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社会话语就是纪录片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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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南方周末》在北京举办了首届中国独立影像节。周浩和同事在影像节上看了很多影片。私下，他指着获一等奖的片子，说了句很狂的话：“你们给我两年时间，我也能拍这样的片子。”
从北京回来后，他就买了台SONY的DV，开始了第一个拍摄计划。
周浩拍摄纪录片《高三》，源于两个启发。其一，是有“直接大师”之称的纪录片导演弗雷德里克・怀斯曼。这位77岁的美国人曾在1968年拍摄了片长75分钟的纪录片《高中》。其二，是香港女导演张虹的作品《中学》。
周浩的身份是新闻记者。
2007年，正值中国高考制度改革30周年，由原先的“黑色7月”到今天的“黑色6月”，举国牵动的高考，究竟应该呈现和纪录哪些变化？定题后，周浩开始了紧锣密鼓的选址工作。谁料，出师并不顺利。列入首选的名校――湖北黄冈中学拒绝了周浩。一筹莫展之际，《南方周末》的老同事方三文（现任网易总编辑）帮忙联系了老家福建某县城中学，经考察，周浩颇满意地定下拍摄方案。
10多年的新闻记者生涯决定了周浩一定只拍有人关注的片子。
我觉得《高三》能获奖
自从1990年周浩购得一台江西产亚西卡135照相机后，就此迷上摄影，并由一名工科生变为摄影记者。在2000年，周浩由新华社贵州分社移师《南方周末》，并成为广州平面媒体圈里第一个做影像的。
第一部作品《厚街》诞生后，周浩步履稳健地释放多年的积淀，逐渐由摄影记者转型成为纪录片导演。如今，周浩仍是南方报业集团的一分子。他的老板给他特殊的弹性时间以及创作空间，并不断往这间打着独立制作旗号的工作室投入经费。
2004年至2005年，周浩数十次奔往福建武平。按照计划，他要如实记录78位学生和一位老师在高三这一整年的喜怒哀乐。第一次进班，周浩就非常坦诚地告诉大家，自己要来干什么事，而这份纪录是需要大家与他配合共同完成的。周浩对学生说：“你们是参与者，回报是公平的，很多人想再次看见自己中学时的模样，但大多数都无法看到了。”《高三》获奖后，班主任王锦春说，这片子是我这个教书匠送给女儿最好的礼物。
在他的镜头下，这群孩子就这样快乐、焦虑而矛盾地迎接高考。
那时，周浩以广州为圆点，时往南时往北地同时拍摄好几部片子。每隔一两个月，周浩又会风尘仆仆地赶到武平县一中，呆上一星期至20天。这时候，周浩镜头里又会突然捕捉到某些变化，这些变化就好像是故事的起承转合，把高三学生真实、曲折而又令人期待的片段一一展现给观众。
《高三》在香港参评的那段日子，周浩几乎每场必到。他把别人的纪录片挨个全看完，然后扔下一句话：“我觉得这次可以得奖。”
后来《高三》果然得了奖。
我身上有“庸俗的亲和力”
和“被忽视”这些优点
“当一台摄影机直指你最漫不经心的日常举动时，你难道就不会试图去修饰那些生活吗？”有人这样问。
周浩一抿嘴，笑得有些狡黠：“拿机器拍摄的第一、二天，他们也许会羞涩或者拘谨，再以后就司空见惯了。况且，我身上具备了‘庸俗的亲和力’和‘被忽视’这些优点。”
在第一部纪录片《厚街》里，周浩影片中那些人失业、穷困潦倒，打架、甚至在出租屋里接生孩子……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文弱的周浩如何不让那些人对他产生敌视和排斥？周浩解释道，除了“庸俗”和“被忽视”之外，他还注入了百倍的诚意，并让那些被访者真切地感受到这点。
拍摄《厚街》时出现了一些小插曲：在《厚街》里有段生孩子的镜头，当时正逢周浩出差，这是他的太太吉江虹拍摄的；还有一段是打群架，只见菜刀在镜头前飞舞，非常惊心动魄。周浩后来回忆当时的场景时说：“也没感到怕，一个是光线暗，我扛着机器，盯着取景框，也没看清楚菜刀在哪。另外，也就是一种直觉，应该冲上去拍，就上去了。”
