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古,同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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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文门外住过的老北京人，都会感叹那里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美轮美奂的高楼大厦密如林、严如阵，上接云飞不止的高天，下临车流不断的长街。只是不见了那温馨恬适的四合院。它们虽然残存在儿时的记忆中，却和那些翅膀闪着光的“老竿儿”（蜻蜓）和花市上那些足以乱真的纸花一齐消失了。可是别忙，要是转到那座人气旺盛的新世界大厦后面瞧瞧，您就会发现，这里竟藏着一座朱门灰墙、绿柱青瓦、彩绘栋梁的四合院。这是哪位王爷留下的王府，还是哪位富商置下的宅第？都不是，这里竟和大名鼎鼎的同仁堂有关。

说到这儿，有人定会说：“同仁堂不是在前门外大栅栏吗？”

的确，同仁堂自打康熙年间在大栅栏开业，就没挪过地方。那么这所雅致漂亮的四合院和同仁堂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得上溯到明朝永乐年间了。

真实的追溯

那时有一位叫乐良才的铃医，从浙江宁波“北漂”到京城来闯荡。历经数代之后，一位叫乐显扬的乐家传人，成了太医院的吏目（相当于今天的主任或副主任医师）。乐显扬不仅医术高明，善辨药材，尤其可贵的是，他医德高尚，胸怀博大。他利用在太医院任职的机会，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宫廷秘方及民间验方和医书经典上的经典药方。那时，他常在自己的府第中，为人诊病，整理药方。他曾对儿子说，自己最喜欢“同仁”二字。为此，康熙已酉年（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他还请著名的宫廷书法家孙岳颁题了一块“同仁堂”的匾。康熙喜爱书法，尤喜董其昌的字，孙岳颁的书法深得董其昌之妙，因而常被康熙指定，御碑。

乐显扬有个儿子叫乐凤鸣，乐显扬逝世后，他决心放弃功名，尊从父训，以从事医药为己任。康熙壬午年（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乐凤鸣在大栅栏开设了同仁堂药店。为了表示对父亲的教诲永志不忘，便把那块孙岳颁题写的“同仁堂”匾悬于店中。因此，同仁堂在大栅栏建店虽是1702年的事，却是从乐显扬立下“同仁堂”的康熙已酉年，即公元1669年为肇始年。由此算来，同仁堂建店已经340年了。可惜的是，那块由孙岳颁题写的“同仁堂”匾，不幸在中惨遭厄运。有人说，它被当作“四旧”毁于烈火中，有人说，它下落不明。甚至，连照片都难寻觅到一张。长期以来，人们只能从老职工的描述中，略知一些“老匾”的情况。

同仁堂在历史上就善于用公益活动提升自己的形象。清代，每到大比之年，各地来京的举子们往往会为水土不服而苦恼，南方来的，嫌北京的天气干燥，北方来的，又觉得北京天气太热。于是望天兴叹的，搓手顿足的，祈神拜佛的，不一而足。但是都没有用……

这时，同仁堂竟为来京赶考的举子们送来了免费的平安药。这些平安药不仅能提神醒脑，去热清火，而且都装在精致的青花小瓷瓶中，瓶子上面有“同仁堂，平安药”的字样。这些青花小瓷瓶又装在一个个精致的小盒中，小盒上面都有举人的名字，“张好古”“李成龙”“王登榜”等等，清清楚楚，人人有份。那些远离家乡的举子们见了，怎么能不对同仁堂心存感激。有人金榜高中后，还特意到同仁堂来道谢。

现在的同仁堂，已经采用现代化的生产线进行生产了。可是300年来，同仁堂却是用碾、磨、铡、切等传统手工手艺生产的。同仁堂却有经过长期考验，独特有效的配方，一套祖传的，严格的管理办法和世代严格执行的准则“炮制虽烦必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因此，同仁堂的药效果显著，质量过硬，有口皆碑。故宫至今还收藏有清代同仁堂的药丸，它们不仅没有变质，而且还散发着淡淡的药香……

