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声音:“中国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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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文

在我拍纪实——尤其是工业纪实的过程中，我始终把握“自然”、“随意”这两点。当然，这种随意不是无原则的，也不是丢弃造型艺术、色彩管理的基本规律，我所追求的是人物和环境之间，人的生活状态、生产状态中呈现出来的自然。我不喜欢做作的东西，我追其自然状态下的人，那种自然是最真实、最生动的，这是我创作中一直把握的风格。

我真正抓紧拍东北老工业，是在它渐渐远离人们视野、渐渐被后人淡忘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一句话，要想拍好工业摄影题材的作品，一定要和工人交朋友，把他们当自己兄弟。和他们真正融合在一起时，好照片就出来了。否则你就架在空中，只剩下技术、技巧、形式感，要想达到较高境界，还是很难的。

我很尊敬这些人，我就是想让这样的人成为我画面里的主角，我没法忘记他们。

有人说，越传统越边缘已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其实这是表象，追新求异是这个时代造就的思维定势，惯有的、常见的东西很容易被忽略，继而变得陌生。摄影领域，风光、人像、创意、观念……每个类别都有新锐元素不断加入，偶尔回头，发现纪实摄影如同一位耄耋老者，被淹没在众声喧哗的话语环境里静默不语。

翻开陈小波《他们为什么要摄影》（纪实卷），只需看一遍目录，就会陷入沉思，关于过往，关于生命，关于得失，还有喧嚣与寂静、精神与物质、功利与淡泊的矛盾抉择……纪实摄影的力量，着实无法抵挡。可曾想过，如果没有纪实摄影，没有几十年执着坚守的纪实摄影师，摄影领域会留有多大的空白，有谁能在这失重的现实面前无动于衷？

采访之前，想起陈小波的自序，“我具备与人言的修为与道行了吗？”这句话压在心上，沉甸甸的。又看到胡武功的谈话内容：“我过去是爱皱眉头，那是个人一种下意识的习惯，但不排除对一些胆大的无知者以及善良的附和者的不屑”。我深怕自己肤浅的谈话会使电话那边眉头紧锁，于是仔细看了手头的资料，力求树立一个不无知，也不盲目附和的后辈形象。只可惜每次“全副武装”却无用武之地，胡老师出差外地，日程安排紧密，采访破费周折，有时候电话都接不通。

看完王玉文的资料，压力得到些许缓解，只因陈小波对他简短有力的评价——“霸气而惆怅”。再联想到东北人的性格，于是决定先采访这位拍摄东北老工业30多年的豪爽前辈。果不其然，这是一次愉悦的谈话，唯一的遗憾是，错过了与王老师在北京见面的机会，没有当面领略他的“霸气与惆怅”。

王老师的每个问题都离不开“人”，他坚持要拍身边事，要关注人，他作品中的主角是人，而不是作为“物”的大机器所带来的压抑感，我从中捕捉到的信息是：那个时代中人的存在感和不可替代性。有时候我会忘记这是工业题材的作品，觉得这是人类某一阶段的生存史，我们从这些影像中看到的是自己。愉悦的谈话之后，是无尽的思考。作品中工人手里的铁质饭盒、脖子上的白毛巾、寒冷冬天的大棉帽、二八自行车……那远去的一切，为现代化的新工业付出沉重代价。胡武功的采访终于在他出差回到西安后的第二天完成。在胡老师旅途劳累的情况下苦苦相逼，着实心有愧疚，但杂志出刊时间不容再拖，我只好铁了心让他紧锁眉头了。胡老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论家，他的每句话都寓意深刻、掷地有声，有时也会放慢语速：“要从人本出发，关注人性表现。”言谈中间也会听到他的笑声，似乎连这笑声，都带有了思考的意味。而他所拍摄的关于城市中的人的新作品，也着实让我眼前一亮，更是吸引了同事们的围观和评论，因为我们都想看到大师的新作。胡老师是纪实摄影的践行者、思想者，偶有的尖锐，恰恰是因为他的深刻，这种深刻是这个时代所缺乏的。

西北，东北，地理位置相隔甚远，却传来同样的声音，他们为普通人留影，为历史存档。其实，对五位摄影师而言，人本，是始终不变的情怀。厂矿基地，大山深处，乡村乡民，城市前沿……他们的摄影，是关于“中国人本”的合奏曲。

胡武功

摄影要明白三个问题，物象、镜像、影像。物象，物质的表象；我们用相机来记录物象的时候，就是镜头中看到的形象，即镜像，最后，通过镜像实现我们的影像，影像是很重要的，真正意义上的影像，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是英国评论家克莱夫·贝尔说过的。影像要有意义，也要有趣味，要拍摄带有象征性的物象。当然，只有意义也不行，跟说教差不多了，得有趣味，趣味是审美意义上的趣味，这种趣味加一种意义，就是我所追求的。有影、有义、无味，接近于说教；有味、无义，就是一种消费，一种娱乐，一种低俗，甚至是恶俗。

人的一切活动不应按物的尺度，更应按人的尺度进行，一切摄影都将打上人的生命的烙印。人是向往自由的，摄影必将是自由的象征。

作为这场中国影像革命的参与者，我不乏偏激，却正因此而有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