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的空气都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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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这边的蚊子都比内地的大，你想蚊子都长这么好，所以人都是饿不死的。”

故事的开头的结尾都与香港的电视台有关。

老亨1991年第一次来深圳，当时他是湖南老家一家烟草企业的员工，到深圳出差：“那时候到了深圳能看到香港的电视，翡翠台、明珠台，耳目一新，内地的电视都很枯燥，除了《渴望》就是《篱笆、女人和狗》，很土气，到了这边居然有这么多频道，而且到了夜里两三点钟还是这么多信息。”

而现在，老亨也成为一家香港商业电视台的管理者，曾经遥不可及的演播间，现在老亨站在里面拍摄着杂志的照片。

第一次深圳行留给老亨的印象绝不仅仅是香港的电视台，或许是带着无比的眷念，他一次又一次踏上南国的这片土地，“我们以前坐的火车都是硬座，后来坐广深城际，当时就有像沙发一样的背靠，还有服务员，像航空一样，这对内地过来的人是很大的触动，就像到了另一个国家一样。”对深圳早年的记忆早已掺杂在一起，从小在田野里长大的老亨记得最清楚的还是田野里的事，“我们湖南也有芭蕉，到深圳一看芭蕉叶都比那边的大，蔬菜也很壮硕，一看土地这么肥沃，就知道肯定饿不死人。深圳这边的蚊子都比内地的大，你想蚊子都长那么好，所以人都是饿不死的。”

老亨出生于湖南永州的农民家庭，1986年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家乡的烟草企业，相比其他同学而言，这个并不算理想的岗位老亨倒也过得有滋有味，“福利很好，免费有烟抽，天天有酒喝，工资也不低，女孩子又很多，我们还要组织青工出去旅游，走遍了祖国大好河山。”

也许只有买不到商务印书馆的某一本书时才会感到小城的些许不便，如果不是去了深圳，这点不便也会被老亨忽略掉的，还好他记得香港的电视、有沙发的火车以及身形饱满的蚊子。“因为我在北京念书，回到小城总觉得缺点什么，首先就是缺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对香港电视印象那么深。当时我就觉得能看到这么多电视是很幸福的事，那时候在家里除了《渴望》就是刚刚兴盛的卡拉OK，唱来唱去都是《恋曲1990》，其实这些歌曲也会吸引你不自觉地往这边走。”

老亨决定要前往深圳的时候，还跑到厦门大学先念了个研究生，“我为了稳妥一点，先读了个研究生再过来，但1 997年要想创业已经没有之前的氛围。”老亨回忆起1991年自己第一次去深圳，实际上已经嗅出了商机，“当时要是拿一筐力士香皂回内地就能翻一两倍。北京第一个买法拉利的李晓华就是来深圳看到那个饮料机，跑到北戴河卖可乐，赚取自己的第一桶金。”但是1991年要让福利待遇丰厚的烟企职工去倒卖皮鞋、包包什么的，根本不可能，“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做那些的不是待业青年就是劳改释放，所以不屑于去干。”

“如果说199l年来深圳个人能看到机会，那么1997年个人一眼看不到机会。这6年变化很快，商业门槛就变高了，你要成立公司，你要聘人，你要以公司名义接单，已经没有太多个人机会了。”

老亨说自己来深圳倒不是一定要做生意，“主要是觉得那里的空气都很自由，而且肯定饿不死，不管找什么工作肯定都比内地钱多。虽然烟厂也不缺钱，但是最多就是买一摩托车，后面再带一小城的姑娘。”

老亨很快在保险公司找到了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因为我是从烟厂出来的，所有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在保险公司感觉就像出去忽悠，有点空手道的感觉，这种做法不适合我。”没过多久，老事通过了深圳的公务员考试，稳稳当当做了8年公务员，这8年，老亨恰恰认为是最长学问的时候。

“公务员工资不高，但衣食无忧，它使我懂得了地方政府如何运作；它也有相对稳定的闲暇时候做一些事。1997年正好遇上金融风暴与上海崛起，很多人已经开始考虑不来深圳，2000年以后甚至很多深圳的精英走了，尤其是金融人才。我花了这么久时间决定来深圳，如果这个城市在走下坡路的话会有点失落感，于是那时候开始思考深圳到底是什么样的城市，有没有发展前途，它应该按照什么样的路径去发展，个人在这中间有什么机会，对于南方，对于中国，甚至对于世界有没有它的价值?”