同仁堂曾经被称为“大清药王”，它供奉御药188年，保过清代8位皇上的“龙体安康”，在朝廷和民间享有盛誉。“供奉御药”是一件责任重大，不容稍有闪失的事，否则就有杀身之祸。这也是迫使同仁堂药物必须坚持质量第一的客观原因。当然，“供奉御药”，也享有一定的特权。同仁堂往宫里送药的药商，就持有朝廷发的“腰牌”，上面刻着持有者的姓名、年龄、体貌特征。凭着这个“腰牌”，就可以进出紫禁城，为御药房送药。

现在人们到大栅栏去，看到的同仁堂药店是一座三层仿古建筑，高大气派，华丽而又不失典雅。但是老同仁堂只有三间门面房，都是平房，而且是“下洼子门”，也就是店面比街面低，进门时不是上台阶，而是下台阶。这样下雨时街面上的水都汇集进来，据说象征着财源滚滚。为此，院子后边建了好几个很深的蓄水井，存水量很大，蓄下的雨水可以灌园泼街，这既是旧时商户崇尚风水的结果，又有节水的功能，更是为了节省建筑成本。也有人认为，这种“下洼子门”，是考虑到药铺的顾客中有许多都是病人，身体不好，下台阶要比上台阶省力，买了同仁堂的药之后，出门上台阶则是图个步步高升、日趋好转的吉兆。

这里，记录着历史

既然同仁堂在大栅栏340年都没有挪动，那崇文门高楼林立中的四合院又怎么和同仁堂扯上了关系呢？原来，这个“大宅门”分成两个院落，坐北朝南的是现在的同仁堂集团的办公场所，自然是“闲人莫入”；而坐南朝北的院落则是同仁堂博物馆。它闹中取静、古朴清雅，院中不仅有花卉，而且栽有许多药用植物，可供参观者大开眼界。同仁堂博物馆共有7个展厅，不仅反映了同仁堂的历史，而且反映了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铃医用的串铃、同仁堂的铜人、装“平安药”的青花小瓷瓶，供奉御药时的“腰牌”，还有清宫中收藏的同仁堂药物，以及当年药工们使用的各类工具。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当年中药店的陈设，以及一副同治年间的对联――“但愿世上人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其格调之高，胸怀之大，令人钦佩。

在同仁堂博物馆还可以看到由寿岂题写的“乐家老铺”匾额，寿岂是清代铁帽子王爷之一，他的书法别具一格。只是那块由孙岳颁题写的“老匾”芳踪难觅，实在是一大缺憾。不过，可喜的是，最近，同仁堂博物馆研究人员，原《同仁堂报》主编张海燕女士终于在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协助下，于1962年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找到了同仁堂老匾清晰的图像。据说，同仁堂领导正在考虑根据这张照片，进行仿制。这的确是一个善举，因为这块老匾不仅记录了同仁堂的历史，还是一件重要的见证。

当年，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义和团”运动。就在北京大闹义和团时，一场大火烧遍了大栅栏。眼看大火要烧到同仁堂的门庭时，同仁堂的伙计张翊亭冒死将这块老匾抢了出来，成为一段佳话。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同仁堂遭到了浩劫，联军士兵到同仁堂抢酒、毁物、索要钱财，把同仁堂糟蹋得不成样子。这些都被当时留下坚守同仁堂的老员工刘辅亭一一记录下来，并以《众难奇闻录》出版，成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期，难得的、翔实的史料。现在《众难奇闻录》已成为同仁堂博物馆诊藏的文献资料。

甭管是老北京，还是“北漂族”，要是有空，真该到深藏在崇文门外高楼大厦之中的那座雅致的四合院中去看看，去看看，什么叫传统对接现代，什么叫历史连接未来。总之，去怀旧、去畅想，去感受文化的悠远和厚重，去寻找开拓未来的思路，准保您大有收获。