀的机械专家，但是我们拥有了一位将民生社稷放在心坎上的经济学家。
为生民立命
茅于轼特别关注社会中低收入者和农民的经济状况，他在山西农村创办的民间小额贷款试点帮助大批农民创造了自己的财富，富平学校更是他对于低收入者的直接救济和慈善。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后，茅于轼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公益事业上。
“有一次，一个山西临县龙水头村一个贫困孩子给我写信，说龙水头村还有更困难的学生。于是我就决定了以私人资本的方式，从事小额贷款扶贫工作。两个半农民养活一个城市人，中国农民不脱贫，中国人怎么能走向共同富裕？农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有劳动、生产的能力，却没有生产的资金。我实现贷款试点的初衷是给有劳动力的人一定的资本，使得他们能够有一些钱财实现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茅于轼这样述说了小额贷款试点的来龙去脉。
1993年，龙水头村开始发放小额贷款。从最初的茅于轼个人现金500元的启动资金发展到现如今百余万的互助资金款项，18载披星戴月的风雨路，富足了贫困地区的农民，也为融资渠道的扩宽开一扇新门。
然而，目前中国的民间信贷组织还没有合法化，运作起来诸多不便，茅于轼创立的小额贷款项目也经过一段艰辛的历程。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2614家，对于未来如何规范民间金融机构，茅于轼解释说：“由于没有法律上的保障，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还远远不够开放。继续规范民间贷款机构的方式是使得提供服务的机构本身变成真正的金融业。这需要贷款机构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银监会、证监会的监督。”
龙水头村项目的成功，使茅于轼对信用价值和小额贷款的信心倍增。2002年3月,他在北京通州区张湾镇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民办非赢利家政学校――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富平学校最特殊的地方在于贫困者入学时可不交学杂费，培训结束上岗后，以工资分期付款的形式偿还。“富平”这个校名也是茅于轼亲自给起的，一是因为“富平”和“扶贫”谐音，二是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使平民百姓富起来”的美好愿望。在记者看来，此举颇有富民平天下之风。
以国家富强为己任，以民生富强为要务，这未必是经济学家的职责，却被茅于轼演绎成了自我的本色。
智者的宽容
不可否认，敢说敢做的个人风格把茅于轼推入了一场又一场舆论风暴的中心，面对公众的质疑和非议，他自己反而泰然自得、宠辱不惊。
茅于轼不仅身先士卒帮助中低收入者，激励并唤醒了更多人开始努力获取财富，也大量撰文呼吁人们抛弃仇富观念，鼓励致富光荣 。“富人的金钱是正当的而不是剥削而来的”、“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等等言论把他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对于外界的非议和纷争，茅于轼从来不去辩解，“听的多了，习惯了。”
有学者评价茅于轼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敢于讲真话最接近真理的的经济学家，无论如何，他是在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剩下的，去留无意荣辱不惊。
生活中的茅于轼温和慈祥，坦诚率直，他没有大人物的架子，无论跟谁说话都自称“茅于轼”，给年轻人写信，最后落款也是“茅于轼上”。他不喜豪华奢侈、不擅言辞、质朴平凡而快乐明净。
水一样的智者，以自身的澄澈涤荡世间的浊尘，山一样的仁者，包容下所有或褒或贬不同的声音。茅于轼称现在的他处于人生中的“黄金时代”，一切山河静好，岁月流金。
财富人物 FACE TO FACE
物质享受不一定等同于幸福，在茅于轼眼中，个人或者国家的幸福最大化却是真真正正的财富。
《卓越理财》：您激励并帮助更多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获取财富，在您看来，金钱对于人生的重要性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追求财富?
茅于轼：人们在收入低的时候，金钱对于他们是最重要的，是生存的必须，收入高了以后，金钱的重要性就越来越降低了。我们国家从一个贫穷的状态发展到中等收入层次，我们也应该经历一个金钱很重要到金钱越来越不重要的过程。生活中有很多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是我们要追求的，可是一些人的金钱观念还没有科学地转变过来。
财富创造是需要双赢的，按照市场规制来分配财富，这中间会有或多或少的不公平，因此我们需要用市场之外的方法包括政府力量和民间机构来调节财富分配。
《卓越理财》：您对幸福有自己一套独到的阐述，您的“幸福最大化理论”、“用幸福指数代替GDP指数来衡量国民经济发展”为人津津乐道，能详细阐述吗？
茅于轼：事实上，财富的增加并不能带来幸福的相应增加。物质享受有饱和点，人的终极追求不是金钱、物质、财富，而是幸福最大化，根据帕累托改进，没有人受损，而至少有一个人受益，整个社会的幸福总量因此而增加。我倡导大家去追求一个幸福极大化的社会，而不是财富的极大化。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做那些不使任何一个人受到损害，而使至少一个人受益的具体行动来响应全民的幸福最大化。
《卓越理财》：您平时怎样打理自己的财富，如何花钱，都做哪些投资？
茅于轼：我自己不做投资，存款放在银行，自己没有购置房产，也没有功夫来理财，虽然我的财产在通胀背景下会缩水，但是这并不妨碍自己的日常生活。
果然，他的幸福风清月白，无关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