2001年4月，老亨创办了个人网站“因特虎”，并提出“一切与深圳有关”的口号，聚集起一批深圳问题研究者。老亨把“因特虎”完全当做自己的爱好，“建网站第一年花掉我2万块，相当于我刚到深圳那一年的基本工资。”一个月前，老亨又将“因特虎”定位深圳学派，“我希望更有深度地介入这个现实的精神和意识形态领域，我的定位是艺术和学术。”老亨说自己不做时事评论，“声音很小、角色很小的时候，角度可以刁一点、偏激一点；大角色就不能再这样，我已经2年不说话了。”

“这个城市发展到现在，物质层面用王石的话讲，深圳已经不需要政府管它都会走得很好。深圳的中间阶层很成熟_了，但是这个城市的公共生活，特别是精英阶层的公共生活依然没有方式、没有规范。我认为深圳跟上海、北京相比，最缺的正是上流社会的榜样，上流社会的文化，上流社会的规矩。”

“改革开放本身是打破规矩的，上流社会的规矩是需要重新建立的。香港原来有，但是1997年后以英国人为主体建立起的上流社会也在溃散，香港现在的危机实际是上流社会的缺失带来了下层社会的贫穷。我们打倒了上流社会，普通老百姓能生活会更贫穷，因为上流社会在这儿，投资就会在这儿，机会也会在这儿，人们的上升通道同样在这儿。大学毕业生知道要往中产阶层走，再通过努力奋斗还有机会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上流社会本身荣誉高于财富，通过授勋，爵士、太平绅士等等，这些人又来做对社会有回馈的事。如果把这些人全部干掉了，整个社会就失去了平衡，中层没有上流社会可模仿他会乱来的，底层没了上升通道没了机会，尤其是内心的秩序被打乱，他也会慌。”

在老亨看来，经历30年经济迅猛发展的深圳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人们衡量所有东西的标准只有钱，但是钱今天有，明天可能就被偷掉了，可能被征税了，可能贬值了，所以内心始终焦虑。我们现在一赚了钱就是吃好、穿好，买更好的房，开更好的车，都会让人陷入恶性循环，这样钱一辈子都不够用。王石是把注意力转移了，他去登山，培养了一种高尚的爱好。”

是什么一直在支撵深圳的发展?老亨总结过三大动力：第一是个人自由，从内地的熟人社会到这个全新的移民社会，想做什么可以放开了做；第二个是重商主义，商业机会特别多，你想做事都能让你赚到钱；第三是城市主义，深圳的规划、发展起点非常高，对于内地人才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

然而这三大动力如今都遭遇瓶颈，老亨说：“现在个人没那么自由了，商业机会也没那么多了，城市病也出现了。这三者都需要升华。”老事强调，他所说的困境都是上流社会的困境，底层社会不存在，而接下来的10年，深圳的生活方式将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一群没头的中产阶级需要寻找新的

生活趣味，他们会花很多精力、金钱去做一些看起来没用的事，这些没用的事汇聚起来就会使这个城市变得有趣味，可讨论，可作为谈资。”老亨举例说，上海大约有60所大学，现在让深圳马上也建立60所大学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是深圳有别的出路，比如更多的私家博物馆将在这个城市出现，无论你是收藏高尔夫球具还是陶瓷器皿。

老亨让我们一定关注深圳的下一个10年，将会充满不确定的变数，将会五彩斑斓。“深圳其实也跟闪动的电视屏一样，它的产业基础是电子，它街上到处晃动的是各种屏幕，躁动不安，跳动不已，有活力但是没有成熟。”话题来到深圳新的标志，市政府所在的市民中心，“深圳不可能建个像白宫一样的建筑，也不能把自己的市政府建得像天安门一样，这种事可以发生在内地小城市，却不会发生在深圳，并不是深圳没有这样的建筑师和财力，只是深圳必须在这两者当中找到自己的造型，还要让大家觉得这就是深圳该干的事，所以它选择了红、黄、蓝三原色，让你去演绎出很多种颜色，做成一个大鹏展翅貌似丑陋的形象，它不允许完全模仿西方，也不愿意回到内地去，深圳唯一可把握的是我还年轻，深圳唯一不变的就是不停在变”。

17：20　大芬油画村

1989年，香港画商黄江首先把商品油画这种特殊的产业带进了大芬村。现在，这块0.4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经占据了全世界60％的行画市场，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油画交易额达到最高峰的4.3亿元。

在广州上完绘画培训班后就来到大芬，已经1年多时间，现在在楼道间租了一小块地方，算是有个自己的铺面。小冯非常谨慎，任何关于学画的时间、油画的价格、铺面的租金等问题一一回避。中途来过一位看画的顾客，小冯也只与对方交换了电话而绝不在记者面前谈论价格。

13：55　福田中央商务区

福田中央商务区总占地面积233公顷，与市民中心共同构成了深圳的中轴线。福田中央商务区规划有300多万平方米的商务办公面积，云集了会展中心、凤凰卫视等一批业内知名企业。

广西桂林人，2005年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由于男友是深圳人，自然而然定居深圳。丁芸最喜欢深圳的图书馆，不用办证、也不用查验身份证，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出，她同时希望深圳的人情味能更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