“在《高三》的拍摄期间，开始是些调皮的男孩子大着胆子叫我‘浩哥’，后来全班78个人都这么叫。”周浩承认当时心里有一种被视为同类的喜悦感，并认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成功了。
与一位日本导演聊天时，周浩问他最想看到中国出品什么风格的纪录片。那位导演答：比如，拍一名北京交警，看他一天是如何工作和生活的。周浩顿时豁然开朗：拍摄纪录片不就是从一个很小的剖面来见证社会发展吗？而纪录片本身就有对社会公共空间给予关注的潜在功能。
交谈中，周浩给人敏感而又细腻的印象。他常会在不经意间指着玻璃窗外的行人举例子，或者说起纪录片的功能，将其喻为一面镜子或者街边的一滩水，偶尔路过的时候看一眼自己，然后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原来长这样。”周浩说，在西方某国就曾有人拍一个街区，每隔几个钟头拍一段，持续多次后，就会发现变化随时存在。如在贵阳市繁华的中华北路，只要你愿意花两三年时间去拍，就一定能发现很多东西。无论电影还是纪录片，有变化也就有了矛盾和张力。周浩选择纪录片题材的同时，他常会凭直觉去判断这些故事里是否会产生变化。比如他拍《厚街》，片中出现的4个女子中有3个已经怀孕，可当时他并不知道，只是觉得会有变化。
周浩喜欢看书，好静。可是他自己说他还不够安静，“如果再安静一些，再能沉得下心来，还能做得更好。”他是一个勤奋的人，喜欢看电影，也喜欢去研究各类影片。“电影本有娱乐的成分，而我更喜欢那些安静、富于想象空间的电影，就像武侠小说里，最高的武功是‘无招胜有招’一样”。
社会话语
周浩的脑子里会时常蹦出意想不到的妙点子。周浩认为，这源于他在南方报业集团那几年培养的策划创新思维。
比如他正构思一个本子，拟名为《一个手机号的旅行记》。瑞典作家拉格洛夫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里将旅行途中的奇闻集结一起，在周浩看来非常有趣并颇受启发，由此展开了他的奇思妙想：在一个设定好的年限里，一个手机号码经历了几位不同的主人，其中有拼了命要出国的学生，有毒贩、有企业主，有男，有女……
还有叫做《棉花》的本子：种棉花的中国农民，将棉花制成布料销售的小贩，成衣制造者，牛仔裤出口商，以及这块棉花的终端――一名身着牛仔裤的外国青年。周浩说，这些东西无论是作为纪录片还是电影的脚本，光看剧情就已足够吸引眼球。生活有时是比电影还精彩的。
尽管周浩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和自由度很大，但与同等资历的老友们相比，他的工资仍显微薄。太太吉江虹的工资一直比他高得多。但用周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很多时候人不能要求既要盆盈钵满，又要做你喜欢的东西，那样就太贪了”。
周浩获奖后，《南方周末》曾对他有一次采访，文中有一段对周浩的评价：某个素材，10个人萌生了拍摄想法，结果两个去拍了，最后只有一个人把它剪辑出来。这人就是周浩。
拍片苦不苦？周浩轻描淡写地举了个例子：一次，他与云南社科院一研究员，徒步穿越“三江并流”，做一个相关的地理报道。有一天，他们从1800米爬到4050米，最后又下到1700米。其间，过沟壑，过雪山。他们走了整整12个小时，迷路，疲惫，心慌，使得他们边走边骂。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却老念叨：“什么时候能再去走一趟？”他说，拍片其实就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
周浩一直有个愿望：“到60岁之前拍上20部片子，而观众在看这些片子时不会中途离场，我就知足了。”
后 记
在周浩的博客上，记者找到了这样一段话：
那天，有一个朋友说，“你为什么每部片名都是两字？”
《厚街》、《高三》、《龙哥》（后面的《棉花》、《冠军》、《艺人》……），我也说不清，是有点好玩。
他只是觉得好玩，觉得自己可以做好，然后就去做，接着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